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60年1月毛泽东与劳君展(左一)等在一起。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完成了万里长征，到达延安。此前，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一致抗日的主张。祖父许德珩看到以后很受鼓舞，马上和祖母劳君展、张申府、刘清扬夫妇，杨秀峰、孙文淑夫妇，程希孟、彭道真夫妇以及徐冰、张友渔、马叙伦、陈豹隐、潘怀素等知名教授不顾反动当局的禁令，冒着被解聘、被逮捕的危险，经常聚会，商讨如何在北平各高等院校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久后，“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在斗争中，我祖父、祖母与在北平组织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共党员徐冰、张晓梅夫妇之间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并很快取得了彼此信任。当时，延安的情况十分困难。张闻天同志曾经多次致电共产国际催促他们立即拨付援助款项，他在电报中说:“你们多延迟一天，则红军冻死饿死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1936年10月初，徐冰、张晓梅夫妇到我家做客。他们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延安的各种物资都非常短缺:干部指挥作战时没有表，生活状况十分困难，冬天来了，大家脚上穿的还是草鞋。祖父、祖母闻听后当即表示，他们要买一些物品“送给毛润之”。说起来，祖父、祖母和毛泽东同志还是老相识，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祖父是个穷学生。为了节省灯油和烤火的木炭，他终日在图书馆看书。那时，毛泽东曾经找他商讨时事问题。我祖母与毛泽东同志是新民学会的同志，1920年我祖母从上海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等同志到码头送她们上船。徐冰说:最近有一辆卡车要去延安，你们要买东西就抓紧时间。徐冰夫妇走后，祖父、祖母决定拿出家里全部的积蓄，购买生活用品送到延安去。

为了避人耳目，由祖母与张晓梅到东安市场买了十几块怀表、三十多双布鞋，听说延安那边食品供应紧张，祖母还特意买了一些便于储藏、携带的火腿以及其他食品。东西买好后，交给张晓梅用一辆三轮车从东安市场直接运走了。分手时，张晓梅问祖母:是否需要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个收条？祖母回答说:我们送给毛润之的东西怎么能要收条呢？后来，祖父祖母曾经数次提到:我们微薄的工资储蓄所买的那一点点物品，与张学良先生送给红军的数十万元和一两万套棉衣、借给红军的六十万元；与宋庆龄女士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为延安募集的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与陈嘉庚先生向延安捐资捐物的义举无法相提并论，微不足道。

毛泽东同志知道祖父祖母给他送东西是在1945年。那一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期间特意提出见我的祖父和祖母。故友相见，十分高兴。毛主席对祖父说:记得当年我们在北大好像还有一个组织呢。祖父说:我们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毛主席又对我祖母说: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呀！闲谈时祖母问毛泽东同志:“我们当年曾带给你一些生活用品，你收到了吗？”毛泽东同志的回答很风趣。记得小时候祖母给我讲述起当时的情景，模仿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回答说:“噢，那是你们送的呀？他们‘掐了’，我也‘掐了’。”我问祖母:“什么是‘掐了’？”祖母笑着说:“普通话的吃字在湖南话中念掐，掐了就是吃了。”我祖父、祖母向毛主席介绍了他们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主席鼓励他们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数月后，九三学社正式成立了。

1983年，在毛泽东主席九十周年诞辰前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来到我家，他们拿出一封毛主席亲笔信的复印件给祖父看，向祖父了解信中谈到的大学教授向毛主席赠物的经过。看到这封写于1936年11月2日的信的内容，祖父才知道当年毛主席在收到他们的礼物后曾写信致谢。毛主席在信中说:“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看到这里祖父十分激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介绍说:他们发现这封信后，找到当年以教授身份在北平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张友渔同志，了解收信人是谁和毛主席写这封信的背景情况。张老告诉他们，当年北平的进步教授当中健在的只有许德珩同志一人了，你们去问问许老吧。于是，他们找到我家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