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读到刘文澜女士所撰《父亲刘仁静的“监护”岁月》一文，使我对刘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境遇有了详细了解，也唤起了我对刘老的回忆。我是从中学的党史课本上第一次看到刘仁静这个名字的，当时的课本上介绍陈独秀和刘仁静是中国“托派”的头头，托派是托洛茨基派的简称，中国“托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当年，所有被列入中共党史上10次路线斗争中的人物都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他们或者左倾，或者右倾，或者反党，都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口号，革命群众应该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1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中共党史老师为了我们能清楚地记住各次路线斗争是左倾还是右倾，特意为我们编了顺口溜，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右二三左，四右五左右。“五左右”是指第五次路线斗争是先反左倾后反右倾。大约六、七年以后，我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刘仁静先生。

1980年初，人民出版社的姚维斗先生准备编辑一本青年读物，通过介绍五四时期人物的事迹，帮助青年了解建党准备阶段的历史，以此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60周年。他希望约见我的祖父许德珩，面商编辑事宜。秘书向我祖父通报了此事，我祖父约定接待姚先生的时间。秘书又对我祖父说，姚维斗先生要带刘仁静先生一起来看你。我祖父回答说，好。稍过片刻，我祖父问秘书，刘仁静先生现在在哪里工作呀？秘书答道，他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大概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姚维斗先生与刘仁静先生一起来到我家。刘老身材不高，头发已经稀疏了，脸上有很多老年斑。虽已年过80，但是他的精神很好，步履稳健。那时，我祖父正在撰写回忆录，刚刚完成五四运动一章，他通过写作将60多年前的那段风云往事系统地回忆了一遍。当他又见到了五四运动当年的老同学时，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客人落座后，我祖父顾不得谈编书的事情，拉着刘仁静先生的手说，你还记得吗？在5月3日晚上的学生大会上，你要用菜刀自杀，以此激励国人。还有谢绍敏同学，他啮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4字，揭之于众。你们的行动让大家群情激奋。60多年前的事情，我觉得就像昨天一样。听着我祖父生动的回忆，我看到刘老的眼睛亮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激动。但是，他马上又恢复了并且一直保持着憨厚、微笑的表情，默默地听着我祖父回忆，不曾插话。看来，这位热血青年身上的锐气，已经在数十年的改造中被磨灭了。过了一会儿，我祖父的情绪慢慢地平静下来，他开始与姚维斗先生商量编书的事情。该书的名称被定为《五四群英》，因为五四运动是依靠大家的力量发动起来的。书中将介绍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蔡和森、毛泽东和周恩来等21位五四时期的思想领袖和进步学生的事迹。我祖父答应为该书撰写序言并题写书名。而后，我祖父询问了刘老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客人们就告辞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仁静先生。

事隔20多年后，我从《炎黄春秋》杂志发表的张惠卿先生的文章中了解到，1950年刘仁静先生来京后，他欲寻访故交而均向隅，只有许德珩仍把他当作老同学老朋友接待，令他十分感慨。我从未听刘老或者我祖父提起这件事情。我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刘仁静先生曾经参加托派，特别是1948年他到南京任国防部政工局专员，用前共产党头面人物的身份写了《评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4篇反共文章,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站到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等历史问题。当时，避刘老而不见的大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而我祖父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我的记忆中，祖父从未拒绝过北京大学的同学、同事或者学生的来访。记得在1981年夏天，祖父在北京西山撰写回忆录。一天，他收到北大中文系七七级学生李矗的信。李矗在信中说，他正在写一部描写五四运动的剧本，希望与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交谈，以增加感受。我祖父马上请秘书给李矗同学回信，约他到西山来见面。西山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得知此事以后来到我祖父的办公室，他说，许老，咱们这里是保密单位，让学生到这里来是不是合适呀？我祖父回答说，他是我的客人。我祖父在这个保密单位里与一位素昧平生的在校大学生谈了两个小时。此事使我受到深刻教育。

1982年夏，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任教。工作余暇时，我开始集邮。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日，邮电部为此发行了两枚纪念邮票。当天，我突发奇想，决定给刘仁静先生，这位仅存的中共一大代表寄一枚首日封，以留作纪念。首日封寄出后不久，我冒昧地到刘老家拜访。刘老住在新街口外大街甲四号23号楼1门1号。新街口外大街四号院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宿舍，院子很大。院子中间的十几栋两层小楼里面住着周培源、华罗庚、胡子昂、刘斐、罗叔章等知名人士。院子北边的两栋多层楼房里面住着数十位部长级干部，包括北大前校长陆平先生。23号楼坐落在院子西侧，是一栋六层砖楼，里面的住户大部分是已故领导人的遗属。刘老的家在一层，有一间比较大的客厅。进入刘老家的客厅以后，他招呼我坐下并进屋拿出了他收到的首日封。我拿出我自制的纪念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邮封请刘老题字。那个所谓的邮封，其实就是在白信封上贴了纪念邮票，既没有盖首日的邮戳也没有盖纪念戳，我当年真是个集邮初学者。刘老在他收到的实寄首日封上签名并盖章后送还给我，又在我自制的邮封上题写了“同心同德”四个字，这也许是刘老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我们晚辈的期盼。

1987年8月初的一天，秘书告诉我祖父说，刘仁静先生去世了。当时，我祖父因病住进北京医院已经1年半了。也许对老同学的去世感到突然，我祖父在病床上问秘书说，他得的什么病呀？秘书说，刘老每天清早从宿舍去马路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散步，那天清晨过马路时，他被一辆22路公共汽车撞倒，当时就不治了。我祖父闻此说可惜、可惜并嘱咐秘书通知有关单位，他要给刘老送花圈。事后，政府部门在刘老身亡处修建了一座人行过街天桥。刘老以他的生命避免了更多的悲剧发生，只是代价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