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日，著名爱国进步人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离休干部王福时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王福时先生是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王卓然之子，在我们收集九三学社史料的过程中，王福时先生曾多次热情相助，谨以此文纪念王先生。

王福时一生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也没有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在长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他却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风雨同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与很多中共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王福时先生精彩传奇的一生，在其《回忆录》中已有生动翔实的描述，这里仅撷取其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几件事，以为纪念。

在父亲的熏陶下

王福时1911年10月26日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河北乡鹏岛湾村。他的父亲王卓然是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王卓然年轻时与张学良结为好友，曾被张学良聘为东北大学代校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咨议兼作自己子女的家庭教师，是张学良的得力助手。“九一八事变”后王卓然坚决主张抗日，他与流亡进关的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等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救国会得到张学良的暗中支持，在东北民众抗日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救国会曾与东北抗日义勇军联络，有力地指导了义勇军的对敌斗争。“七七事变”后，王卓然与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领导人相继到重庆，他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参政会上，他多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要求释放张学良将军，与共产党参政员互相支持，被国民党认为是共产党的外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欲发动内战，王卓然参加“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呼吁停止内战、和平建设中国。他与阎宝航等人还常去曾家岩50号向周恩来请教。1946年5月4日，王卓然与许德珩等科技、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九三学社”，为和平民主的实现作进一步的努力。1946年夏，内战爆发，王卓然见和平无望，便到日本从事贸易。新中国成立后，他捎信给周总理，请求回国工作。1951年5月，他历经磨难，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

王卓然为人正直豪爽，主持正义，一生都在追求光明和进步，他的这种性格深深影响着王福时。王福时从小便以父亲为榜样，纵观其一生行事，也深受父亲的影响。他积极抗日，办报办刊，参加很多左翼组织，多次呼吁释放张学良，甚至他的婚姻，都与父亲有很大关系。他与很多共产党员的交往，也是在父亲的授意或影响下进行的。1975年王卓然去世时，王福时痛不欲生，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我失去了我一生最亲最敬的爸爸。”

参加“反帝大同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福时流亡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借读，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成为定期时事座谈会的召集人，担任秘密壁报《昨日与今日》主编，上长安街游行，呼吁抗日。当时，中共领导人是李立三。这时王福时热衷于苏联的一切，宿舍内悬挂列宁画像，喜欢读苏联小说《铁流》、《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夏伯阳》及美国作家的《震撼世界的十月》等，并选修俄文。这期间王福时与很多地下党员交往密切，如刘瑞森（原名李蔚昌，后任江西省省委书记），杨刚（后任周总理秘书），郭维城（后任铁道部部长），还有萧乾等。王福时曾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过地下党的活动。1933年暑假，王福时到天津英租界度假，恰好遇到了刘瑞森，那时，刘参加的党组织在海河对岸中国街有个地下活动点，怀疑被特务跟踪盯梢，王福时得知这个情况后，就邀请瑞森搬到自己的住处避风。王福时亲自乘人力车把刘瑞森的东西和文件从原地下活动点搬到英租界的住处。但随后刘瑞森的同伴被捕叛变。当天晚上，英国工部局会同中方警察到王福时的住处侦查，刘不在，便把王福时抓到工部局。第二天一早刘瑞森回来也被等在那里的特务抓捕。后来，在王卓然的努力下，王福时被释放，刘瑞森则被押送南京，直到七七事变后，才被释放。刘瑞森一直感激王福时的帮助，1957年王福时被定为右派时，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刘瑞森亲自到王福时单位表示反对，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这种情谊多么可贵。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埃德加•斯诺，作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闻名遐迩，他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不带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发布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更是轰动世界。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红星照耀中国》正式出版之前，王福时等人已将斯诺从陕北带回的大量材料编辑成书，名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王福时与埃德加•斯诺早就相识。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王福时秘密编辑发行一个油印小报《公理报》，向世人报道西安事变真相以打破新闻封锁。这年秋天埃德加•斯诺从陕北回到北京，王福时便成了斯诺家的常客。斯诺将他从陕北带回的大部分会谈记录以及自己写的长篇报道交给了王福时。王福时觉得这些材料太宝贵了——当时的国统区乃至国外，对共产党领导的陕北苏区的情况知之甚少，不利于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他决心把这些材料编印成书，这一想法得到斯诺夫妇的支持。

王福时立即请来郭达、李放、李华春几位青年友人以“极大的热情，极大的紧迫感，极大的速度”，开始了翻译、编辑的工作。1937年4月，也就是日本全面进攻中国之前4个月，一本叫做《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简称《印象记》）的书，秘密出版发行。该书除收录斯诺与毛泽东六次访谈的全部记录及访问译本外，还同时发表了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毛泽东的长征诗词，红军长征路线图，十首红军军歌及韩蔚尔有关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苏维埃根据地的三篇报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收录了毛泽东与史沫特莱于1937年3月1日的会谈记录，这篇记录是毛泽东1937年3月10日亲笔写信给斯诺并请斯诺代为宣传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摘引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内容，该书还包括毛泽东戴红星八角帽的照片及其它三十四幅照片。

