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九三学社的发祥地。雅园、中苏文化协会、重庆自来水厂、两路口新村5号、都邮街广东酒家、青年大厦……，一一见证了这一辉煌史实。九三前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些地方座谈、开展活动，就此，笔者探询了许德珩许老之女许鹿希女士、之孙许进先生和抗战时期《新民报》记者杨钟岫等有关人士，并多方查阅资料，作了一些考证。
雅 园
1944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大西南发动进攻，兵锋直指贵州独山，陪都震动。据许老回忆，出于“对时局极感焦虑”，“梁希、潘菽、税西恒、黄国璋、张西曼、张雪岩、何鲁、涂长望等同志，常常到我家同我和我的爱人劳君展同志座谈时局”。许老这时的家就是“雅园”。
1938年10月，日寇攻占武汉，许老一家迁重庆，租国府路一处房子，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副局长徐恩曾为邻。徐的老婆费侠是中共变节分子，虽没有加入中统，但为中统做事，是事实上的中统特务。她常常以串门为名，到许家打探情报。1940年9 月，日机轰炸重庆，这间房连中数弹，夷为大坑，书籍家什俱毁。许家遂暂住南开中学（位于现重庆沙坪坝区）一华侨老师处，10多天后迁居雅园。
雅稚合一词，雅致、超凡脱俗之意。雅园原名“稚园”，改雅园，一说重庆本地人发zhi音不太顺口，便改称ya园；另一说是认识“稚”字的人不多，多数人误读为“雅”，以讹传讹，久而久之，虽然大门上写为“稚园”，但邻居，送邮件、送水的，以及小贩等，都称之为“雅园”。雅园位于重庆第七区下罗家湾、枣子岚垭（现属渝中区辖区），处半山腰、依山而建，出门要上坡或下坡500米左右才能到马路。房子为门板结构两层楼，是国民参政员、国民党重庆党部委员、四川人龙文治的房产，一半租给国民参政员、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广东人陈逸云。陈是独身，与母亲同住。作为二房东，她将房子一部分租给了许家。房子一层住龙家、陈家，二层为龙家、许家。许家四口（许老、劳君展、女鹿希、儿中明）住二楼前半部，面积共计30多平方米，用木板隔成前后两半，前面作书房，后面作卧室。厨房、厕所都在楼外。租金随物价上涨而涨，是当时许家一笔非常大的开支。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许家迁住上清寺特园。1946年10月31日，许老携鹿希、中明迁北平，而劳君展则到九龙坡女子师范学院任院长。
许老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进步民主人士，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当时社会各界，特别是文化科技教育界具有较大影响力。在大敌当前、国内政治走向不明了的情况下，一些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热情，追求“民主与科学”理念的社会知识精英，很自然地汇聚在他的周围，组成了民主科学座谈会，在“雅园”共商国是。
以后虽然地点不同，但每次座谈大多要聚餐。据许进回忆，祖父曾讲，聚餐是学习上世纪30年代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徐冰的工作方法，他在许老家采用聚餐方式召集进步教授聚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特务横行的情况下，聚餐比聚会风险小一些，有特务闯入，一桌饭菜可作掩护。同时，重庆城区面积太大，大家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活动一次，需要大半天时间，聚餐是免不了。
现在，“雅园”旧居已不复存在。
中苏文化协会
据许德珩许老回忆，他与梁希等人“座谈时局，间或也在中苏文化协会张西曼同志处座谈。”
中苏文化协会1935年5月由张西曼、徐悲鸿、张仲钧（张西曼兄）和部分文化界人士在南京发起，于10月25日正式成立，推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为会长，蔡元培、于右任、陈立夫等为名誉会长，徐悲鸿、张冲等15人为理事，张西曼为常务理事。
1937年12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迁重庆，著名民主人士、“民主之家”——特园主人、重庆面粉厂老板鲜英（号特生）借给该处房产作为办公点。该房是一座中西合壁的砖木结构建筑，分主房和偏房两部分。主房坐西向东，地基较高，有一楼一底。楼上设《中苏文化杂志》编辑部、会议室、秘书处、编译委员会等。楼下隔三大间，两间作展室，另一大间作图书馆。靠右边有两间房是协会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管理的儿童之家。左边用石头砌了台基，搭一竹木大棚，由一上海商人开了一家西餐店，供应简单西餐。偏房坐北向南，二楼一底。
