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过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始运作，其中，对各界民主人士的安排是各方关注的焦点。自1947年下半年特别是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以来，中共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直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相号召，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支持和拥护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并应中共邀请相继奔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现在，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宣告胜利闭幕，中央政府各部门的组建提上日程，在已经选举产生的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党外人士占了3位；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占了27位，这在人员配备比例上已经充分体现出联合政府的性质。在接下来的政府各部门组建过程中，中共中央仍为安排各界民主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开国大典。

“周总理真不愧为‘周’总理啊！”

周恩来作为中共党内长期分管统战工作的领导人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新任命的政务院总理，自然对各界民主人士在政府中的安排要倾注更多的心血。当时，各界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大多是由周恩来提出报中共中央决定，再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反复协商后，正式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的。在此过程中，周恩来缜密考虑，反复斟酌，不断平衡协调，使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差不多都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

当时，鉴于傅作义对北平和平解放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中央准备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当得知他对水利工作感兴趣时，周恩来遂提名其担任水利部长，并安排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到水利部任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傅作义工作。在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周恩来请傅作义推荐人选，并对李葆华等人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傅作义很快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张含英，曾是国民党政府黄河治理委员会的技术专家；另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秘书长。不久，张含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瑶章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与傅作义情况不同，周恩来为劝说黄炎培出任公职，曾两次亲自登门拜访，做了大量思想工作。黄炎培一向淡泊功名，在旧中国多次拒绝做官。这次虽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但也无意参加政府。10月11日晚，周恩来亲自到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地请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但黄炎培仍抱定初衷，不肯“出山”。周恩来劝道：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恳谈，黄炎培被说动了，但他表示还需要考虑考虑。次日，他找来好友江问渔、孙起孟等人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中共求贤若渴，劝其接受政务院的职位。当晚，周恩来再次登门时，黄炎培终于答应担任公职。这一行动使其子女感到难以理解。黄炎培解释道：“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周恩来请出的现代“隐士”，不止黄炎培一人。他还请在旧社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林业学家梁希出任林垦部长。当梁希得知这一消息后，曾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条子：“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当即回复一个条子：“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梁希深为感动，慨然表示：“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至于提名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长，则出乎很多人预料。对此，周恩来解释说，李书城是同盟会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同时，我们党的“一大”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是“一大”代表，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他本人也做过有益的工作。这样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周恩来派薄一波找李书城谈话，并对薄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李书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的。

对于周恩来所做的这些细致工作，当时许多民主人士感动地说：“周总理真不愧为‘周’总理啊！”然而，周恩来对共产党员特别是自己亲人的安排却十分严格。当时，党内外许多人都提议在政府里给邓颖超安排一个职务，有的民主人士甚至认为，无论哪方面邓颖超都够资格当部长。但周恩来力排众议，坚持不予安排，并解释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因此，“只要我周恩来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正是周恩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身作则，赢得了党内外人士的信任与拥护，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纷繁复杂的组建工作。

众多党外人士在政务院担任实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和主持各有关行政事务的30个部、会、院、署、行。此外，还要任命副总理和政务委员若干人。在上述职位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1949年10月19日通过的任命名单，其中有各界民主人士担任的职务、人选及比例为：

4名副总理中的2名：郭沫若、黄炎培，占50%；15名政务委员中的9名：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占60%；4名委员会主任中的2名：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占50%；30名部、会、院、署、行正职负责人中的13名：轻工业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长梁希、水利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占43%。此外，在63位各部、会、院、署、行副职中，有各界民主人士29位，占46%。

由此可见，在政务院各部门中，各界民主人士所占比例最低为43%，最高达60%。这出乎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预料，他们没有想到中共会安排如此众多的党外人士在政务院中担任实职。

国家强力部门也对民主人士作了适当安排

除政务院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所辖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等国家强力部门中，也对各界民主人士作了适当安排。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统一管辖并指挥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其它人民武装力量”的机构，仍安排起义将领程潜担任该委员会副主席，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为委员，直接参与最高军事决策与指挥。

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负责领导和监督全国各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的最高人民法院，不但直接由沈钧儒担任院长，而且在两名副院长中也安排了一位民主人士张志让，使民主人士占了绝对多数。

在“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人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检察责任的最高人民检察署两位副检察长中，也有无党派民主人士蓝公武直接参与领导工作。这方面的安排经常被人忽视。其实，这在一定意义上更体现了中共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心与重视。

上述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对各界民主人士所做的细心周到安排，以雄辩的事实充分表明，这个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名副其实的多党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成功地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从而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则积极响应中共号召，紧密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参与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领导职务。这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它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