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珩的百年人生，高风亮节，绚丽多彩，可叙述的故事很多。这里说说他一生中的多次捐资义举。

许德珩早年家境并不富裕，可谓一介寒士。1915年他从九江考入北京大学英文学门时，经济相当拮据，一度要靠友人接济勉强维持。后幸得校长蔡元培帮助，至国史编纂处从事翻译工作，月薪10块银元，许德珩的学业得以继续，让他终身感念。其后他赴法国留学，也全靠蔡元培大力支持。1919年，蔡元培曾两次致函江西省教育厅，为许德珩、陈宝锷商请江西公费资助3，二人始得成行。因江西方面资助有限，1923年蔡元培赴欧洲时，许德珩曾往拜老校长，请求蔡函告著名实业家穆藕初，“拟借三千元，作为两年留法、一年留英学费及归国川资。”蔡元培随即致信于穆筹借款项，但未果4。及许德珩学成，蔡元培推荐他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因归国经费无着，许德珩又曾于1926年10月6日致信老师胡适，请借80英镑，以为夫妇回国费用，胡适寄30镑以济5。1927年1月许德珩先行返国，因旅费不足，夫人劳君展不得不暂留法国。许德珩回国后，有了教职收入，经济状况显著改善。当年7月，许德珩将400银元寄到法国，劳君展返抵上海。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许德珩辗转来到上海大陆大学任教。他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大量撰写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文章，成为当时国民党改组派反蒋刊物《革命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不久《革命评论》被迫停刊，许德珩于1929年初自己拿钱创办了《民众先锋》，这是现在所知许德珩首次以私款资助进步事业。因言论激烈，《民众先锋》也只出了5期就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1929年5月，大陆大学被南京政府查封。为了不使学生失学，许德珩毅然拿出自己译书的稿费版税，加上劳君展的教书收入蓄积9千余元，创办了社会科学院，把大陆大学的学生转移到该院继续上课。据学生许汉三在《大陆大学二三事》中回忆，许德珩拿出的是他翻译的《唯物史观与社会学》一书的稿费：“楚生先生翻译的这本书一出版，就不胫而走，连印三版，销数很大，收到稿费80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许先生拿出7000多元命我和另一同学进行筹备工作。我们在法租界蒲石路、蒲石坊租了房子作为‘社会科学学院’院址，积极购买教具。学院的邻居是外国人的住宅。在筹备期间，我们还不断受到外国人的干涉，说我们扰乱了他们的清静。后来7000元还不够用，许先生的夫人劳君展先生还典质了她的衣物作贴补。”6此回忆可能有误，因为查该书自序，此书当年5月才开始翻译，12月由社会问题研究社出版。故这笔钱应当是从上年以来许德珩翻译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和所著《国际政治现势》一书的稿费，也可能有部分《唯物史观与社会学》的预支稿费。但许德珩夫妇倾其所有来办学，则是确定的事实。20年代后期银元一元的实际购买力约合人民币36-40元7，则此笔投入相当于人民币32-36万元，这当是许德珩一生中最大的一笔义捐。对办一所大学来说，这些钱也还是不够的，故当时许德珩还曾分别函请包括鲁迅在内的诸友好，请求资助。1930年3月20日《鲁讯日记》载：“得许楚生信为中学募捐启”，鲁迅收信后即给予支持（按：《日记》中“为中学”系误记）。

1931年7月，许德珩北上北平，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他继续在讲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因而曾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党分子之首要”的罪名逮捕入狱。当时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少青年学生经济困难，交不起学宿等费用，同时一些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也迫切需要经费支持。只要知道学生生活困难，许德珩总会伸手相助。有的学生因为搞爱国运动而被迫离校或投身革命，只要找许德珩夫妇，二人就会提供资费和盘缠。这样一来，许家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习惯，每次薪水发下来，他们就先把钱分成十块或二十块一摞，用纸包好，有人需要时，就拿出一摞。许多年后劳君展曾回忆说，“那时候到家里来拿钱的学生实在太多了。”对此，许德珩并不在意，他说：“我当年就是靠蔡元培先生的支持，得以完成学业。今天我也有责任帮助和我一样的学生。”8有一许姓学生，家境贫寒，学业难以为继，许德珩资助该生读完了北大的全部课程毕业并谋得满意职业。“七·七事变”后，许德珩携全家逃离北京，行前将个人藏书字画等托付该生。1945年许德珩从重庆回到北平，发现这批藏书已经流散到平、津市场上。他找到这个学生的家，墙上还悬挂着他的字画，该学生尴尬地将字画摘下奉还。后来许德珩花了很大力气才把部分被卖书籍购回。尽管有此类忘恩负义者，但许德珩帮助困难学生之心并未稍减。

