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西曼（1895―1949）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坚贞不屈的民主战士，在1995年6月20日民革、民盟、九三学社中央联合召开的诞辰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称誉为“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我国较早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不仅是国民党三大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和捍卫者，为国共合作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黄炎培（1878―1965）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职业教育家，老同盟会员，曾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45年与褚辅成、章伯钧、冷遹与等6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时，曾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即著名的“窑洞对”，谈到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如何避免周期率的问题，可称是一位刚正不阿、直言敢谏之士。
1998年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宗震研究员突然打电话给我，询问我母亲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的母亲叫魏希昭。”他叫我立刻到近代史所去，并说他在整理黄炎培日记时发现了一段与我父母有关的重要史料。我立刻骑车直奔近代史所资料室，惊喜地看到黄炎培先生在1949年8月20日的日记中清晰的记载了如下的文字：
题亡友张西曼永念集
受其夫人魏希昭之属
西曼1949年7月10日殁于北平
平生只有主张正义，绝不计较利害。待友好热肠如火，其与所否，则冻若冰霜。甚早接受最新学说，迨此学说大行，而先生遽逝。然既及见大行，则复有何遗憾？
这一则题词的发现弥足珍贵。黄炎培先生在题词中高度评价了张西曼在近代中国革命中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和坚持正义、无私无畏、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及古道热肠、乐于助人的高贵品质。张西曼从1908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学习，1911年留学俄罗斯，曾为辛亥革命招募反满骑兵，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再度赴海参崴考察，1919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创办社会主义研究会，1922年1月翻译出版《俄国共产党党纲》，1929年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时任《奉安专刊》编辑主任，1935年创办中苏文化协会。张西曼品德高尚，热情如火，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仅举以下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1938年3月曾仗义执言、挺身而出为陈独秀的“汉奸”问题辩诬，受到党内大奸康生的攻击；同年在武汉“七七”事变周年纪念会上点名抨击行政院副院长汪精卫是“国贼汉奸，秦桧第二”，要求“杀汪贼以谢国人”，年底汪精卫就公开叛变，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1940年在张曙追悼会上与周恩来并肩战斗，怒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买外汇，存外款，发国难财，病国肥己”，受到行政院“奉谕特达”的警告；1941年张西曼在马寅初被捕关在集中营时不怕危险参加“遥祝马寅初60寿辰”大会，无所畏惧地以茶代酒第一个发言，遥祝马老健康长寿，热情赞扬马寅初敢于直言的精神。张西曼历任国民政府政治顾问、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他始终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公开支持共产党，公开主张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中国民主与科学的实现而奋斗，深受国共两党有识之士敬佩。
因多年革命奋斗积劳成疾，张西曼身患肺癌不幸于1949年7月10日病逝北平，倒在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大门外，当时年仅54岁。张西曼临终遗言把遗体捐赠协和医院，最后一次为中国人民造福，“为了后来的患者”，无私地把自己献给了祖国的医学科学。无数战友为之痛惜落泪，随即由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李济深、李维汉、沈钧儒、李达、郭沫若、许德珩、谭平山等19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朱德、谢觉哉、聂荣臻等均亲临医院吊唁。1949年8月应我母亲魏希昭之请，周恩来总理亲笔为张西曼题写了落款为“敬题”的墓碑，郭沫若题写了碑文，并由田汉作、李济深题写了墓志铭。而黄炎培亦于8月20日应我母亲魏希昭之属，挥毫为亡友题词，表达了黄炎培先生对亡友张西曼深切的怀念和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
其实黄炎培与张西曼的友情往前起码可以追溯到30年代。张西曼1935年10月顶着重重压力在南京创立了中苏文化协会，并担任了当时协会唯一的常务理事。1936年3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张西曼作为总会代表出席并讲话，而黄炎培先生当时则担任上海分会的候补理事，共同为促进中苏文化交流而努力奋斗。
