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爹邓稼先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主要技术领导者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1953年，邓稼先和我姑姑许鹿希结为百年之好。从我记事时起，祖父就命我按照家乡江西的习惯称呼邓稼先为“姑爹”。我出生时，姑爹已受命研制原子弹。当我还是孩子时，大人们就告诉我，姑爹的工作不能问，也不能对任何人说。因此，姑爹在我心中是神秘的。长大以后，我偶尔听说过姑爹的成绩。在核武器研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曾经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姑爹尊称他为王老师。一次九三学社开会时，我听到王老对我祖父说：“许老，稼先的工作很有成绩啊！”祖父听后十分高兴，对王老说：“你们要多帮助他。”在姑爹去世之前一个月，中央军委决定对邓稼先解密，公布他的事迹。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刊载了题为《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文章，简要地介绍了姑爹的成就。至此，我才了解到他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2006年6月26日，我又有幸参加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召开的纪念邓稼先院士诞辰82周年座谈会。从那些当年曾经与邓稼先共同进行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口中，我进一步感受到了姑爹邓稼先的伟大的人格魅力和他所带领的这个团队的崇高精神。
那是一支忠于党和国家事业、放弃个人利益的团队。1958年，姑爹受命担任核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主任。理论部组建后，姑爹告诫每一位同事，我们将从事的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事业，对于理论部以外的任何人，不能告诉他们我们做什么工作和我们的工作地点。工作取得成绩后也只能在心中暗自高兴，在家人面前不能表现出来。我们的研究成果不能发表。理论部的全体人员一直牢记姑爹的嘱咐。当时，从城里开往清华大学的31路公共汽车途经九所和北京航空学院，理论部中有些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北航。如果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同学，为了不暴露工作地点，他们就不在九所附近的花园路站下车，而是等到同学下车之后，再坐反方向的车回九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大家拿着报社发行的号外穿过街头欢庆的人群回到家里。他们的宿舍区却与往常一样安静。现在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3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很多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理论部青年技术人员也经常被饥饿困扰。在一次模型计算中，姑爹睡不着觉，他凌晨3点起来到机房检查计算结果。青年专家孙清河等同事当晚也在核实一组数据。等他们把问题搞清楚了，天已经亮了。他问孙清河等青年同事：昨晚你们吃夜宵了吗？你们饿不饿？孙清河回答说：饭还吃不饱，哪有粮票吃夜宵呀。姑爹从兜里拿出几斤粮票，分给在场的同事每人4两。回忆起46年前的这件事，孙清河动情地说，那时候，每人每月只有28斤粮票，又没有副食，粮票是多么珍贵呀！现在，你给我4两黄金也无法让我产生当年我接过老邓给的4两粮票时那样的激动。每当想起这件事来，我总觉得当时不应该收老邓的粮票，因为当时大家每月都只有28斤粮票呀。朱少平所长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九所工作，他第一次见到邓院长是在九所的食堂里，邓院长和他的警卫员共用一个饭盒吃饭，邓院长用饭盒盛饭菜，警卫员用盒盖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是一支教学相长、共同进步的团队。大家认为，一生中能够与姑爹共事20多年，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因为他不仅自己奋斗，成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学术带头人，还带领青年人与他共同成长。在总结工作时，由青年人完成的工作总是青年人自己报告，姑爹从不代替。理论部组建起来后，没有资料，姑爹发动大家到北京图书馆和各个大学的图书馆去搜集馆藏的相关资料并教大家如何查阅资料。他把英文和俄文的关键词，比如动力压缩等，写下来交给每个去查资料的人，说，你们把有这些关键词的书统统借回来，内容看不懂没关系，我帮你们读。一次，姑爹看到钱三强先生有一本俄文版的美国人专著，他认为这本书十分有用。书是钱先生从苏联带回来的，在国内买不到。他就发动大家刻蜡版自己油印。印好之后，几个人为一个小组，专门学习一章，读懂之后给大家讲。晚上，姑爹不准大家看电视，他与大家一起学习。通过查阅资料，共同学习，大家很快入门了。
在那个团队里充满了民主与科学的气氛。前不久，曾经担任复旦大学和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家福院士请邓稼先的继任者胡思得院士参加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活动。期间，他告诉胡院士，美国科学家仍在讨论为什么中国能在两年零八个月那么短的时间里研制出氢弹。他们请杨院士说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杨院士回答说，因为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对方不同意，反驳说，苏联当时也是共产党领导。杨院士又说，中国有很多杰出的科学家。对方再次反驳说，苏联科学家的水平更高。最后，杨院士说，我们所有的专家经常与青年科学工作者一起平等地讨论方案。对方无言以答了。姑爹创立了理论部科研工作的民主气氛。刚刚进入理论部的大学毕业生见到邓稼先之后，尊称他为“邓先生”。姑爹马上纠正他们说：“以后不要叫我邓先生，叫我老邓。”理论部集体讨论时，经常深入到某个专业当中。有时姑爹讲到一半就讲不下去了，他马上把学这个专业的青年人叫到台上接着讲。大家仿佛回到了大学里，正在与同班同学一起商讨、争论，而不是领导或者专家组织他们开会。讨论氢弹方案时，大家先是围着桌子坐在椅子上说，后来越说越热烈，干脆坐到桌子上争论起来。这种民主的讨论方法在其他国家恐怕是不可能有的。姑爹在工作、学习、思想和生活等方面处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对于大家的工作和成长有很大影响。
姑爹他们是一代人完成了别国五代科学家的任务，是一口气从原子弹干到中子弹，到氢弹，到电脑模拟的核极限的。他是知道很快就要“世界性禁核”了。姑爹一直在抢这时间，他忘了自己生命的时间，忘了其他一切的时间，惟要中国脱离挨打受欺的时间。我们现在无法想象他们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有多重大。姑爹很少与我谈工作上的事，仅有两次谈到与他的工作稍有关系的内容。一次他对我说：“我们基地的生活太苦了。我还可以吃小灶，有好烟好酒供应，其他同志就更艰苦了。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喝了差不多一瓶五浪液，结果醉了。”姑爹喜爱喝酒，但他每次只喝二两左右，我从未见过他醉酒。可以想象当时他在事业上、生活上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接着，他沉重地说：“当年到我这里来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可是在山沟里，怎么能考上大学呢？他们的父母已经在山沟里奉献了一生，我们怎么能耽误孩子的前程呢？”说完，总是微笑的姑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还有一次姑爹说，“他们说我是福将。我是甲子年生的，甲是天干之首，子是地支之首，所以我是福将。”他去世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国进行的全部45次核试验当中，姑爹生前曾指挥过15次，凡是他做出的重大决策无一失误，因而被同事们称为福将。在这值得骄傲的成绩后面，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受过多少次大剂量的辐射啊！而他离开我们时年仅62岁。
1986年7月29日，姑爹去世。姑爹走后，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写下了“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山河”的诗句和“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题词。我想这是对姑爹一生最好的评价。（许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