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在整理祖父许德珩的文稿时，又看到了关于“聚义钱庄”的案卷，这令我回想起祖父给我讲述的周恩来总理帮助他妥善处理这桩私营钱庄违法案件的往事。

1971年，我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初秋的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到家里，看到祖父的桌子上放着一件东西，我走近看，原来是一部书。书上贴有一个红纸条，上书：楚生先生指正，落款是：章行严，书名竖排，是《柳文指要》。这份礼物有两个特点令我不解，其一是虽然是刚刚出版的新书，却用古书的“函”包装。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书籍很少用函包装，更何况在“扫除四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位章行严先生是何许人也，他的书居然可以用竖版印刷，用函包装！另一是将两函书捆扎在一起的是一条粉色的塑料带，大约有一厘米宽，塑料带的两端剪成漂亮的缺口，就象今天蛋糕店、鲜花店的包装带一样。当年，去大商店购买食品时，商店用棕色的包装纸和纸绳包装捆扎，没有塑料袋和塑料绳，即便主要为外宾服务的北京饭店也是如此。只有女孩子用细的塑料绳扎辫子，大家称其为“玻璃丝”。这样的塑料带是稀罕之物，是什么人用它来捆书呢？这两点疑问增加了我对于这份礼物的兴趣。不过，我知道称呼我祖父为 “楚生先生”的人一定是他的老朋友。

吃午饭时，我问祖父：您桌子上的书是谁送的呀？祖父回答说：是章行老上午派人送来的。我再问：章行老是谁呀？祖父回答说：就是章士钊，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我继续问祖父：这部书写的是什么内容呀？现在的书怎么还用竖版印刷，用函包装呢？他为什么要送给您这部书呢？祖父回答说：说来话长。书我还没有看。下午你要去上学，我也有事，过几天我再告诉你。

祖父用两三天的时间将这部《柳文指要》浏览了一遍。一天下午我放学后，祖父把我叫到他的跟前，指着《柳文指要》对我说，这部书是章行老研究柳宗元的著作，我给你讲的柳柳州和他的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你还记得吗？“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章行老大我九岁，我在北大读书时，蔡元培先生聘他为教授兼图书馆长。不过那时他的思想与我们不同，所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交往。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我们都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开会时常在一起。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北大教书，他去上海做律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都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委员，又经常见面了。我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代主任时，章行老担任董事长的聚义钱庄因为黑账等问题被人民法院起诉。他不服法院的判决，多次找我申诉。我请示周总理后，妥善地处理了这个案件，章行老很满意。以后祖父多次给我讲述了案件的详细经过。通过查阅“聚义钱庄”案卷，我对于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受蔡元培先生的“不为学位主义”和“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等思想的影响，祖父从北大毕业后到法国留学七年，潜心学习社会学，不求学位。1927年从法国回国后，祖父一直以教书为职业，从未当过官。对于在国民党政府里做官的同学，祖父是不屑一顾的。他说，在法国时，这些人天天打麻将牌，在图书馆里根本找不到他们的身影。祖父觉得这些人根本不值得国民党政府出那么多钱收买；但有时又觉得这些人身段太低，这么便宜就被国民党政府给收买了。新中国成立后，祖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陈绍禹，即王明。祖父感到他难以胜任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的职务，遂找到周恩来总理，希望辞去官职，继续安心地在北大教书。周总理对他说，新中国需要大家共同来建设，安排给你的工作你要努力做好，有问题可以找董老和彭真同志商量。当时，董必武和彭真同志分别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的主任和副主任。在抗日战争期间，我祖父与董老同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我祖父是救国会的代表，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董必武、陈绍禹（王明）、吴玉章、秦邦宪和邓颖超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除毛泽东以外，其他中共代表都曾经出席国民参政会。我祖父经常与中共代表一道，利用参政会的讲台大声疾呼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我祖父与彭真同志相识于1936年。当时，彭真同志是中共北方局的负责人，化名老高，在北平做统一战线工作，两人有所交往。西安事变后，徐冰同志曾邀请北平各大学的进步教授在我祖父家以聚餐的形式开会，请老高同志给大家讲解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再转为联蒋抗日的政策，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董老和彭真同志曾经给予我祖父很多的指导和帮助，使他受益良多。在听了周总理的一番劝说之后我祖父仍有顾虑。他对周总理说，与王明合作，恐怕很困难。周总理说，你放手工作，王明的事情不要去管他。1951年王明去苏联养病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我祖父为法制委员会代主任，直至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法制委员会被撤消。

在祖父代行法制委员会主任职务期间，由章士钊先生担任董事长的聚义钱庄因为黑账、空股和欠款等问题涉讼且败诉。因不服法院的判决，章士钊先生多次致函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代主任彭真、副主任罗瑞卿、秘书长陶希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辰和我祖父，为聚义钱庄的问题开脱，希望改变法院的判决。有的信件洋洋万言。这位当年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和白话作文的老夫子在信中说：“弟不会写白话文，恐怕有些夹杂不清，但词不严而义甚正，惟明察是幸。”这些信件最终都转到了我祖父的案头，同时转来的还有彭真代主任、罗瑞卿副主任就此案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陶希晋秘书长向章士钊先生询问案情的信函；南汉辰行长对于此案处理经过的说明；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关于聚义钱庄黑账、空股、欠股和主要负责人伍筱安出逃香港等问题证据的照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对于聚义钱庄主要负责人伍筱安出逃香港经过的报告和法院的询问笔录等。

