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突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所有中国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农民无一不被卷入到政治斗争中。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推动下，各单位铺天盖地地都贴满了大字报，形势已非常紧张，再亲近的人也不敢多交谈了，正所谓“道路以目”。一次在看大字报时偶遇陈校长，他只以充满疑虑与迷茫的神情低声地对我说了一句：“这究竟是怎么了？”便消失在人群中，我望着他的背影不知怎样回答他，安慰他。而像我这样久经沙场的被改造对象倒是有清醒的思想准备，看这架势，更要“夹着尾巴做人”，好好接受改造了。很快我的家就被抄了，工资也被扣了。但万幸的是我的遭遇还不是最惨的。还没像老老实实、从来不多说一句的大学者刘盼遂那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然后塞到水缸里。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到小乘巷去抄我的家，问我：“有什么‘封资修’？”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 ‘资’，也没有‘修’，只有‘封’。” 红卫兵说：“那好，就给你封了吧！”于是把我的东西贴上封条。

不久大部分教师，特别是老教师都被打成“牛鬼蛇神”。……我们的待遇与境况要比正式的“牛鬼蛇神”好一些，我们是“挂起来”。“挂起来”很符合“准”的定义，即先“挂”在那儿，一旦需要就可以挑（ti o）下来随时拿来示众。

我们整天被集中在主楼六层的一个房间内学习、开会、交代问题。召集人是沈藻祥先生，他每天要向领导汇报情况。当时的领导也说不清都是谁，一会儿是“革委会”，一会儿是“筹委会”， 一会儿是“红卫兵司令部”， 一会儿是“军宣队”。当然还要无休止地写检查材料、交代材料。当时如果实事求是地交代是绝对过不了关的，革命群众必定继续批判你“不老实”，“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不能触及灵魂”，“企图蒙混过关”，只有昧着心、狠下心把自己狗血喷头地臭骂一顿才能最终过关。我当然也不例外。有意思的是，不知怎么回事，我当年的那些检查，前几年居然出现在北京著名的旧货市场潘家园上，经过一番周折才被朋友赎了回来。现在还能从中看到当时的“文革”语言，那也算得上是一件文物了吧。说到学习，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什么正经可学的，为了体现革命热情，就需要尽量把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即使讨论大字报也好。那时为了忙里偷闲，我们时不时地都争着下楼给大家打开水，顺便遛遛，看看大字报，回来后好找些话题讨论讨论。

我们这些人在革命群众眼里已经沦落为牛鬼蛇神了，可有些人还想在牛鬼蛇神中充当“左派”，执牛耳。有一位教授永远要当左派的痴心不改，这次他逮（d i）不着李长之了，便来逮我。他能逮我什么呢？无非是成心找茬呗。比如，有一回我下楼给大家打开水，回来后大家照例问有什么新鲜的大字报？我说有一张大字报批评说现在“某某报”完全执行过去某某报的路线。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反正都是当时一些乱上纲的大批判，并没牵涉到当时路线斗争最核心的问题。我说完以为就完了，不料这位教授又对我进行分析推理，硬说从我的介绍中可以看得出来我是赞成过去反动路线的。这我哪受得了？我再觉悟低，究竟还不至于连自己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分不清，而他硬要把别人的观点反过来，还一口咬定这是你说的，然后扣上一个大帽子。事后我找到沈藻祥，让他务必向领导反映清楚，否则真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我可真是被这些人整怕了。

我们“准牛鬼蛇神组”的成员，也有随时“晋升”的机会。往往有头一天还在这个组里尽量表现自己，滔滔不绝地批判别人，第二天就不见了的情景，一打听，原来发现有新罪行，从而归入到正式“牛鬼蛇神组”扫马路去了。反正那时的罪名和帽子满天飞，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有点海外关系的叫里通外国，随便按（ n）一个就行。后来我曾刻过一方闲章，题为“草屋”，出处是陶渊明“草屋八九间”，而“八九间”即前八种罪名：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第九种罪名“臭老九”之间。但后来，拨乱反正了，知识分子再也不是臭老九了，我也就不再用这枚章了。

不久发起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大串联活动，目的是进一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更广泛、更深入地推向全国各地。我们这些人当然没资格去搞大串联，但在那风起云涌的时代绝对不能闲待着，待着本身就是罪。那时萧璋先生是被“挂起来”的系主任，但他不是党员，而他一直积极要求入党，时时争取表现的机会。在他的争取下，我们几个半老的“牛鬼蛇神”和“准牛鬼蛇神”也得到了一个参加革命运动的机会———到北京郊区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我和陆宗达、葛信益、萧璋等人自告奋勇，每人花30元（不要忘了那时我每月只有30元），各买了一大桶红油漆，到周口店的周口村去刷革命标语，因为那时时兴到处刷标语。我们白天写标语，晚上就住在农民家里，睡在土炕上。越写到后来，天越冷，冻得手都肿得打不了弯儿，真体会到什么叫“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了，但心里还觉得挺带劲的。我们去的时候是秋天，回来时已到年根儿，整整奋战了三个月，一大桶红油漆用得罄光，要不是为了过年，还要继续战斗下去。正当我们怀着一种空前的成就感回来时，没想到刚一下进城的长途车，当头就挨了一棒，只见车站附近、大街两旁到处贴满了大字报———“‘红海洋’是大阴谋！”原来在我们离开的这一段时间，革命形势又有了飞速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革命理论，据说还很有来头，是哪位首长亲自说的：到处刷标语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阴谋，为的是把墙上的地方都用革命口号占满，好让革命群众没地方贴大字报。这种观点不可谓不深刻，吓得人不敢再刷了。但仔细一想也实在荒唐：把所有能贴大字报的地方都刷上标语，那得刷多少？总之，我们去的时候是抱着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去的，回来的时候是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回来的，革命形势发展得真快啊，无论我们想怎么紧跟都跟不上，好不容易革了一回命还革错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编者注：本文选自《启功口述历史》。该书为启功先生口述，由他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九三学社社员赵仁 和启先生的内侄章景怀整理。文中所提到的李长之、萧璋、葛信益三人均系九三学社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