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在北京爆发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追忆往事，焚烧封建军阀政府腐恶的赵家楼之火，历历在目；五四青年救国救民，不惜牺牲的一腔热血，激励我自强不息。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划时代的运动，是历史的必然产物。1914年，帝国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忙于战争，一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使邻近的日本得以借对德宣战的名义出兵占领了青岛市，攫取了德国由于侵略获得的在我国山东的权力。日本军阀与中国军阀签订了出卖中国的秘密军事协定，借钱、提供军火给中国军阀，帮助他们进行内战，使他们自相残杀，以达到最终吞并中国的罪恶目的。中国的各派军阀为了取得其政治上的稳固地位，争先恐后地讨好帝国主义，出卖中国主权。当时的中国人民生活在内部战争和外来侵略双重战乱之中，苦不堪言。对于这种种悲惨景象，我在1919年年初发行的《国民》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一文，控诉了封建军阀统治所造成的无处非兵，无处非匪，无处非失业逃亡之饿殍，无处非嗷嗷待哺之灾黎的悲惨局面。决心要一饮此强悍专横之血之肉，以雪吾愤。对于外来侵略者，虽冒万死与之争，犯大事与之战，亦不可惜。表明了我们当时的青年学生鲜明的爱国立场和抵御外来侵略的不屈精神。

在帝国主义的诱胁下，北洋军阀政府于1917年参加协约国集团，对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宣战。1918年底，同盟国集团战败，被迫向协约国投降。当时一些青年以为中国就这样翻身了，一时“公理战胜强权”、“民族自决”等响亮的名词高唱入云，激动着青年的心。但是好景不长，1919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巴黎和会。这个会议名义上是为了拟定对德和约，建立战后和平，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战胜国重新分割世界和策划反对刚诞生不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会议。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和会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地位，竟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强占的在山东的权力。1919年5月2日，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觉得这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公理战胜强权的奢望终成失望。控制巴黎和会的帝国主义强盗集团，怎么会把他们已强占的利益归还给穷困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呢？我们当时的青年学生不能容忍巴黎和会的耻辱，要唤醒民众，救中国于危亡之中。5月3日晚，我们以国民杂志社的名义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了有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参加的北大全体学生大会。进步记者邵飘萍在会上的一段讲话代表了当时北大学生的心情。他说：“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终于爆发了。五四运动以前所未有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震动了世界，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忙于战争，一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也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抬起头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欲在当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生存发展，就需要有一场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摇篮。以北京大学为发源地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6年以前的北京大学，校风很腐败。整个学校没有图书馆，仅马神庙理科有一座古老的藏书楼。年纪大的学生相当多，有些人甚至是秀才举人出身。很多人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毫无兴趣。在学术上颇有造诣、认真施教的教员不受欢迎，而那些来校兼课的政府官员，尽管其学术平平，时常请假，但仍备受欢迎，因为有些学生毕业后可以借师生关系获得一官半职。有些富豪子弟甚至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戏子。学生学习不求上进，教师讲课陈陈相因，敷衍塞责，全无学术空气。1916年冬，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到校任职后不久，即宣布了他的办学宗旨。其中主要的一点是：“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它们自由发展。”并要求“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先生对北大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实行教授治校和教学民主制。他还在校内发起了以培养个人高尚道德情操为目的的组织———进德会，并在校内贯彻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当时，封建文化思想在北大到处泛滥，充斥各个学科。所以，对于封建文化思想根本不存在“容”与“包”的问题，“兼容”与“并包”的方针为新文化、新思想在北大的自下而上发展提供了机会。为新文化运动在北大的发展开拓了道路。由于蔡先生奉行“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并聘请学有专长、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北大执教，使得封建文化思想在北大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新的文化阵营在北大得以建立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到了北大（“民主”和“科学”两个词的英文读音分别为“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因而被时人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蔡先生本人是进德会的乙种会员（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不作官吏、不当议员五戒为条件）。李大钊同志是甲种会员（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三戒为条件）。学生中我和朱自清、潘家洵等人也参加了进德会。这个组织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腐化的不满，在北大校内颇有影响。