此书一问世便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先后在上海、陕西等地秘密翻印。斯诺夫人写信给王福时，高度评价《印象记》的及时出版，说它“在中国有如闪电一击，使人们警醒起来”。它促使千百万人不辞艰难险阻，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跋涉到延安参加抗战。《印象记》出版6个月后，也即1938年1月，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才正式出版了斯诺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4月，该书由上海的进步文化工作者胡愈之等人翻译，以复社名义正式出版发行，中译名为《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是一本在国内外影响大而久远的书。作为它的雏形，《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当时只印了5000册，而且是地下发行，因而后来鲜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后，《印象记》也一直没有机会重新出版。2006年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新整理再版了《印象记》，更名为《前西行漫记》。

陪斯诺夫人访延安

1937年斯诺夫人海伦•斯诺通过中共地下党员黄敬得知延安有个中共的会议即将召开，如果此时去延安可以采访很多各地参会的将领。海伦•斯诺，异常振奋，便邀王福时作翻译（同行的还有黄敬），前往延安。海伦一到西安的招待所便被监视起来，她趁着夜色爬出窗户跳出墙外，由人接应方才脱险，来到云阳镇与王福时和陈翰伯会合。他们受到彭德怀司令的盛宴接待，王福时还和彭德怀打了一场乒乓球。

在延安，海伦•斯诺、王福时和陈翰伯对毛泽东做了四、五个小时的采访，直至深夜，作陪的有黄华和黄敬。王福时将带去的一柳条包《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当面送给毛泽东，毛非常高兴。其中毛泽东与斯诺所谈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即是《论持久战》一书的原型。

海伦斯诺在陕北呆了四个月，直到七七抗战后才经西安与斯诺相会返回北京。王福时在延安只停留了半个月，便坐卡车由延安回西安，同车有肖克将军同行，王福时送给他一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肖克将军仔细地看了书中绘制的长征路线地图。王福时将斯诺夫人与毛泽东的访谈记录带回北平，在中共地下刊物《人民之友》上发表，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用王爱华（王福时的笔名）名义，以《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为题刊载。这篇文章与《印象记》，是西安事变后记录报道中共活动及言论的重要历史文献。

参加东北抗日救亡总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福时全家迁到天津英租界，与中共党员张致祥（又名管彤，解放后任文化部部长及中联部副部长）一起用油印机印刷抗日小报。同年王福时到武昌，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领导下的抗日工作，并在武昌与父亲王卓然相会。东总是1937年6月在周恩来指示下，由共产党员刘澜波、车向忱及东北人士高崇民、阎宝航等在北京成立的，后东总迁到武汉，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又成立了新的主席团，王卓然是七位主席团成员组之一。共产党员于毅夫负责东总的宣传工作，王卓然任东总机关刊物《反攻》杂志社长，王福时在他们领导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8到1939年，王福时按东总的指示，与廖承志、邓颖超、何香凝等共同参加了对双枪老太太赵文国母子抗日工作的支持。王福时曾陪同赵太太下南洋，到越南西贡等地宣传抗日，并为华北、东北游击队募捐。他的妻子项蕴华同行并参与工作。后因赵老太太及其儿子赵桐向国民党靠拢，于是王福时便结束了与其合作。而后项蕴华到香港抢救生病的女儿，王福时将募捐而来的二万美元抗日经费，托项蕴华转交何香凝，最后给了华北游击队。1939年5月1日，斯诺给海伦去信曾提及此事，信中提到王福时与赵老太太“为游击队募到四万美元”，还说“王福时己和赵老太太分手，王福时是站在八路军一边”。斯诺提到的募捐来的款是四万美元，项蕴华交给了何香凝二万，另外二万美元由其他人转交给八路军有关上级。

创办内外文化供应社

1939年王福时到达香港，开始办“内外文化供应社”及《北方通讯》。《北方通讯》是“东北救亡总会”支持下的抗日秘密刊物，向香港和武汉等地发行，报道敌后抗日活动和沦陷区动态。“内外文化供应社”是抗日时期中国唯一的进口书刊及信息的机构，将各国的书刊，包括上海影印的英文科技书、工具书及国外畅销书，一批批大量从香港经越南的海防、河内等地辗转运往重庆。后来越南被日军占领，王福时就让夫人项蕴华在缅甸仰光做中转站，保持陪都重庆与世界的书刊交流通道不致中断。同时，王福时还发展了“剪报”服务，从英、美、日各种杂志上剪下来文章，航空邮到重庆和延安。这是战时一种独创的新闻管道，当时的“中央社”、新华日报、塔斯社和延安的媒体，都采用过王福时按各自的剪辑范围分门别类寄来的剪报。“内外文化供应社”在把国外的信息传到中国的同时，也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抗战文化。王福时曾搜集全国抗日根据地的出版物近200种，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展览。

