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北京大学国民杂志社成立，社员一百多人，其中有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许德珩等。李大钊受聘为导师，对该社的工作给予积极指导。图为1919年10月国民杂志社成立一周年纪念合影。

1956年2月，九三学社第一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召开。祖父在社务报告中指出：“因为在我们伟大的新中国里，真正要求民主的必然归趋于社会主义民主，真正追求科学的必然归趋于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爱国、爱人民的必然归趋于无剥削、无贫困、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

我的祖父许德珩在青年时代曾经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经他讲述，我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以及祖父在革命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有所了解，对于先辈们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有所认识。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和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时刻，谨将我的心得与大家分享。

一、上下求索 志在救国

我的曾祖父许鸿胪通过府试获得了浙江绍兴府文案一职。因同情同盟会员徐锡麟、秋瑾，被罢职。回到故乡后，在九江同文书院任教。他给我的祖父从浙江带回来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章太炎所著的《訄书》和秋瑾撰写的文章。这些宣传社会改良、人类进化和人权思想的书籍和文章使我祖父的思想得到了启蒙。秋瑾女士就义前奋笔写下的“秋雨秋风愁煞人”的诗句令我祖父十分敬佩。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像秋瑾女士那样献身革命。

1908年，祖父考入九江中学堂。经老师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发动九江新军起义成功，九江光复了。祖父毅然剪掉辫子，与清政府决裂。他投笔从戎，从九江中学堂退学，到军政府秘书处任职。参军后，祖父深为推翻君主、走向共和、参加革命、成为公民而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时过不久，孙中山先生以全国铁路督办的身份到九江视察，我祖父有幸聆听了中山先生的演讲。中山先生说，我不名一文，所带回的只是革命精神。我们要以革命精神兴建铁路。中山先生的革命志向和气概令我祖父深受感动和鼓舞。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后仅仅数月，革命果实就被封建军阀、官僚政客和立宪党人夺取了。孙中山先生被迫让位于封建军阀袁世凯，辛亥革命成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参加九江起义的部队只是更换了统帅和旗帜，革命党人没有对部队进行改编和思想教育。与起义之前相比，部队封建气息依旧，换汤不换药。这令祖父对于革命感到彷徨和困惑。祖父的一位中学老师也参加了九江的革命军，他因为一个小过错而被砍头。当祖父看到老师的人头挂在九江的城门上时，他对于革命军彻底失望了，愤而退伍，回到九江中学堂继续读书。1913年夏，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武装讨伐篡夺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李烈钧将军在九江湖口首先举起讨袁旗帜，发布讨袁檄文。我祖父再次中断学业，回到李烈钧的部队，与北洋舰队作战。二次革命失败后，祖父被迫离开故乡，到上海中国公学求学，后进入北京大学学习。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未久，袁世凯就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复辟帝制。袁世凯死后不久，张勋把十二岁的末代皇帝溥仪抬出来再次复辟，上演了一出十二天的丑剧。这些事实说明已经统治中国两千年余的封建思想不会在一夜之间随封建帝制的消亡而消亡。

亲历了辛亥革命的先贤们从革命活动中看到了希望也感到彷徨。一些推动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面前动摇了，部分人甚至依附袁世凯，走到革命的反面去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封建军阀攫取，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于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是当时所有进步知识分子苦苦思索的问题。

通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实践，革命的先辈们逐渐地认识到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有出路。中山先生指出：“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中国是一个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她的政府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我祖父在他主编的《国民》杂志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而后，他赴法国勤工俭学，学习唯物论和社会学。

从辛亥革命到建立新中国之前，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仁人志士曾经不断地求索。通过革命的实践，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民主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他们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党。这是近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成长的共同经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辛亥革命先辈们通过革命实践而做出的正确选择。

1956年2月，在九三学社第一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上，祖父在社务报告中指出：“因为在我们伟大的新中国里，真正要求民主的必然归趋于社会主义民主，真正追求科学的必然归趋于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爱国、爱人民的必然归趋于无剥削、无贫困、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

二、倡导先进 创造时代

清帝国的灭亡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十八世纪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封建主义受到因工业文明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冲击。面对世界发生的变化，日本国以明治维新应对，通过改变国体，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顺应潮流，免遭被时代淘汰的结局。在一些国家工业化以后，大清帝国的地位岌岌可危。虽以改良应对，大兴洋务，但是落后的政体和经济形式阻碍了工业化进程。清帝国末年，慈禧太后认识到需要改变国体才能扭转国家的命运。立宪派提出效仿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但是慈禧太后领导的清政府已经没有权威推行改革了。中国这个唐宋时期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到清末已经沦落到世界上最贫穷落后国家之列。大清帝国终于在外来侵略和内部动荡中被辛亥革命推翻了。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指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1919年1月，由我祖父和其他进步同学共同主办的《国民》杂志在北京创刊。祖父在《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一文中说，“救今日之中国者，今日之国民也；训练今日之国民克胜救国之任者，国民思想之改革也；欲发思想改革之目标，为二十世纪新兴中国之国民者，又在吾人洞悉乎世界潮流之所趋。”

知识分子有着忧国忧民、引领社会潮流的天性和社会责任。知识分子是社会先进文化的倡导者和推进者，是历史转折期的民族先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有一批冷静思考、敢于直言的人。我们要做心忧天下、冷静思考、勇于担当、敢于直言的人。

六十多年前，祖父在一篇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说：“五四运动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三十年前的运动，到现在虽然有值得我们纪念不忘的地方，然而时代是前进的，今日的世界，今日的中国，从进步的方面说，都不是“五四”时代的，今日的中国青年，当然要并且也已经跨越“五四”前进一步，我们不要追赶时代，为时代遗弃，而要把握时代，创造时代，是这样，今日纪念五四，才成为有意义的。”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就是要沿着先辈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开拓创新、走在时代的前列。

三、克服困难 永远向前

晚年的祖父，躺在病榻上，在回顾了他一生的经历之后对我说，我十分敬佩孙中山先生，因为他是永远向前的人物。我想祖父佩服的是中山先生那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他正是以这种精神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中山先生这种永远向前的精神激励着我祖父终生自强不息、奋斗不止。

三十年前，社会上就人生观问题开展讨论，各种思想交锋。北京大学的学生想听听我祖父对于当时社会上各种人生观的看法。祖父愉快地与学生们交谈。他对同学们说：“这场人生观讨论很有意义。青年们说了不少心里话，使青年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关注。青年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全怪他们。一方面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创伤，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本身一些工作做得不好，没有尽可能地为青年提供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我们的制度当中存在着不少弊病。”他告戒同学们说：“人生的路总是曲曲折折，没有一马平川的。我们不要冷一时，热一时，不要轻浮，立足要稳，不能把生命看成只属于个人，要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一分子，要不怕吃苦！自古成功多磨难，只要心有天下人，胸怀天下事，从一点一滴做起，终会有出路的，有志者事竟成！” 交谈后，他为北大学生题词：身无分文，心忧天下，面壁十年，志在救民，以此自励，奋斗终生。鼓励青年们像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那样，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像周恩来同志青年时期那样面壁十年，志在救民。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学习革命前辈的精神，把工作做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在复杂的生存环境中，我们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和更大的挑战。一百年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并为之奋斗了一生。我们要牢记历史、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先辈的革命精神，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担起我们的历史责任，作出我们的贡献。振兴中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支社 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