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资料：孙承佩原名耿殿文，山东桓台人，1915年12月29日出生。1934年至1937年就读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55年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他长期担任并主持九三学社中央领导工作，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长、副秘书长、秘书长，第一、二届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五、六、七、八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委，1979年起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89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相继担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务委员。

淄博市桓台县新城镇是历史文化名镇，深厚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众多历史名人，孙承佩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九三学社的历史上，孙承佩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是九三学社组织的实际组织者，组织的发展壮大与其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从1952年他兼任社中央副秘书长、后来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直至1990年逝世，九三学社在38年中大多是他在主持具体的工作，这在一个党派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他是淄博桓台县人，也可能是淄博市在中央部门担任职务最高的人士。但由于他低调的作风，他这个人在我市甚至桓台县都鲜为人所知。所以，在《桓台县志》和《耿氏家谱》上都没有记载。

今年以来，九三学社桓台县基层委员会成立了以主委魏会东为组长的孙承佩研究小组，到桓台县新城镇城北村及马桥镇前金村，拜访了孙承佩的邻居牟际恭老人、孙承佩的表弟王淇老师及孙承佩的同学金钟老师。他们分别讲述了孙承佩在家乡的那段岁月经历。

孙承佩本来的名字是耿殿文，之所以又叫孙承佩，是一个偶然的经历造成的。当年在青州师范上学时，他的一个高年级同学叫孙承佩，字子玉。1935年时，当局对师范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对师范学生免学杂费、不收住宿费，学生自己只用出书籍费，但是师范毕业后要当三年教员，才允许再升大学。那年应届高中毕业生较少，不足大学招生的数额，国民政府就下令允许应届师范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大学。当时，他在读师范第四年，还没毕业，而同学孙承佩恰在这年毕业，并且在桓台就业了，就业使用的名字是孙子玉。于是，他就借了孙承佩的毕业证书，本着考考试试的想法，竟然考中了，从那时起，就用孙承佩这个名字。

孙承佩1915年生于新城镇城北村。1924年在新城镇城北村的桓台县第一高小读书。毕业后继续在新城镇的桓台县师范讲习所专业学习一年，1930年到青州师范（山东省第四师范）读书。那时师范分前期师范、后期师范，各三年时间，他在读完前期师范、进入后期师范一年级时，参加的大学考试，也就是在1934年考上了北平法商学院。

孙承佩在大学期间，往年的寒暑假还能够回家乡，但从1937年春节走了之后，直到参加革命后才有一次回到城北村的经历。1950年因为父亲病重回来看望父亲，牟际恭老先生还招待他吃了一次饭。他父亲那时跟着他姐姐住。之后，一直到他父亲去世他就再未回过家。

牟际恭老人（91岁）的家座落在新城镇城北村南北街的西侧，孙承佩的家原先就在他的北邻，另在路的对面还有一处住宅，都是青砖的瓦房，并且有厅房。目前两处房屋皆不存在了，牟际恭老人后邻的一处很早就匀给了别人，对面的一处解放后交公了，现在是村委办公的地方。现在的房子是早已翻盖了的。他父亲叫耿玉符，家庭经营以农为主，做点小副业。开始是经营馍馍房，捎带卖点小百货，再到以后挂靠着做小钱庄。那个时候在城里有四十几家钱庄。在农村能贷一点款，方便大家，所以他的家庭条件是较好的。孙承佩曾有一次包办婚姻，在读益都师范时，就是在牟际恭北邻的宅子里结的婚，结婚时大概十七、八岁。

目前能找到的与孙承佩有关的历史遗存，那就是城北村碑。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各个村庄相继建立村碑，以标明村庄的隶属、来历等基本情况。牟际恭带头为修建村碑捐款，并提议找村里有德望的人题字。牟际恭原本想请中国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牟紫东题词，无奈牟紫东当时已卧病在床。牟际恭就给已在北京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的孙承佩去信，希望孙承佩能题字。一月之后牟际恭就收到了孙承佩的回信，孙承佩在信中说：“际恭老乡亲：我不会写字，我写得不好。你让我写我不得不写。如果能用就用，不能用我就另写。”这就是如今村碑上刻着的“新城城北村”几个字，落款孙承佩。

图片说明：1979年，孙承佩副主席（左一）参加杨静仁同志（右六）率领的全国政协代表团在罗马尼亚访问。

图片说明：1951年8月15日孙承佩所在的中外记者团在采访朝鲜停战谈判后在开城驻地合影留念。图中前排蹲者左一为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左二为记者团团长张沛、左三为《光明日报》记者孙承佩，右一为《人民画报》记者安林。后排立者右一为新华社报务员王梯云、右二为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右四为匈牙利记者米赖依，右七为新华社译电员刘茂俭、右八为法国《今晚报》记者贝却敌。后排立者左一为《东北画报》记者梁枫、左二为英文翻译向立、左三为韩语翻译崔彬、左六为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