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虽说是颠覆了几千年的“三纲五常”，提倡“女性解放”，但随着众多“娜拉”的“出走”，让“妇女回家”的这种代表旧思想旧观念的口号，还是时时被人提起、不绝如缕。第一次“妇女回家”的论争，缘于上世纪30年代早期林语堂提出的“我国女子最好的归宿还是婚嫁”。认为“在政治上最出头的女性，最是坏蛋，但她们不足以代表新女性”。结果引发社会上妇女界和进步人士的坚决抵制和一致抨击。

而第二次“妇女回家”的大论争，则缘于储安平的妻子端木露西的一篇文章。那是在1940年，储安平在《中央日报》任国际版的主笔时，与他一起在英国留过学的妻子端木露西同在报社供职，女方不仅年轻漂亮，也是一个才女。没料到的是，在这一对别人眼里简直是天作之合的神仙眷属，却被当时《中央日报》社长、同样是风流才子的程沧波给插了足。储安平得闻此事后，不堪忍受，气愤之下，就在他的江苏乡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面前告了程一状。吴又将此事禀告于蒋介石，蒋把程沧波叫去臭骂一通，此事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物议腾传，程沧波已任职八年半的《中央日报》社长也难以为继了，后来只好呈请辞职。当时，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还算是惜才，认为“风流无罪”，就把程沧波安排到监察院当了秘书长。

而端木露西女士，在经历了这一段感情纠葛后，百感交集，写下了一篇题为《蔚蓝中的一点黯淡》的文章，刊载于1940年7月6日重庆版的《大公报》上，文中重新提出妇女不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要回家做“贤妻良母”的主张，并号召妇女要“在小我的家庭里，安于治理一个家庭”。这篇文章在社会上风传一时，相当轰动，竟引发了又一次“妇女回家”的大争论。而且当年的这场争论，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以及在社会上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都是远远超出抗战前与林语堂的那场争论。

当时，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十分重视这次论争，认为这关系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妇女运动的路线方针问题。端木的文章发表一个多月后的8月12日，中共南方局妇委负责人邓颖超就在《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上撰文《关于〈蔚蓝中的一点黯淡〉的批评》，针对“妇女回家”论和“贤妻良母”论进行了批判，文章把端木的观点概括为新的“贤妻良母主义”，指出“小家庭主义正是个人自私主义和享乐主义最好的反映”。因此，我们要号召“中国家庭妇女做抗日的先锋模范——做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其目的是推动抗战的动员，加强抗战的力量，是求得达到妇女解放基本利益的一个步骤”。

1941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制定的妇女运动方针，就包含有“多生孩子、少参加政治活动”的内容，其实正是为新的“妇女回家”论所作出的一种回应与支持。为此，1942年9月25日，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针对新“贤妻良母”论，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说贤妻良母本来同贤夫良父一样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但贤妻良母成为固定的连在一起的名词，就专限于男权社会用强调夫权、以束缚妇女的桎梏。文中提出为了人类的绵延，尤其目前为了强健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应当尊重母权，提倡母权，以此新观念代替“贤妻良母”的旧观念。(见《周恩来年谱》)这篇文章实际上为这场两年多的论战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也为正在积极争取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地位的妇女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端木露西(后改名端木新民)这个名字现在早被人淡忘了。抗战期间，她还出版过两本散文集，一本是出版于1943年的《海外小笺》，是储安平在湖南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时所编的十本“袖珍综合文库”的一种，里面收录的是端木露西写给储安平的十几封书信，此书出版时，这对夫妇还没有脱离关系。另一本是1945年由商务出版社在重庆出版的《露西散文集》，里面大都描述战火乱离、男女恩怨的心绪与忧乐。书中的“自序”说到:“我今天毅然将这个集子整理出来，也是为了纪念我与这个人十年的情谊，一段梦境。”她所说的这个人，自然就是指的储安平了。文章坦然地承认:“一个人有时需要‘物资’来解决一些苦难的问题，其重要和急迫远超过于一个谨慎的声誉。自然，这种措置无疑的是一种不幸。”这一段话，可视为端木露西对自己一段婚外情的自我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