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转载自《新文化史料》第1期（1994年1月）。张西曼为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之一，中苏文化协会曾为九三学社的早期活动提供场所，对九三学社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90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黄宣民研究员将侯外庐先生1984年出版的《韧的追求》一书赠我。我在拜读中发现有数处记载张西曼与中苏文化协会的关系，亟需作些说明与史证。
我是该书提到的中苏文化协会创办人张西曼教授的小女儿。我的父亲1949年7月在北平病逝，当时我只有一岁。我父亲埋葬在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敬爱的周总理亲笔为我的父亲题写了墓碑。从1974年我开始努力搜集父亲的生平史料，并决心为父亲出版一本《张西曼文集》。由于创办中苏文化协会是我父亲后半生最主要的事业，因而对中苏文化协会的研究也就成了我注视的焦点。我在着手准备出版父亲文集的同时，也就顺手编辑整理了《中苏文化协会大事记》，它真实地记录了中苏文化协会的由来和发展。
在《韧的追求》第92页中有一段文字，多处是不符合事实的。该文说：“中苏文化协会成立于1936年，那是中苏复交以后，国民党政府迫于日本帝国主义大军压境华北，为了同苏联拉关系，由国民党立法委员张西曼出面，与一些留苏学生发起组织的。”而实际上是：中苏文化协会成立于1935年10月，是我父亲张西曼与好友徐悲鸿，及我的伯父张仲钧等人共同发起组织的。国民党政府事先根本没有授意，只是事后由于父亲请了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孙科及邵力子、陈立夫担任协会正副会长，才被迫认可了协会的存在。在协会筹组过程中，父亲不仅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反而受到亲日派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汪精卫的百般阻挠和坚决反对，并派唐有壬以“驻苏大使”为诱饵，妄图诱使我的父亲放弃成立中苏文化协会的主张，但终以失败而告终。中苏文协成立之时，我的父亲根本没有担任过国民党立法委员，而是在中苏文协成立一年后才开始担任立法委员职务的。另外，在主要发起人中，除我父亲于1911年留学俄国外，徐悲鸿、张仲钧都未在苏联留学。
在《韧的追求》一书中，还有一处与史实不符，那就是：在100页上关于毛泽东的《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的来龙去脉问题。在这方面，有我保存的两封当时吴玉章给我父亲的亲笔信为证。一封是关于延安成立中苏文协分会给总会的报告，请我父亲将总会的答复就近与董必武联系；另一封是他代林伯渠向我父亲要求提供立法院出版之各国宪法和各国选举法。在这封信的开头，明确写着：“西曼先生大鉴：昨送上毛泽东同志一文，想已收到……。”这就充分证明了：在写此信的头一天，吴玉章托人给我父亲送来了毛泽东的一篇文章，而不是一封信，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就是在《中苏文化》杂志上发表的《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此文是由我父亲转交《中苏文化》杂志发表，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
我认为，中苏文化协会在抗日战争前后这十几年中，作为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活动的大本营、宣传社会主义苏联的阵地，发挥了战斗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我的父亲张西曼教授，也必因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而名垂青史。
为此，我特将有关的4份历史资料，附录于下：
附一：
吴玉章给张西曼的亲笔信（之一）
西曼先生大鉴：昨送上毛泽东同志一文，想已收到。林伯渠兄需要立法院出版之：《各国宪法》、《各国选举法》及其他文件，拟请费神各检二三份，送交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想能办到，并请于二三日内惠赐为荷。与此即请文安。
弟吴玉章上 十月七日
附二：
吴玉章给张西曼的亲笔信（之二）