在这里，作为常务理事的张西曼与先后担任中苏文化协会总干事的王昆仑、屈武、刘仲容等人密切合作，利用该会办公点积极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为进步人士活动提供方便，是中共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抗战的重要场所，周恩来、董必武，以及郭沫若、田汉、葛一虹、吴克坚、张申府、沈钧儒、张友渔、潘梓年等经常到这里开展、参加活动。1945年9月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应邀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大会，受到文化界及其他各方面人士的热烈欢迎。宋庆龄、冯玉祥、孙科、邵力子等数百人出席了大会。
由于中苏文化协会的常务理事张西曼是座谈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抗战后期，九三前辈们有时选择在这里聚会座谈，讨论时局。据税西恒税老学生、原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委员孙恭顺介绍，他曾听税老回忆：“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中午，西恒师在重庆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餐厅设宴招待（座谈会同仁）……褚辅成说：今天是九月三日，是日本投降签字生效的日期，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是否取名九三座谈会，当时大家一致赞成。”1946年1月8号（《新华日报》1月9日消息），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西曼召集何鲁、刘及辰、潘菽、吴藻溪等20余人，召开九三座谈会，决定筹组九三学社。
1945年，中苏文化协会复员南京。现旧址位于渝中区中山一路162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机关营房一部分，是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重庆自来水厂、两路口新村5号
据潘菽回忆，九三前辈座谈地点有一段时间在“重庆市自来水公司。”税鸿先（税西恒女儿）也回忆，“座谈有时在自来水厂，但主要在我家里。”毫无疑问，这两个地点与税西恒都有关系。
1927年春，重庆商埠督办公署（1921年四川军阀刘湘设置）成立重庆自来水厂筹备处，设址打枪坝。打枪坝位于通远门附近，处城区制高点，上部平坦宽敞，清代曾设驻军炮台，官兵在此演练射击，故得此名。在筹备处，税西恒先后任工务组组长、总工程师，负责水厂施工建设。1932年2月28日，水厂建成并向城区供水。
水厂在蓄水池旁建有一幢木结构二层小楼，对外与周边环境合称“小院”，分配给水厂管理人员居住（一般员工另住鼓楼街）。小楼上下各住3家，每家占3、5个房间不等。税西恒侄儿税述之（早期九三学社社员，1946年10月27日九三学社重庆分社成立时，是15人理监事之一，时任水厂技术人员）、外侄罗伯昌住二楼。税西恒在这里没有分房，借住二楼。
小院比较僻静。税西恒加入座谈会后，九三学社前辈的座谈有时改在这里。由于物质匮乏，作为水厂股东之一，税西恒经济相对宽裕，且水厂还有专门厨师、餐厅，所以他为座谈聚餐提供了必要条件。但这里不太宽敞，且邻居杂处，经常聚会也不太安全，抗战胜利后，座谈改在两路口新村5号。
据税鸿先回忆，两路口新村有6幢高级住宅，其中1幢由她父亲在抗战初期设计并建成，共三层，木石砖混结构。一楼4间房，有大客厅、大餐厅，二、三楼各3间房，每层有独立卫生间，进门是一个小花园，二层大阳台设石头柱，整体颇具欧陆风格。房子建成不久，墙体被日机炸出一个大洞，她就和母亲避乱成都，并在成都读书。房子租给荷兰驻华大使馆。使馆人多，便在房后建了一幢二层小楼。抗战胜利后，荷兰大使馆迁南京。她和父母迁回主楼居住，请了2个保姆、1个男工，住后楼。
除税家，其他5幢居住着包括宋庆龄在内的社会名流。各家以高墙隔开，平时大门紧闭。座谈聚餐都在税家一楼，非常安全、方便。
解放初期，税西恒与家人迁住重庆村，1957年迁小院。上世纪80、90年代，小院、税宅拆迁改造，分别变身水厂职工宿舍和重庆太极大厦，留打枪坝水塔、相邻宋庆龄故居，现同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孙恭顺回忆，他还曾听税老提起：“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生效的日期，当日上午一早，座谈会的人士就去川康兴业公司聚会欢庆，到会共十一人。”川康兴业公司全称为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42年3月，系官商合资企业。总公司设在重庆，地点距中苏文化协会不到一公里的枇杷山公园旁，靠长江边的现重庆文物考古所附近，在川康两省和全国部分重要城市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税老时任公司技术室主任。现公司旧址已不复存在。
广东酒家
据谢立惠回忆：“由于谈的话题多与时局、政治有关，为了安全和方便，聚会地点有时也放到督邮街（作者注：应为都邮街）广东酒家……”据杨钟岫介绍，彼时，重庆有两家广东酒家，都邮街广东酒家在现在的八一路，七星岗广东酒家紧靠通远门老城墙，与中苏文化协会相隔不远。
说起都邮街，除了一些老重庆，现在很多重庆人都不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地方。但要说到解放碑，但凡到过重庆的人，都知道这是重庆最繁华之所在。
