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三日，我的祖父易宗羲（字佑恂）先生被反动军阀汤芗铭杀害于长沙贡院坪，值此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怀念。祖父忧国忧民，为使国家复兴而流血牺牲，他的死是伟大的，牺牲时年仅四十岁，但他光荣的一生如“日月行天忠烈芳留百世，江河流地英雄功存千秋”。
一 救民族 除劣习 剪辫子 放脚
祖父于1873年诞生在善化县（原长沙县，今株洲市郊区云田乡云田村）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发奋读书，学业优异。虽家境殷富，他却饱经忧患。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朝廷更加腐朽没落，帝国主义长驱直进，锦绣河山面临列强瓜分，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的时代，也是先进的中国人奋勇崛起，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时代。从“公车上书”到义和团运动到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中国人民为救自己进行着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湖南同全国一样，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情：1886-1892年，沅洲府芷江县童生聚众闹考、澧州哥老会及溆浦、临湘的会党起事。以后的十年，即1895-1905年间，在经济方面，湖南的企业如和丰火柴公司、矿务总局、电报局、邮局、航船局、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化学制造公司、湖南冶炼总公司等相继成立，实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文化方面，“湘报”、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的出现，新的改革思想的传播；在政治方面，有“新政”的推行、革命组织华兴会的兴起、哥老会在各地的起义、有湘潭锡箔厂工人联合罢工，有长沙、岳州辟为商埠，学生与市民抵制美货的斗争等等。这些在祖父的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记，萌生起他救国救民的决心。特别是当时，著名的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在湖南推行“新政”，成立了“南学会”、“法律学会”、“不缠足会”、“延年会”等等团体，谭嗣同还亲任“不缠足会”的董事，把剪辫子、放脚作为拯救民族的新事大力推行，他指出缠足是一“废天理”、二“伤人伦”、三“削人权”、四“害国家”、五“损生命”、六“败风俗”、七“戕种族”的恶习。忧国忧民的祖父便从这旨在革除恶劣旧习、移风易俗、振兴国家的事情做起。年轻的祖父身背一把大马刀，往来乡里，为男人们剪辫子，动员妇女“放脚”。由祖父剪过辫子的郭德富老人在他1976年病逝前经常讲起，并说，这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二 辞官归故里 捐私产 办学堂
1905年，祖父为补县学生员（秀才），清政府发（封）他为江西巡检（道台）。富于革命思想的祖父见朝廷腐败无能，怎肯与之同流合污！不久便毅然辞官，回归故里，锐意兴学。“教育乃兴国之本”，他希望通过办学，为国家“开一条文明日新之路”，于是将自家财产捐出，开办小学及女子职业学校。今长沙县第十中学的前身嵩山中学—原嵩山高级小学即为祖父家产所开办，其第一任董事长则为曾祖父易镌钦老先生。
三 组织“湘路协赞会” 争路权 反侵略 保国家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腐朽的清朝在初兴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打击之下，可耻地屈服了。自此，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英、美、德、法等帝国主义列强似一群饿狼争先恐后地扑来，他们大肆推行“金元代枪弹”的政策，以贷款方式疯狂攫取在中国的采矿权、航运权、筑（铁）路权，把借款作为勒索和长期霸占中国主权的一种手段，他们争做中国债主，企图实现在经济上控制清朝的财政，达到政治上任意奴役和宰割中国的目的。如芦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借款合同中规定此项借款以“该条铁路及车辆、料件、行车进款”为担保；又如粤汉铁路草借合同中有“准在粤汉铁路附近采煤”的规定。这很显然，修筑某一条铁路就是控制了这条铁路以致控制了沿线地区。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为了镇压国内人民，需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在这种经济侵略面前，甘愿接受政治奴役性的贷款，出卖国家主权。1898年清政府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1900年再次签订了“借款续约”，将路权出卖给美国帝国主义。