1937年8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为了给国共合作牵线搭桥，由我父亲张西曼出面组织和推动了在梁寒操先生家里举办的有国共两党、外国记者和第三方面参加的茶话会，沈钧儒、千家驹在这里第一次与周恩来相见，而黄炎培也应邀出席了这次茶话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全国抗敌救亡总会发起人的名单上，张西曼与黄炎培均赫然名列其中。
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推举黄炎培担任了中央委员会主席，而我的父亲张西曼也曾加入过中国民主同盟；后来张西曼担任了九三学社的3个筹备委员之一，1946年5月被选为九三学社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张西曼与黄炎培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而奋斗。
我在1995年父亲诞辰百周年时编辑出版了《张西曼纪念文集》，书中收录了许多珍贵的题词，像宋平、陈立夫、楚图南、周谷城、雷洁琼、胡绳等的题词都具有很深的意义，而黄炎培的题词与楚图南的“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纪念张西曼教授”、张友渔的“宣传马列主义支持革命运动回忆西曼先生”和夏衍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张西曼精神不朽”等等都可谓珠联璧合，是完全一致的。黄炎培的这幅题词，虽然文字不长，却字字珠玑，蕴含了令人回味无穷的内涵，反映出张西曼与黄炎培之间相知相交深厚的战友情。
原载《人民日报》1999年5月29日纪念与回忆版
小曼注：
根据我现在所查阅的资料，黄炎培先生与先父张西曼教授相识的时间起码应该从1920年10月先父张西曼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与熊希龄、李大钊等人共同创办轰动全国的“俄国灾荒赈济会”时就开始了，熊希龄任董事长，张西曼任总务股副主任，李大钊任文书股副主任，黄炎培也名列其中，徐世昌、黎元洪担任名誉会长。我将另有文章专门介绍这段往事。
另外父亲1918年在俄罗斯开始翻译、1919年回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发表《俄国共产党党纲》最早版本的时间是1920年8月。党的纲领是党的旗帜，父亲以“希曼”笔名翻译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这本译著，在1920年出版之后从1922年1月到1927年3月，被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的音译）丛书第二种（共发行四种）”连续印行了六版（现已发现七个版本，初版即达3000册，总共公开出版发行数万册），代替当时不能公开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党纲》有力地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壮大做出重大贡献！
父亲张西曼在经历多年吵闹不休、闹离婚是家常便饭的“不幸的婚姻”之后，孤身多年在中苏文化协会居住，1945秋巧遇我那1939惨遭日机轰炸致残、却仍奋力救助其他革命者的母亲，张西曼慧眼识真金，看到母亲残疾外表下金子般的心，主动追求我那品德高尚的母亲，说他“与前妻协议离婚数年，诚恳愿结为终身伴侣”，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大力支持下，我的父母结为伉俪，被父亲称之为“患难与共的夫妻”。
1949年父亲逝世那年我只有1岁，是我披麻戴孝为父亲送终，是我的母亲魏希昭找到周恩来总理亲笔为父亲题写了落款是“敬题”的墓碑，又设立《张西曼永念集》为张西曼留下宝贵的资料。1950年极端仇恨张西曼的人为捞取名利、报复张西曼，阴险地捏造事实欺骗党中央、政务院，把我的母亲诬陷为“特务”，有关方面受骗上当，使母亲1952年丢掉公职，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也悄无声息地解散了。其实善良的母亲1950年就收到了诬告信，但母亲错以为组织上不会冤枉好人，为了诬告者子女的前途，没有为自己申辩，可事实证明母亲当年是不应该怜惜蛇一样的恶人的。在难以想象的精神折磨中，母亲怀着对张西曼的无限挚爱，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把当年1岁的我抚养成人，并培养了我对父亲深深的爱，从1970年我开始为父亲搜寻资料至今40年，经过我们母女两代人60年来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父亲张西曼的英名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1978年在遍寻得不到任何父亲直系亲属支持的情况下，我以个人名义冒险上书国务院邓小平副总理，终于修复了在1968年反总理妖风中被毁的父亲墓碑。在屈武、朱学范、王昆仑等前辈和各方友好的支持下，我不辞辛苦奔走呼吁，终于在1985年由民革中央为父亲召开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1995年民革、民盟、九三中央联合召开张西曼百周年纪念座谈会，出版父亲逝世46年来第一本关于张西曼的专著——450多页的《张西曼纪念文集》，中共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称颂张西曼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2005年召开张西曼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复印装订成480多页的《追寻先辈的足迹》，2009年又召开纪念张西曼逝世60周年座谈会，2010年收入部分张西曼遗著的《张西曼集》也即将出版。张西曼的英名已经广为传颂。目前我正在抓紧生命的分分秒秒，继续努力搜集资料编辑《张西曼年谱长编》、《中苏文化协会史料长编》和《张西曼文集》，正在完成着当年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早在五十年代就应该完成却因受到母亲冤案干扰而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正如田汉先生在悼诗中所说：“西曼，你得在人民的心中永远活下去的！”
谨以此纪念先父张西曼教授诞辰115周年，我那正直、善良、从1950年受到极端仇恨张西曼的人的恶毒诬陷、为张西曼无辜蒙冤的母亲魏希昭诞辰96周年！（张小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