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豪，水利工程专家、教育家，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创建者。高速水流问题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为培养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人才和解决水 利建设中的水力学问题作出了贡献。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正式在重庆成立，他是创始人之一，并当选为16位理事之一。1983年12月和1989年1月分别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七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56年受“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托筹建旅大市组织，并担任筹建“九三”学社旅大组织召集人。1956年12月9日成立“九三”学社旅大直属小组，1957年4月14日“九三”学社旅大分社筹备委员会成立，任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1984年6月，“九三”学社大连市第五届委员会召开，李士豪任顾问。

敬爱的父亲逝世已经十八年了，但在我们心里他从不曾离去。父亲从来不讲个人的业绩，他是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我们也是在他逝世后才知道。

小时候，我们在幼儿园长托，只有星期天、节假日才能回家。父亲是个大忙人，他整天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和他呆上一会儿。父亲从来没带我们去过公园、电影院，那时我们觉得父亲既威严又有些陌生。后来我们才知道，大连理工大学是新中国创建的第一所大学，从无到有，父亲正在为筹建学校的水利系而竭尽全力。

九岁时，因为没能第一批加入少先队，我找到父亲抱怨我的家庭出身，他亲切地开导我，耐心地给我讲解，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是走什么道路做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在父亲的帮助下，我经受了考验，入了队，以后又入了团。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我逐步懂得了，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要像父亲那样，做一个不计名利、乐于奉献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总是穿着一套洗得退色的中山装，一双普通的胶鞋，内衣补了又补，家里的生活也很简朴。父亲逝世后，在他的抽屉里，我们发现了一些捐给国家和红十字会的大额捐款收据，父亲的同事说，他还有一个存折，专门用来帮助有困难的同事。父亲工作四十多年，留给家里的全部存款还不到一万元。

六十年代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和我商量要从每月270元的工资中拿出200元交党费，他说这一是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二是要为国家建设尽一份力量。当时我们一家七口，五个孩子，每月交200元的党费对家里的生活影响很大，但父亲一直坚持交了很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工资被冻结。

十年动乱，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了八年，不准与家人见面通信，身心倍受摧残。我在大学读书，亲眼看到那么努力工作的父亲被挂牌批斗，被下放农场劳改，干着种水稻的重活，还要挂牌隔离，心里很不平衡。但父亲对这段经历从不提起，他总是对我们说，凡事要向前看，做人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七七年底父亲平反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回到家他没休息几天，就立刻到学校上班。十年文革的影响使国家的科技水平落后了许多，为此父亲更加发奋地工作。当时，父母和妹妹五口人只住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屋子里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父亲就用缝纫机当书桌，窗台当书柜，夜以继日地看书备课。小屋里没有暖气，冬天的深夜格外寒冷，妹妹说，不知多少次，一觉醒来，看到父亲披着棉袄，还坐在缝纫机前专心致至地工作。

历经十年磨难，父亲的工资补发了。父亲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按照每月二百元的标准补交党费，这在家里引起了争议。当时我在营口当工人，老二在宁夏没有正式工作，老三在岫岩下乡，老四因两次手术被照顾到街道卫生院工作，老五在市政当工人，生活都比较困难。但是父亲坚持这样做，他说，困难是暂时的，现在国家正在走向正轨，你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是会有前途的。这就是父亲对党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

让我深感钦佩的还有父亲的为人。父亲待人平等谦和，他尊重每一个人，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那是六十年代的一件小事，一个收废品的老人经常来要厕所的废纸，他穿得又脏又破，父亲不是像我们那样赶快把纸篓递给他，而是亲手把废纸倒进老人的麻袋，还说，别弄脏了你的手。

父亲是被车祸瞬间夺走了生命，望着他的遗物：两张用了四十多年的旧铁床，一头沉的书桌，一把旧木椅，连窗台都堆满了的书籍稿件，墙上挂着的周恩来总理病中的遗像，还有他从教四十年纪念的一朵红花，我泪如雨下。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防空洞里，父亲见到了当时是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周恩来，周总理主动和他打招呼，这不是中央大学的李教授吗？父亲深受感动。为了让大众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父亲和中共地下党的朋友冒着生命危险去贴传单，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教诲。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更坚定了父亲为新中国奋斗的决心，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他从重庆辗转香港到大连，参加新大学的筹建，从此父亲就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大连理工大学的创建与成长。父亲一生都在以周总理为榜样，热爱祖国和人民，对工作勤勤恳恳，为人民鞠躬尽瘁。

为了把工作做好，父亲有一段时间吃住都在学校，四十多年来，我们没见他休息过一个完整的星期天和节假日。文化大革命夺走了父亲宝贵的壮年时间，七十多岁的他退休以后还在拼命工作，有一次我回家，看到父亲午后坐在椅子上打磕睡，就问他为什么不上床休息，他说，在床上午睡时间容易长，怕影响工作。父亲热爱教育工作，四十多年来他真正做到了为人师表，不求名利，甘为人梯。作为导师，学生作的科研论文他从来不在上面签署自己的名字，学生搞科研，他经常到图书馆去给查找资料。学生的论文请他修改，那密密麻麻的十几页外文，父亲用放大镜干了四五个晚上才完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直到父亲逝世那天，科研组的桌子上还放着父亲查找来的厚厚的一叠资料，在他的抽屉里还放着第二天去北京九三学社开会的机票。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看到数百人在殡仪馆门外排队为父亲送行，我深受感动。父亲逝世后，学校的一些老师、工人得知我是李士豪的女儿，都主动和我谈到父亲，表达他们的敬佩之情。研究室的老师说父亲对奖金从不计较，总是要低的；课题组的青年教师说，为了解决她儿子的入托问题，父亲跑了好多趟；小车班司机师傅说，父亲有一段时间住在学校，是因为晚上加班太晚，没有了公交车，要回家就得让小车班的司机送，怕影响他们休息。学校班车的售票员老师傅说起我的父亲很是动情，他说父亲平等待人，他说车里人多父亲总是站着，他甚至想不收我的车票。敬爱的父亲，您把关爱给了大家，在您逝世以后，大家又用关爱温暖着我们的心。敬爱的父亲，我们感激您。父亲和敬爱的周总理是同一天(一月八日)去世的，先辈们的崇高精神永存。（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