1917年底，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中国，振奋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看到了“庶民的胜利”的曙光。1918年5月，北京段祺瑞政府为了防遏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扩大，与日本军国主义勾结，秘密签订了中、日两国陆军、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本驻兵东北和训练、指挥中国军队。为抗议段祺瑞政府的这种出卖中国领土和军事主权的行为，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举行集会表示抗议，遭到了日本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全体留日学生愤然罢课回国以抗议这种暴行。他们的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北京学生的积极响应。5月中旬，留日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鹤鸣）、王希天、阮湘、龚德柏来到北京大学和我们见面，痛陈他们在东京受辱的情形。随后，我们召集北京各学校的代表来北大开会，听取留日学生代表关于这一情况的传达。他们历述了在东京所受到的种种横蛮无理的待遇，激起了与会者的义愤，博得了北京学生的广泛同情。我们遂当场决定于次日（5月21日）罢课并到总统府请愿。次日上午，北京各高等院校学生2000多人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结队来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反对签订这两个卖国协定。大家推举我和易克嶷、段锡朋等8人作为代表，捧着请愿书去求见总统，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在做什么。学生代表们并未见到大总统徐世昌，仅由其秘书代见并答应将请愿书转陈。而后，8位学生代表步出总统府向大队学生略陈数语，大家就跟着走回学校。尽管此次请愿未达到目的，但是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使我们深深地懂得了进一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必要。在蔡元培先生创造的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之空气影响下，经过请愿斗争锻炼的北大学生组织了各类学术、政治团体。北京各校的一部分学生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在北大诞生了《国民》杂志社，《新潮》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等学生组织。这些社团和刊物团结、唤醒了更多的青年学生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之中，其中一些后来成为当时北大新文化营垒的主要力量。

《国民》杂志社与《新潮》杂志社和《国故》月刊社是当时北京大学代表着三种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主要社团。《国民》杂志是学生救国会的一些骨干创办的全国性刊物，其目的是宣传爱国、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不是谈文学革命。北大的同学参加这一杂志的很多。我们邀请了李大钊同志担任杂志的导师。李大钊同志在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了题为《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的重要文章，尖锐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所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国民》杂志对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日后的五四运动的准备和发动起了促进作用。在胡适影响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了提倡写白话文的《新潮》杂志。该杂志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相配合，为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新潮》杂志是闭口不谈政治的。另外一些抱残守缺，少谈政治，蹈常习旧，反对文学革命的卫道派创办了《国故》月刊，旨在“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由于他们要昌明的不过是封建的旧文化、旧道德，所以和者甚寡。这鼎足而三的社团，反映了当时的北大学生在蔡校长“兼容并包”这一方针下的思想分野。他们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一个时期各自为政，互不相谋，真正是叫做“自由发展”。

陈独秀先生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了《青少杂志》。一年之后，陈独秀先生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该杂志随之迁京，并更名为《新青年》杂志。该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点燃了新文化运动之火，对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及全国青年产生了重大影响。陈独秀先生在该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指出“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他表示“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陈独秀先生这种激进言论，代表了当时北大新派的态度。反动势力视北大为眼中钉，猖狂反扑。他们攻击《新青年》破坏孔教、礼法、国粹、贞节。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卫道士林纾在报纸上发表反动小说，大造武人干涉学术的舆论，怂恿封建军阀用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面对守旧派的进攻，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坚定地表示要为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而斗争。他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918年，由李大钊同志等人发起了一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少年中国会。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另有“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四个信条。我和黄日葵同学经李大钊同志介绍参加了这个组织。少年中国会在大钊同志的领导下，把“创造少年中国”、“再造神州”作为理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五四”前夕，新文化、新道德、新政治与旧文化、旧道德、旧政治之间的思想斗争达到了高潮。新文化运动使民主、科学的思想在青年之中广泛传播，促进了当时中国知识青年的政治觉醒。新文化运动已成为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潮流，呼啸奔腾，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蔡元培校长，李大钊同志，陈独秀先生等一些不愿看到中国亡国的著名学者、革命先行者及社会贤达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改革，将民主和科学思想引入北大，迎接新思想和新科学，提倡思想自由和培养学术研究空气，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在北大的兴起和发展，催生了北大的各类学术、政治团体。后来，李大钊同志把这些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社团，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一共同点团结起来，组织在一起，使北大学生走上团结之路。这些社团所联系的各方面的学生团结在一起，凝聚成为一股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力量。经过游行请愿锻炼的北京高校学生，面对国家遭受列强欺凌，政府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出卖主权，人民生活在内外战乱之中，民生凋敝，水深火热的种种现实，再也不能忍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大火，终以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为导火索，在北京赵家楼，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了。