西曼先生：现值抗战紧急关头，尚须国际加强援助，弟为增进中苏两国邦交，沟通中苏文化，特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同志六十寿辰大会上，提议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分会，得到一致热烈的赞同，立刻推出五十余人作筹备人，兹将致总会公函及筹备人名单一并寄呈，请提出常务理事会议核准并指示一切，从速示复为盼，如有须面商之件，请就近与董必武同志接洽为荷，专此而颂，文安。
弟吴玉章 一月三十日
附三：
中苏文化协会的艰难创办记
——纪念它的成立十周年（1935——1945）
张西曼
一九一九（民八）年五四运动中，我与蔡元培博士、李大钊先生等在北京所创设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是要领导爱国青年担负时代改造的任务，它的作用，不但坚决地否定了当时安福军阀勾结日本军阀出兵反苏的阴谋，而且英勇地主张中国要向苏俄革命精神学习，要使中苏两大革命党携手合作，以期共同制裁日本帝国主义的为害中国以及民主世界。这个新启蒙时代的伟大革命政治思想的策动机构，促进了一九二〇（民九）年马克斯主义研究会的成立，促进了一九二一（民十）年中国共产党之创建。到了一九二二（民十一）年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的叛乱，由广州来到上海。我第三次条陈三大（联俄、联共、农工）政策虽蒙采纳，但很婉惜未能彻底健全中国国民党的领导组织，而使它始终有力唤起民众和随时集中优秀青年干部，保持统一的革命领导以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
为辅助这个任务的发展，我排除万难，在国立北京大学内创设俄国文学系(1920•民九），并于一九二五（民十四）年创设国立中俄大学（一年后被张作霖反动政府所解散，设法编入当时国立法政大学为俄文法政学系），随后又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内筹设了俄文法政学系……
自日本军阀发动了“九•一八”以后的侵略惨剧，我的改造党政、消灭内战、剪除外患的企图又不能实现，于是不顾环境的恶劣，于一九三五（民二十四）年五月，联合徐悲鸿教授、家兄同盟会会员张仲钧和不少文化界人士，毅然担任蓄愿多年的中苏文化协会之发起，一经爱国群众的热情捅护，声势就非常浩大起来。
这段惊人的消息一经传布，就遭逢到各种的阻力、破坏、诋毁、压迫。而打击中之最为阴险狠毒的要算当时亲日反苏的汉奸巨头而荣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他除了亲自约我谈话，极力劝我顾全大局，绝不要因此招致国际上的误会外，并派外交次长唐有壬以同乡熟人关系三次到我家反复劝诱，最好不要积极筹备，好使它的生命无形消灭下去。第一次我们中间就发生了不可妥协的尖锐对话——
“汪先生和我”他说，“近来很受到日本人方面许多的闲气。最后，他们说过，如果中国政府准许张西曼筹设中苏文化协会的话，你们就得筹设中日文化协会以为抵制。而现在中国社会一部分人士对于日本误会甚多，发起中日文化协会当然不是时候，最好还是请你对我们讲个情面，自动地取消了吧，否则真要使政府为难了”。
“请你转告汪先生”，我说，“日本大使（有田）已经派驻京总领事须磨向我们筹备委员会查访一过。我已经坚决地告诉了他们，希望他们不要无理干涉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争取解放的自由。我们中国的革命战士只知有国家民族的生存，绝对不顾惜个人的利害的。我们既然勇敢地担负了‘中苏文化协会’的发起，就不怕任何阻碍和威肋，－定要设法尽力使它壮健地生长起来。至于怕日本人为难的话，你们大可推诿责任，叫日本人向找们交涉好了！”
汪精卫等既然对于这事碰了几次硬钉子，但是不能即刻死心，同时也因顾虑对苏联的友谊关系，不便滥用压力来强制关门，于是再来一个“利诱”：
“我今天特来告诉你一个好机会，似乎还确有向你道贺的可能，假使你愿意利用的话。”唐有壬第二次来郑重地说着，“现在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坚决辞职，中央很想推举你作继任。我想，你是个老革命同志，又是个俄国老留学生，对于俄国情形，极为熟悉，当然愿意帮政府的忙，到俄国去搜集许多资料，多方供给政府对俄外交上的宝贵参考。我们个人也可以建立合作的关系，在政治上建树一个更大的力量。我同汪先生很希望你接受我们的好意，先出国去作一番更有利于国家的事业……”
