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957年间，我曾在社中央机关工作。当时，社的在京常委经常开例会或临时碰头会研究社务。因为白天忙，都在晚上举行。与会同志都在家晚餐后分头赶来。有一位穿着古朴的老人来得特别早，他独坐在会议室的老位置上，聚精会神地看书，直到开会才把书收起来。每次会前都是这样。这位老同志就是当代语言学大师黎锦熙教授。原来他总是利用会前时间在钻研专业。

我担任中央社讯编辑，经常向科学家采访，以便组织“社员动态”专栏。有一天见到社中央常委、化学家袁翰青同志。他身兼多职，极为忙碌。我试探性地问：“袁先生可有近作？”过几天，他托人交来了一部新出版的《中国化学史》。我写了报道。再过几天，又遇见，问：“袁先生，你哪有时间写这部厚厚的书？”他笑着说：“只要挤，时间还是有的。”

以上两事，都说明我社的老一辈对科学研究是何等勤奋！

我经常想，为什么我社老一代领导人能够在政治科研同时作出大贡献？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他们都是一心报效祖国，高度努力，善于安排时间，分秒必争，故而在政治和科研两方面都干得非常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