正如陈独秀先生指出的，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革命的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行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行动。这部分“五四”青年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他们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也有部分人背判了“五四”精神，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了。胡适及新潮社的骨干罗家伦、傅斯年和不属于新潮社的段锡朋等就是这样一些人。“五四”时期的青年，目击社会的黑暗，国事日非，若再不冲破孔学儒教对中国的思想束缚，仍在旧学中徘徊，再不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再不唤醒中国的广大民众起来革命，中国就只有亡国了。他们本着救国救民、再造神州的精神，抓住了这个历史时机，万众一心，不惜牺牲，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燃起了民主与科学之火，无愧于历史赋予他们的重望。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一直到以尊孔为教育宗旨的清代，2000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和阻碍。封建帝王的专制和荒淫无度，使国家逐渐走向衰亡，民不聊生。清朝末年，面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断侵略和中国在军事上的节节失败，慈禧太后竟挪用建设海军的3000万两白银来为她修建避暑行宫———颐和园。先天不足的中国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受到重创，奸商向他们提供的炮弹中有许多竟是用沙子而不是用火药来填充的。封建帝王腐败无能的统治，加速了封建制度在中国的灭亡。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们终于在这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人民共和国。但是，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及其他历史原因，我们的共和国走了许多弯路，屡受挫折，以至于今天在经济水平上与其他国家相比，已远远落后。五十年代后期，马寅初同志提出了关于控制人口的科学性建议。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了错误的批判。3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人口数量增长了一倍多，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率和人平均收入均降至世界最低之列。诸多不尊重民主、不尊重科学的历史教训，创巨痛深。只有充分发挥民主，集思广益，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和繁荣，进而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的发达必将导致更广泛、更高层次的民主。

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古代文化。这些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已经证明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劳。当今的青年，不要沉迷于古代中国的文明之中，夜郎自大；也不要为当前中国的贫穷落后而丧失信心，悲观失望。不要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也不要受名缰利索的束缚和挫折失败的影响而动摇、降低自己的理想。李大钊同志在他著名的《青春》一文中曾教诲我们青年要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涤荡历史之积秽。不让僵尸枯骨将自己束缚起来，摒绝现代虚伪之机械生活，不受黄金与权势的支配，摆脱那营营扰扰的追求个人利禄之途。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不断以青春的精神改造自我。中国是一个拥有11亿人口的大国，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解救、帮助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只有中国人民自己起来，努力奋斗，不惜牺牲，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李大钊同志在70多年前就曾明确表示，只要人民觉醒、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必可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前途将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发扬五四青年民主、科学和爱国的精神，为了振兴中华，励精图治，用我们的双手造就繁荣昌盛的中国，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文化。

我这个年届百岁的老朽，自1986年起，卧病在床已是3年有余。回首我的一生，自认为是爱国有心，但无成就。70年前的往事，一经回忆，不胜惭悚。鉴往知来，希望我这些冗词赘句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唤起更多人的爱国热情。

青年们，为了祖国美好的未来，努力奋斗吧！（全文原载1989年5月4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