1933年，许德珩经范文澜介绍，加入了宋庆龄、杨铨等人组织的中国济难会，为营救被国民党捕杀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及其亲属做了许多工作。许德珩、范文澜等一批富有正义感的教授，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一部分，交给济难会，专门资助那些困难学生和进步组织。“几年中，他们‘在这方面资助了不少团体和个人’。‘互济会’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离开北平为止。”91935年秋，山东省大水，许德珩等教授又和地下党的同志一起，发起成立水灾赈济会，组织学生开展赈灾活动，借此以推动抗日救亡活动。不仅如此，许德珩还固定拿出部分薪金支持地下党组织。李正文《回忆我在北平社联的日子》中曾提及：“田文彬以北京大学社联支部书记的身份，从当时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处，每月领取对社联的捐助五或十块银元，实际是许从自己每月不多的月薪中拿出钱来支援北平地下党的活动。我曾代田文彬到许德珩处收过银元。许当时的处境十分困难，刚刚从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他的一言一行受到特务的监视。尽管如此，他还是为我们党做了不少工作。他不仅为社联捐钱，而且对我们组织的群众报告会也是有请必到的，······对北大的学生鼓舞很大，觉得他尽管受到国民党的迫害，但仍然坚贞不屈。”10另据牛克伦回忆：1935年的11月中共领导下的北平大中学校联合会成立，“学联募捐经费时，许德珩教授曾捐献了一个月的薪金，这在教授中是少有的。”11更为大家熟知的一件事是，1936年冬，许德珩夫妇通过徐冰、张晓梅为陕北毛泽东带去一批物品，即在东安市场买的三十几双布鞋，十几只金华火腿，十二只怀表（十块大洋一只）等，价值几百块大洋。于是，才有了毛泽东是年11月2日写的给北平教授们的那封著名信件。

许德珩不事蓄积，又屡屡为困难学生和正义事业慷慨捐输，因而收入虽不低但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刘清扬《我所参加的抗日救国活动》一文提及：1936年2月28日，她来到东城遂安伯胡同许家，“商谈在紧张形势下如何救国等问题。在他家午饭后，北京大学突然来电话说，北大已被军警包围，逮捕了爱国学生和教授。许德珩听后非常紧张，因手中无现款，我给了他50元，他立即拿点随身用的东西就外出隐蔽了。”12作为一个月收入数百元的大学教授，家中竟然没有什么现款，正如多年后许德珩对孙子许进所说，“我和你奶奶把我们的收入用来搞抗日活动，我一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德珩夫妇辗转于武汉、江西等地，最后定居重庆。其时时局动荡，物价飞涨，许德珩夫妇虽有参政员及教职等收入，但也不免经济窘迫，生活清苦，最困难时子女学费无着，亦需靠许德珩卖文支付。以至于冯玉祥曾为他和老舍、侯外庐、邓初民等人“皆为生活所迫，一筹莫展”而致信孔祥熙，要求给予津贴。13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停止捐助义举。如1938年3月，《妇声》杂志在江西创刊，该杂志是中共领导下带有统战性质的妇女群众团体妇声社创办，就得到许德珩、孙晓村等人大力支持，带头为之捐款。

抗战胜利后，许德珩夫妇回到北平，这一时期也有义捐的事例。如1947年7月，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倡议，北平市助学委员会成立并开展助学运动，为困难同学募捐，共计募集了5亿多法币，许德珩积极参加了此次捐助活动。同月15日，是著名民主教授闻一多遇害周年，北大新诗社等多个团体举行纪念晚会，许德珩到场讲演闻氏生平，并和大家一起为闻一多的遗属捐款。这年暑假，他还向由北大进步学生自办的孓民图书室捐赠一些图书。而这一时期，因为家庭经济拮据，劳君展有病不能手术，他的女儿许鹿希考上了学费昂贵的协和医学院被迫放弃，只能进入不收学费且有助学金的北大医学院学习。