大量的证据和事实说明，法院在处理聚义钱庄及其主要负责人伍筱安、孙益生等黑账、空股、欠股、伪造文件和出逃香港等问题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裁决合法准确。章士钊先生本人并未涉及聚义钱庄具体的经营管理工作，有被坏人利用的可能。但是，为了本人在聚义钱庄的股份不受损失，章士钊先生尽力为钱庄及相关人员的违法行为开脱，甚至对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等国家机关不敬，因而引起大家的不满。比如，陶希晋秘书长曾经致函章士钊先生询问：“章先生说的‘非正式营业账’和‘黑账’有何区别？章先生说：‘聚义内部的黑账与楼上账有分别’应如何分别法？‘黑账’是违法的，所谓‘非正式营业账’所谓‘楼上账’是否违法？”一方是满腹冤屈到处告状的民国耆宿，一方是秉公执法的国家干部，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个案件呢？祖父感到有些为难，他决定去请示周总理。在听了我祖父的汇报以后，周总理对他说：楚生兄，你去找章行老，把他在聚义钱庄的股份退还给他，让他从此不要在管聚义钱庄的事情了。然后，你们依法制裁聚义钱庄的违法行为。一个令大家左右为难的问题，在周总理面前迎刃而解了。祖父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圆满地把问题解决了，结果令各方都满意。通过这件事情，祖父对于周总理更加佩服了。后来，周总理还到章士钊先生家里去看望他，发现他的住房比较拥挤后，在史家胡同安排了一个四合院，作为章士钊先生的新居。周总理周到地处理聚义钱庄案件，在生活上给予章士钊先生周全的照顾，令章士钊先生十分感动。1973年5月，章士钊先生不顾92岁高龄，到香港与海峡对岸沟通，为国家的统一效力，不幸于7月1日在香港殉职。7月11日，周总理派专机将章士钊先生的骨灰从香港接回北京并亲自到西郊机场迎接。我祖父陪同周总理到西郊机场迎接章士钊先生的骨灰并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等同志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追悼章士钊先生。

不久后，有一件事情令祖父耿耿于怀。抗日战争时期，祖父在重庆时与当时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的乔冠华、龚澎夫妇相识，当时他们夫妇是周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1973年12月，章士钊先生的义女章含之与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先生结婚。当祖父听说乔冠华、龚澎夫妇的子女对于章、乔之亲十分不解时，他对于龚澎同志英年早逝十分惋惜。1974年4月6日，经毛泽东主席提名并冲破了江青的重重阻挠，邓小平副总理率中国代表团离京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乔冠华与章含之是代表团的成员。周恩来总理率在京的全体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主要部委和解放军三总部的负责人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病中的周总理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好象要通过这个隆重的仪式在大家面前把邓小平副总理推到前台。在机场的休息室里面，大家为新中国第一次派出这样高级的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为邓小平同志担任代表团团长、为周总理率领这么多的领导同志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而兴奋地交谈着。就在这时，江青进来了。她没有与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打招呼，而是指着章含之高声招呼大家：快来看新娘子！快来看新娘子！休息室内一时鸦雀无声，大家十分惊愕。从机场回到家中以后，祖父告诉我，今天的欢送场面十分热烈，受热烈气氛的影响，我陪同代表团绕停机坪一周，接受数千名群众欢送的时候，没有让警卫员搀扶，也没有拄拐杖。祖父笑着说，你知道我是怎么走的吗？我两只手拿者拐杖背在身后，拐杖就是我的舵，我要向这边拐弯，就把拐杖向那边偏。祖父当时已经八十四岁高龄，不用人搀扶，自己走了数百米，可以想见他当时心情之高兴。随后，祖父把脸沉下来，把江青在休息室的表现说了一遍，他十分不悦地对我说，本来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结果被江青用私事给冲淡、搅乱了。

周恩来总理帮助我祖父妥善处理聚义钱庄违法案件的往事已经过去五十六年了。这件事情对于今天来说，依然十分有意义。作为统一战线的缔造者和忠实的践行者，周恩来同志广交民主党派的朋友，大胆地启用民主党派的朋友担任中央政府部门的首长并在工作中培养他们，使他们有职有权地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当那些在过去曾经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党派朋友们遇到困难时，周恩来同志不以原则作交易，不机械地坚持原则，而是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尽量保护朋友们的利益。因此，当国家需要时，朋友们不顾生命地为国家服务。周恩来总理是民主党派成员最真诚的朋友、最杰出的模范。

谨以1981年1月8日我祖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首怀念周总理的词作为本文的结尾。

《意难忘》

周恩来同志逝世五周年并《周恩来选集》上卷出版献词

百世流芳。恨别离五载，仪容永在，铭志众心房。情比泰山高，似海深，意难忘。人民好总理，永相望：云天远隔，江水泱泱。

欣逢选集出版，遗教万年长。勋劳业绩，字字好文章。处事亦寻常。无昼夜，尽繁忙。足迹海内外，备艰难，星月皎洁，北斗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