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6月5日是父亲去世7周年的纪念日，墓旁的苍松翠柏已是一片郁郁葱葱，伫立在父亲的墓前，父亲的音容笑貌萦绕在眼前，往事历历在目…

父亲原名宋侠，1917年出生于上海崇明县，祖上虽是地主，到了父亲的祖父这一辈已经没落，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曾经做过银行职员，父亲兄弟俩因母亲过世早，从小在姑母的抚养下长大。父亲十几岁就读于当时较有名的上海中学，毕业后因家境关系报考了吃住等一切费用全免的中央政治大学经济系。1939年毕业后在贸易委员会工作，二年后考入了抗战期间迁到重庆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41年获硕士学位，随后入重庆中央设计局，任资金组组长兼南开经济研究所助教。1945年考取公费留学生，入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西方经济理论，获博士学位，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终身会员。1948年8月，父亲回国到上海，在中国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在暨南大学任兼课教授，1949年与母亲结婚，在上海迎接了解放。

由于上海在解放前给人的印象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号称冒险家的乐园，对于父亲来说并不是理想的开拓之地，犹豫之际，东北的招聘团到了上海，父亲毅然推辞了暨南、复旦、南开、岭南等各大学的聘请，选择了北上。

初到东北，父亲在东北统计局任研究员，这里集聚着从南方各地招聘来的大学生、留学生、专家，可谓人才济济，到处充满着青春活力和工作热情。东北是老解放区，物质生活充裕，精神生活满足，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1952年，东北统计局撤消，父亲服从组织需要到新组建的东北财经学院任教，1958年院校合并到辽宁大学任教，先后任副教授、系主任、教授、辽宁大学副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为教育事业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期间，更是经历了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的波澜和风雨。

父亲一生治学严谨，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数十年如一日，教学和研究领域宽泛，从外国经济史到外国经济思想史，从马克思经济理论到当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多个领域均有涉猎和探索。父亲在南开和留学期间学习的是西方经济理论，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虽也学习研究过，但也仅是作为一种理论来看待。回国后，从50年代到60年代一直从事政治经济学、外国经济史、经济学说史、《资本论》等课程的教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是边教学边研究。从70年代到90年代就我国转轨中的经济运行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探索。在经济理论和学术研究方面，父亲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在吸收、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和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独立的见解，先后发表论文百余篇，自撰和主编专著、教材十余部。

在恢复高考后和改革开放后，父亲开始招收外国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并讲授当代西方经济学课程。还记得父亲第一次为学校的本科生上大课，把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介绍给他们时引起的震撼，从未涉猎过的理论令这些年青的学子耳目一新，开启了一片思想的天空，父亲的课深受学生的欢迎和赞誉。在晚辈面前父亲是平易近人、宽厚的长者，在学生面前是有威望的严师，对于他所带的研究生、博士生要求严格，谆谆教诲做学问要扎扎实实，不得有半点虚伪，不图虚名，不哗众取宠。教书重在育人，父亲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淡泊名利，为人师表，堪称楷模。

父亲在我们子女眼里和蔼可亲、善解人意、宽厚慈祥。我们兄妹5个大多出生于50年代，那个年代，父母的工作都很忙，平时很少有时间顾及到我们，偶尔有时间和我们聚在一起，或带我们出去上街、看电影。后来除小妹外我们4个孩子都先后上了学，父亲经常给我们买来课外读物和小说，让我们都感到温暖和满足。其实从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初，我们国家就孕育和爆发了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作为知识分子的父母无不感到政治和精神上的巨大冲击和压力，只是我们年龄还小，少有觉察，在父母的庇护下，渡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破了这看似平静的生活，我们和父亲共同经历了一个个磨难，先是一天夜里，全家被一阵砸门声惊醒，我们被抄家了，父亲被揪出、批斗、隔离审查不准回家，我们几个小孩每天轮流去给父亲送饭。接着，我们家被勒令搬家，此时哥哥和大姐已经到农村插队，我们家搬进了辽大院外红楼的一间简陋的北屋，父亲被扣发了工资。辽大准备搬迁到北镇高山子农场，组织行军拉练，父亲是批斗对象，每天跟随行军几十里，体力不支，造成小腿骨折，被送回治疗。随后母亲到“五七”干校锻炼，我到盘锦农场插队，一家人各奔东西。父亲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以坚韧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坚持下来，也为我们这些对未来失去目标的孩子带来了鼓舞和力量。1974年的春节，随着部分政策的落实，我们家搬回了辽大院里，母亲也从干校调回了沈阳，一家人得到了暂时的团聚，父亲露出了些许的欣慰。随着四人帮的粉碎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彻底落实，父亲在辽大的工作得到了全面恢复，我们也都回到了父亲身边。在父亲的鼓励下，我考入了东北工学院，有幸成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哥哥和姐姐也都上了电大，小妹考入了辽宁大学金融专业。父亲每天工作之余，偶尔和我们下一盘棋，说说话，一家人感到很温馨。

1978年相继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上来，迎来了科学和知识分子的春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重新得到了尊重。1980年父亲作为专家学者随辽宁省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欧美等国。进入八十到九十年代，父亲在教学、科研、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以及硕士、博士生培养方面投入和倾注了大量精力与心血，同时毫无保留、尽心尽力地提携年青教师，培养和推荐人才。父亲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教师、辽宁省功勋教师、有突出贡献专家等称号，并荣获首届“孙冶方经济学科成果奖”和全国“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评比一等奖。

父亲正式加入九三学社是在1957年。早在上海解放前夕，父亲有个叔父是民盟成员，动员父亲参加民盟，父亲跟着去参加了一两次活动，对民主党派有了一定的认识。来到东北以后，不久就开始了三反、五反、肃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父亲因为有海外关系并且身为知识分子是思想改造对象。当时东北统计局的一位领导动员父亲参加民主党派，因为参加一个组织，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暂时不能加入共产党，参加一个民主党派也好。于是父亲选择了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且学术色彩较浓的九三学社。1956年，父亲参加了九三学社的活动，1958年九三学社沈阳分社正式成立，陈恩凤任主任委员，李薰、周志定任副主任委员，父亲担任秘书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九三学社停止了活动，当时父亲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重申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978年末，九三学社沈阳分社恢复了组织活动，1980年开始发展新成员，随着九三学社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1984年九三学社辽宁省委员会正式成立，父亲先后担任过九三学社省和市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常委，沈阳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三、四、五、六届人大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一直以来，父亲对九三学社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为之努力和奋斗了后半生，为省、市级组织的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进入耄耋之年，父亲有时间将自己多年来的论文、著作整理、修订成文集出版，并时时关心辽大进入211工程的进展，关心九三学社的发展…

2008年9月15日，在辽宁大学60周年校庆之际，宋则行教授图片展和宋则行教授塑像揭幕仪式在辽宁大学新校区举行。树立在辽宁大学则行楼前的父亲雕像学者风范依旧，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学人自强奋进，学为人师，为人师表，薪火相传。（宋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