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友马雍教授生前常跟我聊天。马兄口才甚佳，嗓音洪亮。有次我恭维他的口才，他连忙说：“我的口才算什么！我看当今史学家中，没人能赶上原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谭其骧先生。我听过他的课，也听过他的学术演讲，条理分明，生动活泼。”

1955年秋至1964年春，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多次听过谭先生的讲话、报告、历史地理课，“四人帮”粉碎后，更过往从密，可以证实马雍兄盛赞谭先生的口才极佳，绝非虚誉。1958年“大跃进”时，谭先生是历史系系主任。当时很时髦的一件事，是学生给老师、系领导提意见。我所在年级二位未免过于天真的傻大姐，给谭先生提了一条意见：“我们毕业后，有可能去当中学教师。但系里从不开历史教学法这门课程，将来我们上不了讲台怎么办？”谭先生当众答道：“你们放心好了。我虽然没学过历史教学法，但教了几十年书，从来就没有被学生哄下台过！”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包括那二位学姐。我至今还记得1959年春谭先生在复旦工会礼堂，为全系师生作《论曹操》的学术演讲。谈到史料上记载曹操先后两次攻击徐州，杀人太多时，谭先生说：“固然‘多所残戮’、‘鸡犬亦尽’之类的记载，是形容词，难免夸大。就拿‘鸡犬亦尽’来说，总不会在一场大战后，打扫战场时，有人突然惊叫一声：呦，这里还有一只鸡呢！”全场立刻哄堂大笑。谭先生说：“尽管如此，《吴书》、《魏志》等史料记载曹操大量杀人，还是可信的。”历史地理学，用亡友谢天佑教授的话说，“是在典籍字缝里做文章的大学问”，颇费考证功夫，相当枯燥。但谭先生讲这门课时，从来不带讲稿，至多带几张卡片，各种地名的沿革，了如指掌，娓娓道来，谈笑风生，哪怕是炎夏，学生也没有一个打瞌睡的。

谭先生对受业弟子一向关怀备至。以不才而论，“文革”中，我遭受严重政治迫害，丧妻。平反后，谭先生及谭师母，曾为我介绍小名三妹者，秀丽端庄，后移民加拿大，此事才未成。他亲笔写信给社科院历史所领导尹达先生，鼎力推荐我，我得以调入历史所。1979年3月，谭先生进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住国务院二招，他给我来信，要我去看他和周谷城师，知我来京不久，路不熟，特地在信的背面，画了一张地图，告诉我怎么走，这让我感受到父爱一般的温暖。此信我至今仍珍藏着。

谭师（1911―1992）谢世十多年了。望断南天无觅处……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