“我很感谢你们的好意”，我回答他：“因为我很久就想利用机会出国，尤其到那阔别多年的革命友邦的苏联，去考察，去读书。但是向来你们不能保持革命的国策，却要以高官厚禄来收买我，想拿‘驻苏大使’的空洞位置来‘调虎离山’，用意破坏我们对于创办‘中苏文化协会’的努力。如果你们是出于这种卑劣动机，我是绝不愿意放弃创办中苏文化协会的伟大使命而出去作官的。何况我以往是拿‘三大政策’促成中国国民党的统一领导，奠定北伐成功机运，又因争取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先后拒绝过武汉政府部长和湖北主席的不屑投机取巧的人物，到今日更是不愿意上人家之当的……”
最后他又来拜访婉劝过一次，仍然没有达到他们所预期的效忠日本奴隶主子的目的。
我的坚决救国立场，向来使反革命分子忌嫉的。后来有人提醒我，那时唐有壬很有想借媚日卖国关系，使日本军阀感到某种的满足，暂时停止对中国的进攻，于是利用这种政治上的优势，逼迫蒋先生让汪精卫去任行政院长，使他连当外交部长，好造成清一色的，至少是有力的亲日政权。同时，他也在部署各方人物，连继任的驻苏联等国大使也想操纵来作对外耳目，助长他外交手腕的灵活。这种阴谋狡计，当然得到汪精卫奸党的鼓励和支持，不幸终为爱国志士的一击所结束了。
我的不以利欲熏心，不出卖人格，不出卖革命，屡屡使我得以保持清苦的情操和生活，不为乱世颓风所吸卷、淹没。我的深幸，或者也是国家的深幸了。
现当中苏文化协会成立的十周年，我濡笔记上它在创办时的波折、艰难，藉以祝愿它与时代俱进，而完成它沟通两大民族文化，加强友谊和互助互利关系的伟大使命。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草于中苏文化协会（原刊于《民主与科学》杂志1卷9至10期第50页）
附4：
悼念张西曼先生
《中苏文化》同人
正当全国解放旦夕可期，新中国的灿烂远景已展开在眼前的时候，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张西曼先生于七月十日在北平病逝，这对于中苏友好事业和民主文化工作而言，实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张先生的一生是丰富的。这里只就他从事中苏友好和文化方面的活动略为谈谈：大家都知道张先生的鲜明的政治立场是遵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他对苏联的认识和重视有极悠长的历史。在这方面，他早年参加的活动有：一九一九年俄罗斯研究会，一九二一年俄国赈灾会、北大俄文系，一九二五年中俄文学社，一九二七年武昌中山大学俄文政法学系，直到一九三五年创办中苏文化协会。
当中苏文化协会创建时，国内政治环境很恶劣，中苏恢复邦交尚不久，一般对苏联的印象还是仇视和怀疑。而另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升堂入室，气焰万丈。这协会成立首先遭到日帝国主义反对。他们指使亲日派汪精卫多方阻挠。然而张先生不顾一切，排除困难，终将协会组成。成立以后，反动派随时企图伺机而进，想把这机构作为反苏的工具。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复员，中苏文化协会经费无着，CC分子想借其金钱与势力来攫取协会。去年夏天的一个时期，又有中统特务分子企图打入协会的领导层，这消息被张先生知道了，他立刻表示坚决的反对，结果幸未成为事实。事后，他曾召集协会工作者谈话，说明协会环境依然是恶劣的，勉大家和衷共济，精诚团结。如今事实完全证明张先生的话是对的。总之，凡与中苏文协有关者，都熟悉这个会是斗争实践中发展的，而张先生在斗争中总站在真理这一面，这是令人钦敬的！
其次，再述一件事实：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苏联人民伟大领袖斯大林六十寿辰，《中苏文化》杂志除出版纪念特刊，中苏文协并于是日举行一个大规摸的庆祝茶会。当时适该会会长——蒋家朝廷小丑孙科第二次从苏联绕道欧洲失意回国，他在报上看到协会准备为斯大林举行祝寿会的消息大为不满，立刻打电话找张先生去，问这个会是谁发起的？为什么要举行这个会？并怒然要他把庆祝会取消。张先生当时严词而答：“这个会不能取消，非举行不可！”次日开会孙科自然没有去参加。从这里又可表明：谁的政洽立场坚定，谁的心迹卑劣，谁是一定走向反动没落的道路。
最后，说到张先生致力于中苏友好工作，真是全心全意维护周至，他完全是尽义务的，自己从不支用协会一文钱。中苏文协好像一具中国政治的寒暑表，政治环境好，则大家聚在一起，政治环境坏又各自离开，而张先生始终没有离开协会，一直关心着，爱护着。在逝世不久前还有信致协会同人。他关心着协会的工作，关心着协会将来的发展。这算是他最后一次与协会发生的关系！
故我们对于张先生，作为一个中苏文化协会创办者、爱护者和保卫者，敬致无限哀悼！
（原刊于1949年7月20日出版的《中苏文化》杂志第20卷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