1942年，因与中共交往频繁，王福时被国民党军统盯上，为躲避军统迫害，在《大公报》社长胡政之帮助下，王福时以《大公报》驻外记者身份去了印度。

在印度，王福时继续为战时中外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而忘我工作。他经“驼峰空中走廊”，恢复了“内外文化供应社”的通道，向昆明、重庆等地运送外国书刊；并在加尔各答开设门市，向当地驻印中国远征军及华侨出售中国书刊，向国外提供中国大后方的出版物。为打通印缅陆上运输通道，他不顾危险前往远征军的印缅前线，还去过廖耀湘将军新六军的驻地和训练营。总之，为了战时这惟一的进出口书刊的机构及其运作，王福时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及努力。

发行《远东通讯》

1946年，王福时来到美国，参加冯玉祥、李德全发起的反内战组织“和平民主同盟”，宣传中国东北地区的内战危机，呼吁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1948年，刘思慕、金仲华、刘尊棋等在香港主持中共重要宣传机构“国新社”。他们委托王福时在美国旧金山印刷、发行英文的《远东通讯》，报导中国解放战争的进展、宣传中共的主张。王福时欣然受命，用进步华侨领袖捐赠的200美元，买了油印机、纸张，在家里开始了印刷油印工作。稿子由“国新社”从香港寄来，油印工作主要由王福时和太太项蕴华进行，有时儿女们也会帮忙打下手。印好的小报由邮局发出。曾有人吿发他们非法印刷，为此他们请了律师帮忙打官司，才不了了之。《远东通讯》的发行直至新中国成立才停止。王福时对《远东通讯》的发行做出的贡献，几位当时与他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印象深刻，1986年9月，王福时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离休时，关于工作时间的问题，乔冠华、刘思慕、刘尊棋都给他写了详细的证明，证明王福时是从1948年起参加革命工作的。刘尊棋在证明中特别指出“王很热心，他自购英文打印机，油印机，并动员全家大小参见印刷和发行的工作。”

庆祝会被袭击

王福时在美期间，与中共党员往来密切，又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一些团体，被认为是共产党员。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1949年10月6日，旧金山左派华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会，会场高挂五星红旗，庆祝会开始不久即遭到右翼暴徒的袭击，王福时当时被五名凶徒围攻，头部被打伤流血，被送到医院包扎了很厚的白纱布，深夜回家时吓坏了孩子。第二天国民党锄奸团发布传单列出黑名单有唐明照、蔡福就、李春辉、王珏和王福时等。当时的右翼报纸《国民日报》出版号外，宣扬共匪王福时被痛殴。

王福时虽不是共产党人，但却一直自认是中共的挚友，这次能与共产党人唐明照、蔡福就、李春晖等人一起战斗，他深感自豪。晚年王福时在《回忆录》中曾深情回忆这段往事，他说：“1949年10月6日旧金山华埠发生的事件，是我和唐明照、蔡福就、李春晖等人的一段战斗友谊。蔡福就直至去世前，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联系。”

返回新中国

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之初，王福时抱着一片赤子之心，携全家9口万里回归，参加建设。回到北京，他被任命为国际新闻局出版发行处副处长。当时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副局长刘尊棋，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冯亦代，都是共产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解放前也都曾与王福时并肩作战。他们非常信任王福时，让王福时主持出版发行处和外文印刷厂的日常工作。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为外文局，王福时和发行处的同事转到我国当时书刊进出口的垄断部门——中国国际书店，先后担任出口部和进口部副主任。

20世纪50年代初，王福时一心想报效祖国。他自觉地做共产党的“诤友”。6年间，他写了上百条意见书、建议信，自己找人帮忙抄写，寄送给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廖承志、国际书店领导、外交部、外贸部、文化部、市政府、《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以及公园管理机构，建议的内容涉及统一战线、开拓侨汇资源、发展旅游业、各图书馆增设科普橱窗、加强城市管理、公园增设大型儿童游戏机械等等。这些意见书、建议信，许多有“回音”，有的被采纳，报纸上也刊登过一些。

1956年周总理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王福时十分振奋。曾昭伦、钱伟长曾找他座谈，他建议搞国际书刊展。后来成立了国际书刊展筹备组，王福时是负责人之一。经多方努力收集了外国书刊、文献三万多种，1957年8月国际书刊展在北京苏联展览馆顺利举办。遗憾的是书刊展开幕时，王福时却成了右派。1979年，王福时与全国50万“右派”一起，得到彻底平反。从1957年到1979年，正值他人生的壮年，但大部分时间却被白白荒废。但他不气馁，是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年届68岁的王福时接受严明复、刘尊棋之邀，担任了大百科图书馆馆长，继续为文化开放而工作。他多方与国外发展交流，广泛收集图书资料，为初创的中国大百科事业尽了力，也发挥了自己最后的余热。

纵观王福时一生，在严酷的战争年代，他曾多次积极热情地帮助共产党，与很多共产党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建国后他毅然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全身心投入党领导的国家建设中，辛勤努力，不求回报，即使被打成右派，忍受诸多委屈，仍然尽职尽责，无怨无悔。可以说作为一名党外人士，王卓然虽然始终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