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30日启功先生去世后，我曾经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先生一程。一年后，启先生夫妇的灵骨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入土为安。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到万安公墓向先生作最后告别。先生伉俪墓前竖立着一块巨大的黑色墓碑，其形状与先生生前最喜爱的一方砚石相同。面对墓碑，我相信先生伉俪的灵魂早已化蝶升入天堂。我与先生云天远隔，追思之情，不能自已。先生去世后，我时时拜读先生的手迹、阅读大家纪念先生的文章以寄无限思念之怀。有时我仿佛又坐在先生的面前，聆听他老人家的耳提面命，如沐春风。忽然想到先生已经驾鹤西行，不禁潸潸。每每想写点文字纪念先生，无奈笔力愚钝，难以遣辞表达心情之万一。
先生生前为北京师范大学拟就的校训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作为一位深受爱戴的教育家和成就卓著的学者，先生无愧人师；先生于国家之钟爱，于社会之关切堪称世范。在先生的一生当中，即使身陷坎坷逆境时，他老人家的追求也不改变。1957年，先生被提升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在不久后开始的反右运动中，先生被北京画院划为右派，一度被迫离开他至爱的讲台。在多舛的命途和艰难的境遇面前，先生豁达应对，依旧勤勉学问，耕耘不辍。先生的夫人想不通，先生劝解她说，划成右派又不是杀头，咱们这些封建余孽，资产阶级还要革咱们的命呢，何况无产阶级。先生对于一生中所遭遇的类似经历，总是淡漠视之。一次我去拜访先生时，看到先生案头放着张中行先生送来的回忆录，我遂建议先生也写一些回忆文字。先生摇摇头笑着说，回忆痛苦的事情我可不干。2003年，经历膀胱造瘘手术之后，先生才提出把他知道的事情讲出来，于是有了《口述历史》一书。先生晚年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一度经常奔波于全国各地的博物馆之间，鉴定文物。长期的劳顿使先生显露出疲惫和消瘦。我请先生注意身体，先生却沉重地说，看到有些博物馆把珍品当赝品卖了，却买回一些赝品当作宝贝留着，我真着急。趁着我还跑得动，我得抓紧时间多走走多看看。
先生不仅心胸旷达，也十分幽默乐观。先生一位朋友的妻子总是怀疑丈夫“节外生枝”，对其处处设防。对于这两位长者，我也熟悉。一天，我去拜访先生，先生笑着告诉我，昨天他们夫妻二人来先生家做客，妻子指着丈夫对先生说，大哥，有人说他有桃花运，您看他是不是真有桃花运呀？先生答道，我看有。先生没有循规蹈矩地对友人的妻子先否定之后再做一番劝解工作，反而十分肯定地说朋友有桃花运，着实让友人夫妻都感到意外和惊诧。看者他们尴尬的表情，先生故弄玄虚地低声对朋友的妻子说，他要是有没桃花运，怎么能跟你结婚呢？说完自己先笑起来了。先生的幽默使来客忍俊不禁，无端的猜疑随之云消雾散了。
先生于晚辈关爱至切。由于先生与我的祖父同为九三学社社员的缘故，我有幸经常到府上讨教于先生。在先生去世前的20多年中，我到过先生在小乘巷的两间南屋，到过先生在北师大校园东北角的两居室单元楼房新居，我打扰先生最多的地方是被先生称之为浮光掠影楼的北师大小红楼六栋。无论地位和住房如何变化，先生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我与先生谈论的话题多为典故和趣事，说到得意之处，先生总是笑得眯起眼睛。因为有气管炎，这时先生往往要咳嗽几声，有时甚至站起来咳。在听别人讲话时，无论长幼，先生总是一边听一边答应，以示尊敬。有时说，这真好，这真好；有时叹气摇头。当我向先生告辞时，他总是起身送我到门外。我有冒昧请求，无论于公于私，先生都慷慨应允。1982年我即将从北师大毕业，当时负责物理系毕业生分配者乃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所谓“三种人”，其工作方法不为大家所接受。先生闻知后教导我说，“三种人永远是三种人，咱们斗不过他们。但是他们怕整党。”果然，这位“三种人”在整党运动开始之前匆匆离开北师大出国去了。每当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完成毕业论文后，先生往往亲自修书请有关学者参加论文答辩会。先生关心青年的成长，对于他们的遭遇力为申诉。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北师大有很多学生被划为右派并被分配到边远地区工作。先生一直挂念着他们。20多年后，北师大党委向先生宣布，当年将他划为右派是错误的，现在予以改正。先生连忙问：“我的问题解决了，那些学生怎么办？” 2004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召开理事会，先生身为名誉会长，因受疾病之阻不能亲莅会场。先生对于当前功利浮躁、重官不重学的世风和学风忧心忡忡，他呼吁各位校友为扫除颓败的风气，挽救国家出一份力。先生在家中对着录音机讲了30分钟，他老人家谆谆地说，我有校友会的名誉，也有责任。希望与大家共同担起教育青年一代的责任。4个月后，先生即入院治疗，一病不起。
先生对于师长至尊至敬。1990年，先生将其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活动的收入160余万元全部捐给北师大，请求设立奖学助学基金，帮助生活困难的学生。先生不肯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基金会，而是借恩师陈垣先生书斋的名字将基金命名为“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白石老人70岁时，有一次向他身边的人问起启功，他说：“那个小孩怎么好久不来了？”先生晚年记叙这件事时说：我现在的年龄已经超过齐先生初次见我时的年龄，回顾我在艺术上无论应得多少分，从齐先生学了没有，即由于先生这一句殷勤的垂问，也使我永远不能不称他老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师!
先生长往矣。他老人家勤于治学、仁者厚德、奖掖后人的道德文章为我辈永远景仰。多瞻仰先生一日，胸中多去一分鄙陋。我辈应担当起传承先生精神的责任，以先生为学问导师，立身榜样，将先生的教诲化作润物的春雨。先生曾经说过，咱们这些人的墓碑不应该是石头刻的，而应该是一颗颗铅字垒成的。堆砌先生墓碑的岂止如山的铅字，更有无数桃李之辈的热泪。（作者为九三学社西城区委建筑设计院支社社员许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