世事如此难料,没想到赵公就这样永远地睡着了!听说赵公因癌症转移又住院了，我曾到北京医院去看他 , 那时他在接受化疗，很痛苦，不能讲话，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明白他想说的话，因为他的眼神儿告诉着我……。后来我去云南，又去了山东，还在想，等5月下旬我从山东回来，再去看他，可能奇迹已出现——经过治疗,赵公挺过了这一关,也许还能说话呢。谁知，那次竟是最后一面。5月22日，我人还在山东，他却不再醒来！

多少年过去了，有些事、有些人，如过眼烟云，随风飘逝。而有些则像经过电脑刻录般存储在心里，难以忘怀。比如——赵公。他的大名是赵伟之，虽官至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但大凡在九三学社中央工作的人,很少有人称其官职，上上下下都称呼他为赵公。

1983年这一年，九三学社史上发生了很多可圈可点的甚或可以重墨勾勒入册的大事；也可以说，这一年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经历了农村插队、工厂工人，十几年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的生活砥砺后，这一年5月，我满怀热望、理想和对未来的憧憬来到位于北京西四颁赏胡同九三学社中央机关，于我来说：这是个全新的工作环境 ，由此也认识了许多新的、开始走入我生活、进入我视野的人，与赵公的相识即是缘于这一年。

我先是被安排在社中央组织部工作，开始了解什么是九三学社，了解社员、社的各级组织。那时对九三学社的认识很浅，很皮毛。8月，我参加了社中央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开始前，社中央几位领导听说我是新来的，就来看我，他们边伸出手，边向我走来，热情地说：“好呵，好呵，欢迎你，李书同志！”。当时我还分不清谁是谁，只觉得很温馨。经人介绍，才知道并认识了九三学社中央领导孙承佩、赵伟之等人，（这时孙承佩是社中央副主席，赵伟之刚从天津调到社中央在孙承佩身边工作不久）这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李书同志”。我还有些脸红，不太习惯被人这样称呼呢，根本没有这已是同道了的意识。 这次全国工作会议主要是针对新形势新局面：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政策的逐步落实，倍使大家欢欣鼓舞，九三学社的任务不再是关门改造，而是充分发挥智力密集优势，面向社会开展科技咨询服务，社里好多老专家、老教授都以极大的热忱,把满腹的学问投入到办学、支农支边的工作；社的各级组织自1979年第三次社员代表大会有了很大变化，一个省有了好几个分社，需要建立起省级组织，而社章还没有省级组织，便采取临时办法叫省工作委员会或省工作委员会筹备小组；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纷纷想加入九三学社。面对这种新形势和任务，会议讨论并决定提前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议题即是审议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修改社章、选举新的领导机构。在这次重要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我听了时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哈尔滨分社常委安振东的报告，报告讲述的他三十多年来的坎坷经历及不平凡的事迹，深深触动了我，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不禁泪水涟涟 。社中央领导分配给我一个特别任务，把安振东报告整理出来，整理出三份：一份递交给社中央主席和所有副主席，一份递交给全委会，一份拟下发给所有社员。领导要求我三份分量不同，即详略不同，还要求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分别撰述。为安公进入九三学社常委会、当选社中央副主席做好准备工作。领导给我一星期时间完成，受安公精神感染、鼓舞，我一玩儿命，白天、黑夜连轴转，用了三天就交稿了，这是我到九三学社中央工作的第一个任务，当时还意识不到其有多重要，也没想到当领导们（楚九英、牟小东、李毅、赵伟之、孙承佩）一字字、一句句审核完我的文稿后，就同意并批准了我的“申请剩下的三天让我睡觉。”

经过筹备，社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3年12月2日至14日在京隆重召开，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参加了建社以来规模最大的这次九三学社的盛会。当时出席大会的有300多人，代表着全国11000多名社员的意愿和要求。我是第一组的小组秘书，这个组基本上都是来自北京的科研院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当时赵公全权负责大会，要求我们作小组秘书的对发言者每言必录，不仅要整理出简报，还要在参加情况汇报小组会时提出所在小组的问题和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及解决、处理的办法；晚上要校对简报，还要到各位代表住处去发放以保证代表们及时看到的简报、文件、材料 。另外要求照顾好我们这一组年长的代表的生活，随时向会务组反映他们的需求。赵公对我们所有上会工作人员要求甚严，尤其是小组秘书，不仅要求同各地方组织派来协助工作的同志搞好关系，拧成一股劲儿，还特别强调并要求我们树立服务意识，认真、合格地完成秘书的各项工作；要求我们广交朋友， 善于交朋友；自觉学习统战政策、统战知识。当时每个工作人员都很忙，很辛苦，但我能感到一种上下协调，团结一致，高效的负责任的良好秩序的运行。这次大会我受到了很大的训练，同时也近距离地感受到赵公的组织和行政能力。

