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它是战时的陪都，国共合作的相当一部分活动正是在这里进行和开展的。它又是九三学社的发祥地 ，社中央曾于2006年10月在这里召开九三学社理论研究和社史工作座谈会，会上韩主席开宗明义阐述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统一战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多党合作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选择在重庆召开会议，回顾历史，寻根朔源，缅怀前辈的光辉业绩……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三年过去了，韩主席在会上的话仍能引起我的共鸣，而且常常引起我的思考，也常常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几年前到重庆这座美丽的山城进行社史调研的经历。
没到过重庆之前，我想象重庆是不是如千年传诵的诗句“巴山夜雨涨秋池”、“三年苦雾巴江水”所勾勒的水墨风情画一般？那时只晓得重庆是我国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是我国广袤疆土上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晓得那里有800多年前屹立在摩崖上的显示巴蜀文化历史蕴涵丰富、堪称世界一绝的大足石刻；晓得鼓舞了几代人，也是伴着我长大的耳熟能详的小说《红岩》里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但自从我那次出差后，我认识了自己原本不了解不认识的需要补课需要学习的东西，得到了许多不同于书本概念的感受，使我觉得书写社史不仅要有责任感、使命感，还要有直面历史、廓清史实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到重庆，第一次独立出差。我在完成主要任务后利用点滴时间，在社重庆市委会的同志陪同下，参观了红岩革命纪念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渣滓洞、白公馆、歌乐山烈士陵园、红岩魂广场、曾家岩50号周公馆、重庆谈判暨《双十协定》签字处——桂园等地，特别是寻找到1941年6月5日大隧道惨案遗址、较场口流血事件纪念碑……，久久徘徊不能去，那一幕幕悲壮、惨烈的场景直到今天仍然萦纡于眼前，“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实在让人喘不过气来。重温历史，特别是当你了解了社里的先贤们在这里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和寻觅他们生活战斗过的遗迹、遗址后，你会觉得我们与重庆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如此贴近；会觉得经过几代人撰写、修订的在自身建设中发挥着不小作用的《九三学社简史》一书太单薄了。许多的人、许多的事，本应在社史中占有位置，却出现了缺失或断层。究其原因，既有在“左”的路线思潮的影响下，一些真相被扭曲被掩盖，也有自然的原因致使档案断挡、流失、损坏，大量堪称珍稀宝贵的遗址、图片、文物、资料或被厚厚的历史尘埃掩埋，或遭到了不可再生不可恢复的命运。
比如，九三学社于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在重庆正式成立。成立之日公开发表了《九三学社缘起》、《成立宣言》、《基本主张》、《对时局主张》等重要文件。今天，捧读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文件，你不会感到它们因时光流逝而褪色、失去光彩，你会因那字里行间燃烧着的炽烈爱国之情而感到热血沸腾。但如此激情洋溢，富有文采和号召力，如此震撼人心的大手笔出自何人？该人又是怎样的一个人？现在的《九三学社简史》和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各样史书里都没有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通过深入调研和对资料的钩稽爬梳，我终于知道，原来那些字字珠玑的文章均出自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我社创始人之一吴藻溪之手。
吴藻溪，湖北人。生于１９０４年，１９７９年病故于上海。上个世纪２０年代中，年仅１９岁的他即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并在其就读的楚材中学建立了支部，是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
１９２７年，他在共产党员彭志影响和领导下，组织农民协会，积极从事农民运动。１９２８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５月３日发生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冯玉祥毅然决定在河南开封召开追悼济南惨案中殉难军民大会。大会主席台两侧悬挂着吴藻溪满腔悲愤书写的一副对联：“国仇一何深？哀我官民无辜蒙大难；恶魔终自杀，看尔倭寇横行到几时！”
３０年代初，吴藻溪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加入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由于从事反帝爱国活动，１９３３年被日本警察逮捕，押送回国。到上海后，周恩来亲自赶到大方饭店与他会晤。他在共产党员杨献珍、张友渔、彭友今等人的教育和帮助下，主编《科学时报》，宣传抗日，宣传革命，宣传科学。他积极投身“一二•九”运动，在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颇有影响。
１９３９—１９４４年间，在周恩来、董必武、吴克坚、潘梓年、徐冰等人的领导下，吴藻溪和孙克定、张申府、潘菽、涂长望、梁希等社会贤达名流组织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当时的《新华日报》上有他多篇署名文章，为贯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为团结国际科技界人士支援我国抗战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并卓有贡献。