而今解放碑所处的位置，就是明清时期地方政府驻地——“督邮街”，当时并不繁华，周围聚居达官贵胄。街较长，有上下之分，分段名小什字、龙王庙、靴子街、木牌坊、小梁子、会仙桥、都邮街、关帝街、鱼市街。1939年拓宽改造后，一半名民族路，一半名民权路。1941年12月20日，都邮街十字路口建起一座木质堡垒，名“精神堡垒”，以示全民抗日救亡之决心。以后木垒遭日机空袭损毁，但其已成为抗日之象征，其地成为市民集会之场所、陪都第一繁华大街。据著名记者、散文家程大千先生在《督邮街》一文中写道：抗战司令台下的吸烟室，东亚灯塔中的俱乐部，皮鞋的运动场，时装的展览会， 香水的流域，唇膏的吐纳地，领带的防线，衬衫的据点，绸缎呢绒之首府，参葺燕桂的不冻港，珠宝首饰的走廊地带，点心的大本营，黄金的“十字街头”……这就是督（笔者注：为都）邮街。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精神堡垒”旧址建起碑塔，名“抗战胜利纪功碑”。1949年，重庆解放，更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从此，解放碑扬名中外，成为今天全国闻名的旅游景点和商业步行街。
广东酒家是都邮街诸多餐馆中的一个。因为地处繁华，杂三教九流，九三前辈们在这里边吃边座谈，形同一般亲友朋辈聚会，不易引起外界特别注意。
据杨钟岫回忆，座谈应在七星岗广东酒家的次数多一些。此酒家原为抗战初期来渝广东人经营，后来几经转手。其规模比都邮街大，分上下两层，下为堂座，上设雅座。在此座谈就餐，非常雅静。
解放初期，周恩来曾到都邮街广东酒家就餐。现这两处酒家旧建已不复存在。当然，座谈还有可能在其他酒店、酒家，但没有出现在九三前辈的回忆中。
重庆青年大厦
重庆青年大厦是重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办公地点，原址在重庆大梁子公园路（现新华路），毗连中央公园（现称人民公园，公园内建有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
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是具有基督教性质的社会服务团体，1844年由英国人乔治•威廉斯在伦敦创立，1885年从美国传入中国。1921年5月4日，中国基督教徒刘子如（重庆巨商、慈善家、爱国开明人士）、寥焕庭、连雅各，以及美以美会（属基督新教的卫斯理宗）医生马嘉礼、加拿大宁明道等人在重庆华美药房召开会议，筹备成立重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并租用陕西街万寿宫石阳馆为社址。1922年5月5日，重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正式成立，刘子如任会长兼总干事。1934年，改由黄次咸接任。
1933年，为扩大青年会的影响，刘子如自捐资金，同时，向社会人士募集，如刘湘、杨森、邓蟾秋认捐近3万元，建成青年大厦，内有图书馆、游泳池、健身房、演讲厅、球场、寄读宿舍、博文印字馆，电影院（即“民众电影院”）等设施。
青年会迁到这里后，先后开设幼稚园、国民小学、少年图书馆、暑期学校、英文夜校、儿童夏令营、少年银行、无线电学校、国术班、舞蹈班，举办赈济（灾）会、讲演会、体育运动会、卫生运动会，开展以教育、科学、卫生、国耻为主要内容的图书、图片展览，放映“幻灯片”，开展抗日宣传和服务活动，恢复和主办“重庆红十字会”。
由于青年会极富包容性，会所设施齐备、规模较大，青年大厦在重庆成为进步人士的活动场所、各种重要和大型会议的首选地。周恩来等多次到青年大厦开展活动，在其自备防空洞躲避空袭。冯玉祥、张之江等常住青年大厦，黄炎培、沈均儒等在青年大厦居住办公。董必武、陶行知、宋庆龄、史良、章乃器、张澜、罗隆基、冯友兰等社会名流到青年大厦参加集会，即兴演讲。1945年5月1日，青年大厦因举办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竞选，在国内更是名噪一时。1946年1月29日，“陪都青年联谊会”在青年大厦举行成立大会，中共代表团吴玉章和各界知名人士沈钧儒、李公朴等，以及会员百余人到会。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后，总部设在青年大厦。
1944年11月至1945年初，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劳君展、税西恒、潘菽、黄国璋等有时到重庆青年大厦座谈，讨论时局，发表政见。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大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50余人，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为主席团。大会发表了《九三学社缘起》、《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等文件，选举产生了理事会、监事会。
解放后，青年大厦作为重庆劳保厂厂房。上世纪80年代末期，青年大厦拆除，旧址建起德艺大厦。“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建在离德艺大厦不到20米的人民公园内。（郭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