湘、鄂、粤三省人民坚决斗争，于1905年帝国主义不得不允许将路权“赎回”，要求清政府付出银元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五千五百五十元的“赎”款，进行苛刻的最可耻的敲诈。但是清政府又于1910年5月与“四国银行”达成了“湖广铁路借款协定”，并在1911年发布一道“上谕”，将粤汉干路权归国有，实际是将“路权” 再度卖给英、美、德、法帝国主义。清朝政府这种公然与人民为敌、可耻的卖国行径激怒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湖南人民。1911年春，祖父为保家卫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长沙文经纬、郑望之、黄翼球等组织“湘路协赞会”并任干事，为争路权而奋起斗争。祖父“力主拒债、扩广集股、力争湘路商办”、“议论激越、意气慷慨”。5月，协赞会等团体在长沙刊发传单，发起集会，抗议出卖路权，铁路公司长沙、株洲一带一万余工人亦停工进城，各学堂相继罢课，各阶层人民也纷纷行动起来，形成了强大的“保路”风潮。这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怒潮极大地冲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加速了辛亥革命的进程。
四 愤立“体育社” 联络 缔结辛亥革命
“争路权”的爱国运动遭到了清朝政府和湖南反动当局巡抚杨文鼎的镇压，祖父也被杨“伤巡警侦察”，身临危险，但他毫不气妥，再接再厉，进而与革命党人阎鸿飞、王猷等人创立“体育社”，昌言革命，对日进诸生谕之以民族大义，灌之以革命思潮，教学锻炼其武勇。虽铁路抗议未遂，其苦心孤诣，已引湘鄂健儿于革命战线，引导人民走向了革命道路。1910年，1911年，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两次起义失败后，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1911年7月同盟会在上海成立中部总会，委任焦达峰等主持湖南革命活动，从此长江流域特别是两湖一带的革命形势长足地发展起来。各革命团体活动十分活跃，体育社的“阎鸿飞奔走结缔、宗羲为之集资财，供转运伏，两湖豪杰之士风起云从”。不仅如此，祖父为革命真是呕心沥血、不畏险阻、不辞辛劳，他还同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策动”、“运转”新军。“口瘖舌进，遍晓湘省常备军以大义”。以祖父为监督、干事的“体育社”、“湘路协赞会”以及“辛亥俱乐部湖南支部”所在地—长沙市太平街贾太傅祠是焦达峰回湖南居住之地。这些地方成了革命联络站和指挥部，当时还有林伯渠主持的振楚学堂等等。各团体联络、缔结，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推翻满清统治而互相配合行动，共同推动湖南革命运动的发展。1911年10月22日，长沙新军在焦达峰的号命下骤然进城，城内巡防营倒戈，新军不发一枪即攻占抚署。这一革命形势的成熟，不无祖父的辛劳，他为辛亥起义作出了他的贡献！
五 壮志未酬 光荣就义
起义胜利了，1911年10月23日，湖南革命政权—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宣告成立。胜利的当天晚上，参与起义的各界代表齐集于咨议局选举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祖父被任命为都督府民政部会计检查院院长。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湖南支部于9月正式成立，祖父原为辛亥俱乐部候补常议员和候补评议员，这时成为了以孙中山为领袖第一次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并被举为支部“评议员”。他同一切进步的爱国志士一样，怀抱着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善良愿望，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斗争和工作，开始在他的任内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业，该年他提倡在湘省发展实业，发起创立湖南纺纱公司和麓山玻璃公司。但是，鄂省起义之举，瞬息易帜，功虽成，而祖父身危更巨。1913年，臭名昭著的野心家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政权之后，开始了对革命的国民党人的镇压。10月初，他命一个兴中会的叛徒、为袁拔识倚重，率兵舰在九江一带镇压革命的汤芗铭为湖南查办史。汤芗铭一到长沙，便以残暴镇压革命来进一步博取袁世凯对他的欢心，不久就逮捕了祖父—当时的会计检查院院长以及财政司长杨德鄰（邻）、警察局长文经纬、筹饷局长伍任钧等国民党党员16人，并于10月13日将他们杀害于贡院坪。
为了中国革命、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祖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实为鸦片战争后不惜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爱国、民主志士、革命的先驱。祖父现长眠于浏阳土桥的高山密林之中。
祖父啊，您永垂不朽！（九三学社长沙市天心支社 易奇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