另应提到的是，抗战末期，许德珩和褚辅成、张西曼、潘菽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和九三学社。当时开展活动没有经费来源，全靠成员自愿赞助，许德珩经常捐钱或为聚会饭款埋单。回到北京后，则如笪移今说：“据我所知，社中央未向政府领经费之前，所有为数很少的社务活动经费是由许老承担的。”14到建国初，他个人到底捐了多少，已难确知。从九三学社中央保存的建国初期档案的零星记录可见，1949年8月25日，许德珩与劳君展各捐社费1000元；9月14日，许德珩捐助社费1000元。又同月21日，九三学社在政协一次会议上向中共中央献旗，此旗系许德珩、吴藻溪、薛愚、黎锦熙、袁翰青、叶丁易六人各捐4100元合计25000元购置。这些捐助的金额虽然不大（1955年币制改革时，旧人民币一万元相当于新币一元，此前币值略高一些），但次数较多，说明其较为经常，我们不知道的一定还有很多。建国以后，随着社费制度逐渐确立和国家对民主党派给予经费支持，这种个人捐助才不再发生。15

50年代以后，许德珩也曾屡次捐款。见于具体记载的如1951年6月3日，九三学社总社召集北京市社员举行集会，欢迎参加赴朝慰问团归来的社员方亮、叶丁易等人。在听取他们所作的赴朝见闻和志愿军英勇作战的事迹后，许德珩和到会社员当场捐款1800多万元现金。同年8月13日，许德珩夫妇向志愿军捐赠飞机大炮款40万元，以后还多次捐献慰劳品。此外他还积极购买公债支持国家建设，参加为援助灾民的寒衣捐赠等。

许德珩一生生活简朴，公私分明，律己甚严。1949年10月，他担任国家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动不拿补贴，直到次年五月经劝说才仅领取车马费。据孙承佩回忆，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家丢失粮票，一段时间就吃水产部机关生产中分给的一份土豆、白薯，并严禁家人讲。过后我知道此事，说不该保密，他这点困难，有关方面谁都可以解决，许老说，惊动大家不好。我说，‘为了保持健康可到政协小吃部买些吃的’，他也不去，说怕影响不好。” 16即使是在三反运动中九三学社一部分人对他颇有批评之时，也承认“他在私生活方面很简朴，对财务开支掌握很紧，这是他的优点。”1980年10月，九三中央在一次会议上用公款买了生日蛋糕为他祝寿，这使他很不快并写了下面这封信：

“九三秘书处同志：十月廿四日午后九三学社召开第五次中常会，会中给每人突然端出蛋糕一碟。李毅同志并说这是为庆祝我的九十寿诞，我闻之深感惭愧并感谢同志们对我的深情厚意，但我从不做寿，今将那天蛋糕钱二十八元五角六分奉上，作为我个人请客，请销此公帐为荷。

致

敬礼

许德珩　十月三十一日”

这就是许德珩的风格。1986年春，住进医院中的许德珩健康状况恶化，他遂将夫妇两人多年积蓄的人民币1万元捐赠给宋庆龄基金会。他对孙子许进说，我是基金会的理事，应该尽一点责任。《人民日报》为此发了消息，基金会主席康克清同志专门登门，代表该会向许德珩颁发了捐赠证书（见彩图）。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捐赠，也为他慷慨奉义的高风亮节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尾声。

1 本文承许进同志热情帮助，提供部分珍贵资料图片，特此致谢。

2 邵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3 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91页。

4 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46页。

5 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第127-128页;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会2001年，第4卷，第475页。

6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 》第13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

7 参见陈明远：《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7页。

8 据肖伟俐：《许德珩——精神的守望》（未刊稿），许进提供。

9 柯元：《略论许德珩在中国现代社会学上的地位和作用》，《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

10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55周年纪念专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50页。

11 牛克伦：《从北平大学到抗大——纪念“12.9”运动抗日救国运动六十周年》,《抗大历史研究》总第13期。

12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31辑。

13 《冯玉祥选集》下卷，第820页。

14 笪移今《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铅印单行本，第88页。

15 据社中央档案载，1950年1月21日晚，在北大五院举行的九三学社座谈会决定，今后每月一次会议，采取聚餐方式，每人每月缴纳社费小米五斤，这是我社最早的社费规定。当年10月15日，在九三学社第一届中央理事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正式决定每一社员征收社费两万元，从而正式确立了社费制度。1956年九三学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修改社章，删去了原来社章中“社员自动捐款”的有关条文。另外从1950年开始，中央政府财政给予各民主党派行政拨款。

16 《孙承佩文集》，学苑出版社1996年，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