由于太累了，也可能是由于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 心情与感受，现一篇短文不足以道其万一，当代表们撤退，我却心力交瘁，像崩溃了似的一下子病倒了。不知赵公怎么知道的，立即派自己的司机张小宝开车将我送回师大的家。而这时他还在京西宾馆忙着安排未竟事宜没有回家。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领导的专车。在这次大会上，赵公被选为社中央秘书长、社中央执行局委员。

因写安公的文章，我被调到社中央宣传部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有一次，机关里长工资，我因病住院不得与闻，出院后，才得知一些人长级长了工资，而没我什么事。我愤愤不平，觉得委屈，自己对工作出血出汗，不惜力，常加班加点，而那些人凭的是什么？我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一天下班后，径直去找赵公理论。毫不客气，上来就请他阐述长级长工资的标准, 如何理解,怎么解释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为什么不是德才兼备之人当领导?我不服，是骡子是马就应拉出来遛遛；记得当时我对他的工作予以了尖锐的批评，直斥他 : 是典型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他 ：只听汇报，“先入为主”，思维有定势，难道身为领导不知“兼听则明”？ 当领导的不顾事实，不愿承担责任和风险，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白薯！我说，如果这样，怎么能树立起好的机关作风？！……我还说，我不想干了，我在宣传部门，说一套行一套歪风邪气，假大空的东西，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还怎么写文去说服别人？我情绪激动，言词也很激烈，现在回想，也真是大不敬，而赵公始终平心静气在听，态度诚恳，语气和缓，给我做了半天思想工作 ，还说，接受我的批评，欢迎以后能常来谈谈。机关里的人，在听说了这件事后，有人说，嘿！铁树开花，哑巴说话啦（这是指我平时不怎么说话，像个哑巴）；有人说，你这不是守着和尚骂秃驴吗？能有你好果子吃吗！你死定了，今后还不得给你小鞋穿？也有人说,我要是领导,我请你走人!当然，还有人认为我说也白说，饶着自己还生气……。但是，事情并非像人们揣测的那样发生。一天，赵公叫我到他办公室，我直紧张，以为又犯什么错误了，他看见我却笑了，原来，赵公是请我替他去政协礼堂开会，让我拿着他的请柬去听王蒙的文学讲座。他说，知道你很喜欢文学，很喜欢研究文学，知道你和王蒙及他的作品也熟识，我想你一定喜欢听他讲座的，这张请柬你去最合适。我有些愕然，他接着说，你别顾虑，就当替我去开会，是我请你去的。回来把王蒙讲的告诉我，这是给你的任务呵。一席话，去掉了我的忐忑不安。我高高兴兴地去听了，受益匪浅，那是后话。后来，他对我说，踏进九三门，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政治，我们的工作需要理性对待才能做好。但这话的含义是在数十年后我方有入世体会和悟道。

