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是我国民主党派重要的一支，成立于1945年9月3日。它的产生与发展，与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自发的“自然科学座谈会”

九三学社的源头应该从中央大学的自然科学座谈会说起。

1939年春天，仓促内迁的中央大学蜗居在重庆一隅的松林坡上。中国的出路何在?那些抱着科学报国的愿望，想为贫穷落后、受人蹂躏的中国寻求出路的中央大学的教授，无不忧心如焚，彻夜难眠。潘菽、梁希、金善宝等知名教授发起组织一个“自然科学座谈会”，名曰切磋学问，实为关心国事，自发地将座谈会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连结在一起。

潘菽的胞兄潘梓年时任重庆新华社社长，他们通过这层关系，常去新华社驻渝办事处听抗日形势报告、借阅进步书刊，有时聚集在一起共同学习自然辩证法，树立新的人生观。

1941年1月1日，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成员义愤填膺，拍案而起，毅然前往新华社所在地，公开表示他们的慰问、哀悼和愤慨。梁希、金善宝还捐款给抗日将士制作寒衣，受到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的赞誉。

皖南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国统区充斥着白色恐怖，自然科学座谈会也就从高潮走向低谷，慢慢停止了活动。然而，“座谈会”犹如火种，深深地埋藏在与会者的心中。

走出校门的“民主科学座谈会”

两年后，梁希、潘菽、干铎等重新聚集到一起，决心将自然科学座谈会推向社会，去团结多数自然科学工作者，开创新局面，并酝酿成立新的组织形式，不久，民主科学座谈会成立了。

1944年6月，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9月，国民参政会召开，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会上提出为挽救民族危机，必须“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给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指出了正确方向。当时，重庆科技、文化和教育界的民主人士对中国的局势发展非常关注，经常以走访、会餐等形式聚会，互相讨论，交换看法，“民主科学座谈会”就是在这种民主运动高涨的大气候下萌生的。原为中国民盟成员的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家就经常聚集着一些进步的科学工作者，中央大学的涂长望、梁希、潘菽、干铎、何鲁等更是许家的常客。

1944年底，抗战胜利的形势日趋明朗，大家认为应把座谈会的形式固定下来，定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成为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性学术团体。

毛泽东说，九三应办成永久性的组织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从此，经过八年艰苦卓绝斗争的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人民沉浸在喜庆欢乐之中。民主科学座谈会也就在9月3日。举行庆祝大会，会上有人提出：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个名称政治意义不强，不如改名为“九三座谈会”，以纪念这一光辉的日子，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和赞许。于是，民主科学座谈会正式更名为“九三座谈会”。

随着抗战的结束，内迁的机关和学校即将复员回到各自原来的地方。座谈会成员，来自天南海北的研究机关和学校搬迁后即会各奔东西，座谈会这一组织能否继续存在，成为永久性组织呢?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成员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共商国事，受到山城人民的热烈欢迎。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会见部分科技、文化界进步人士的代表。一次，在张治中将军公馆，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重庆8位进步教授，其中中央大学的梁希、潘菽、熊子容在坐，会见时谈到九三座谈会的情况及面临两难选择等问题。为此，毛主席特地安排会见了座谈会负责人许德珩夫妇，明确建议：九三座谈会应办成永久性的组织。

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鼓励和指导，决定九三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学社”。在成立大会上，九三学社发表了国是主张，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首届理事和监事。中央大学潘菽、梁希分别担当九三学社常务理事和常务监事。

中央大学的九三学社成员，在历次斗争中与全校师生携手合作，并肩战斗，不论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运动，还是“四·一”大惨案，以及在反对学校南迁、应变护校、迎接南京解放的斗争中，九三成员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在北京设址。由中央大学更名的南京大学设立九三学社小组。九三学社成又在新的历史时期书写着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