“皖南事变”后，重庆山城呈“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吴藻溪发表了数篇署名文章，公开抨击国民党的残暴行径，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特务抄、砸《新华日报》营业部时，吴藻溪和熊雯岚一起，英勇无畏赶赴现场。营业部门前，或远或近聚集着人群。惊异、叹息者有之，疑惧、忿詈者有之，伫立观望或马上避开者也有之。吴藻溪没有听从好心人的劝阻，毅然拨开人群，昂首挺胸跨进营业部大门，向这里的工作人员表示亲切慰问，并当场要来纸、笔，挥毫写下：“请政府严惩捣乱社会秩序、摧残人身自由的罪犯，赔偿一切损失，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然后签上他的名字。这篇檄书刊登在事发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上。这是何等的气概！
吴藻溪赢得了人们对他的敬重和爱戴。１９４５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时，胡乔木、冯文彬、于刚、黄华、范文澜、齐燕铭等代表延安各界青年向吴藻溪发来致敬信。信中说“……先生十年来对青年爱国运动，曾作热情的指导与支援，今日中国青年又在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争取民主而进行艰苦的斗争，先生复以大无畏的精神，仗义执言，伸张公理，远道闻之，实深感奋。……”
为了广泛联系群众，培养革命力量，吴藻溪和也是我社前辈的税西恒、王克诚等同仁在中共南方局董必武、徐冰、吴克坚、潘梓年等人直接领导下，精诚合作，筚路蓝缕办起了以适应西南地区广大青年学子需要并为西南地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西南学院。吴藻溪为第一任教务长，并本着董必武的指示精神，对校董事会的组织和教职员的任聘均以统一战线的形式进行安排。教职员工队伍中有不少人是声誉卓著的民主运动战士、知名学者，像贺绿汀、税西恒……。这里不仅是中共在重庆的重要活动据点，也是民主进步力量的一个重地。吴藻溪以世界科学社总干事地位和西南学院校董事会负责人的身份，同苏、英、美、法等国家科学研究机构和教育团体及进步人士进行广泛联系，向他们揭露、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毒害教育、侵犯人权的罪行，为１９４７年西南学院在横遭大规模的法西斯镇压时向国际社会团体呼吁救援打下了基础。经查考，中国共产党优秀儿女江姐江竹筠就曾在这里领导过学运，建国以来发行量最大的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就是这所学院的学生，而我社先贤吴藻溪，也是在这里，为营救、保护被反动当局逮捕的进步师生，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去奔走呼号！他们身份不同，却共同在为和平、民主浴血奋战，共同在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重温社史，自豪之情油然升起——因为回荡在歌乐山的高亢战歌中有我们九三学社的混声和怒吼，铸起的红岩魂纪念碑上也有我们九三学社的热血在溅洒和流淌！因为在为建立新中国的可歌可泣英雄史诗中有九三学社先贤用生命书写下的不朽篇章！今天，历史虽然已掀开新的一页，但过去的这一页告诉我们九三学社的光荣和骄傲，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九三学社先贤始终追随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同中共同呼吸共命运的诤友、同盟者，九三学社自成立以来便坚持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风雨同舟，共同致力于民族的独立自主、国家的统一富强的这一历史传承。
这段印证着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史实在日月更迭中从来没有记载在我们的社史中。 吴藻溪，本是在社史上应该刻石勒碑之人，却由于历史的误会和偶然因素，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以至被人们遗忘。吴藻溪于１９５３年退社了，这倒在档案中有记载。退社的原因语焉不详，或者记录的文字也不见得是真正的、实际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按照不因人废言，不因人废事的书写历史的原则，吴藻溪在九三学社创始阶段的贡献、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不应该被忽略被忘记，在九三学社的历史上应该占有应有的位置。他可能不是一个完人，但他给社史留下的鲜活的抺不去的一页长留于世。
韩主席在2006年九三学社理论研究和社史工作座谈会上说，“社史是九三学社的命脉，九三学社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传统、文化、理念，是要靠社史来薪火相传的。割断九三学社的历史，就等于割断了九三学社的命脉。” “社史工作需要认真、深入和细致，历史不是简单的资料汇总，要搞史学研究，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保管和使用都要讲究科学方法，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还做得很不够。” 韩主席明确清晰指出社史意义和目前存在问题。韩主席一语中的，讲得好！回顾我在重庆调研，发现、挖掘吴藻溪史料的过程，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转变观念，尤其是领导的支持，分派我去重庆做实地考察；如果没有广大普通社员的参与，没有老社员，特别是重庆市委会的同志帮助联系到的漆文定、许香谷等先生怀着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拿出自己多年珍藏的史料，提供线索，介绍情况；如果没有调查人员具有一定的史学知识，执着的求索精神，将吉光片羽、零散的史料整理粘合，形成完整的有序的链接，吴藻溪在现当代史的巨大贡献就不可能拂去历史的尘埃，浮现在人们面前。
在九三学社社史的记载中，像吴藻溪其人其事的缺失或被扭曲，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的，在我去重庆的调研中，发现很多本应该占有一席之位置的人物却缺位，本应该记载的历史事件却缺载，本应该更准确更详尽地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却模糊，这些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演进，认识的提高，社史的编修和研究，应该有一个较大的突破，我们应该挖掘出、编撰出更接近史实的社史，以无愧于后人。（李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