因为是在宣传部，各种大小会议很多，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厌倦，就以有“恐会症”，身体欠佳为由拒绝上会。我要求调离，要求看大门，反正至少调离宣传部。后来，我在领导安排下，“重现江湖”，又出现在大小会议上，很多认识的地方组织的人都对我嘘寒问暖,都问我身体怎样,好些了没有?不止一个人对我说, 是赵公告诉他们说我工作很尽心尽力，文笔很好,没来开会是身体不好,等身体好些,会来开会的。我很感动，也很受教育。原来赵公是一个在人背后讲我好话的领导。也正因为此，无论我们在北京还是在地方开展工作或是开会都能够配合默契，关系十分融洽，加强了社中央同地方组织的纽带联系，工作的进展、完成很顺利。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机关人事变动调整，我被领导调到《九三中央社讯》（内部刊物）当编辑。我曾向赵公约稿，请他为刊物撰文。他满怀激情和思念，写下了《为九三奉献 功绩长存——怀念孙承佩同志》一文，因有个别词不够准确，我想拿着稿子去找他，当时有人认为我是不是神经搭错了？吃豹子胆啦？敢给领导写的稿子提意见！我犹豫了，但觉得那文字别扭，还是去找了赵公，心想：他若坚持的话，就算了，反正文责自负。没想到，我提出了意见后，他很虚心，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丝官气，他听了我的建议，把那些词都改了过来。这篇文章放在“回忆与怀念”栏目发表。在文章前面，有作者署名，我们想印制赵公手写体的签名 。我又去找赵公，虽然他很忙，但很配合我们的工作，有兴趣的读者若翻阅到1996年第1期《九三中央社讯》就不仅可以读到赵公回忆孙公的文字，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了解、认识孙公，也可分享到编者希望尝试通过一种版面设计的美学视觉空间能给读者在读在看时带来愉悦的努力效果。

90年代末，我被领导调到社中央研究室社史编修处工作。参与、经历了很多九三学社大事。那时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完成《九三学社简史》的编撰及宣传工作。当时大部头的稿件几易其稿，已基本完成，还没统稿。这时候的电子办公设施还不普及，20多万字的稿子复印数份，凡参与统稿讨论的人，人手厚厚一大本。由赵公挂帅，金公（金开诚）、刁公（刁培德）、焦老师（焦聚川）、我，我们一起一个片断、 一个章节、一句话地讨论，文章的字词、标点符号都在我们的讨论范围里。开了多次碰头会。对于哪一段应怎样修改，这个词应怎样用，赵公很细致，很谨慎，有的章节甚至反复过了好几遍，直到没什么问题了才放过去。《九三学社简史》前以吴阶平名义写的“序”——《民主党派的历史道路和优良传统》，就是赵公写的。既可以当作读社史的入门，也可以看出赵公对社史有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我曾到社会主义学院听他讲社史，很受启发，课下我和赵公还就“实事求是、还原历史的本来”这个课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今天，我们学习所用的2005年版《九三学社简史》，就是在赵公领导编撰的1998年的版本基础上修订的。

褚辅成，九三学社主要发起人和创建人之一，辛亥革命元老，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之一，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2002年3月，九三学社嘉兴市委会主委、副主委、办公室主任一行到社中央汇报嘉兴市各界呼吁筹建“褚辅成史料陈列室”一事。赵公、刘荣汉秘书长让我参加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和意见。关于褚辅成遗留的历史问题颇为复杂，也受现时环境、条件制约而棘手，敏感，很多人避之犹恐不及，赵公蛮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按潜规则打太极，来个“一推二六五”，谁都不负责致使石沉大海的事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赵公当时并没有犹豫，而是旗帜鲜明代表社中央表示愿给予大力支持。为此，赵公和我在5月份共同起草了致统战部一局、四局“关于支持嘉兴市各界筹建‘褚辅成先生史料陈列室’的意见的报告”，事隔一年，我们又再次向统战部提交了报告 。我们在一起研讨，非常客观地评价褚辅成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功与过、是与非，认为纵观其一生，瑕不掩瑜，爱国主义贯穿始终，是中国现当代史上值得纪念的先贤。那份报告真是字斟句酌，情真意切。赵公和我反反复复思考、仔仔细细斟酌后方报送统战部。 经过多年各界人士不懈努力，褚辅成故居所在地——嘉兴梅湾街建起了“褚辅成史料陈列室”并于2006年对外开放。陈列室上方悬挂着的是著名书法家、我社中央委员会顾问启功先生题写的扁额“褚辅成史料陈列室”。 时光进入到2011年，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赵公、启先生虽已长眠不再醒来，没有机会到嘉兴亲眼看一看，但我想，他们是欣慰的，高兴的。因为他们为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尽了自己的心。

赵公，也许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领导,特别是他主管机关工作时，很多人没能长级、长工资，包括我，曾对他有怨怼。可能是他有什么顾虑，也许是人们对领导总是充满期待，期望值过高，忽略了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吧。不管怎样，我认为，人无完人，回望那些已渐渐远去的影像，赵公确是一个虽平易却让人难以忘怀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