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节选自陈明绍《党外布什维克》（收录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北京记忆》一书）。

在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期间，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为了保护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开发海南、开发湛江、制定梅县地区发展规划等，我与全国政协科技组等部门的同志们一道，跑遍了南国，实地考察，提出建议。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任九三学社中央工程技术委员会主任时，组织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的全体成员、机关同志，通过长时期的调研，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有关三峡工程的建议书。

1988年9月，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周培源率队组成了湖北、四川考察团由武汉市沿江而上，此次考察对武汉至重庆7个市、地、县的工业、商业、科技、教育、医卫、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视察，并听取了湖北、四川两省，武汉、重庆两个计划单列市以及沿途各地和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视察团由182位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组成，其中有很多位知名科技人士。

考察回京后，我组织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的全体成员、机关同志于1988年11月写了一份调研报告上交有关部门。我们提出三峡工程上马是不反对的，但主张不急于上马，应“先支后干”。有些相关的问题必须考虑清楚。至少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当时说的三峡工程的钱不多，二是泥沙问题，三是污染带来的生态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我想既然现在钱不多，那可以在上游修一些小的水电站，既能解决一部分地区的用电问题，也能为三峡工程积累资金；另外泥沙和污染问题必须研究好相应的应对措施，所以不要急于上马。关于三峡工程的上马，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当时全国政协里面的意见就不一致。但是当时一些前期工作已经在做了，譬如移民。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周培源和解放前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都是不同意三峡工程早开的，我们并不反对三峡工程上马，但是建议缓上，主张缓建，二老让我作为不同意见的代言人之一。

1988年11月21日至30日，由钱正英、陆佑楣、潘家铮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三峡工程论证小组第九次（扩大）会议，审议了三峡工程14个论证报告中的最后两个报告，即综合规划与水位和综合经济评价两个专题报告。前三天是两个专题组的汇报和与会领导和专家的提问，然后进行了3天大会讨论，6位政协委员和几位没有在两个专题论证报告上签名的专家做了重要发言。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发表了自己调研报告中的主要观点。大会严格规定反面意见的发言时间，每位只许15分钟。超时就请下台。因为时间有限，我又非常重视这次发言，为了充分表明观点，在家里详细准备了好几稿的发言提纲。为了掌握时间，看挂钟计时反复演练。这次会议的气氛很热烈，几位反对意见者的观点有机会公开发表。

在发言中，我提出了3个方面的立场。自己本身就是水利工作者，搞水工模型试验自己算得上我国的第一代，我完全赞成重视水利工作，争取更多投入和开发。我国的水能资源非常丰富，又是可再生的清洁资源，应该早日开发，但迄今开发还不到5%。人称“黄金大道”的长江，如果全部开发，应该一条长江顶得上14条铁路的运量，但目前还顶不上两条。因此，凡是有利于水利工程早日上马的主张，我都赞成，这是我的第一个立场。

我的第二个立场就是我并不反对三峡工程上马，主张应该从流域全面考虑，应该按照系统论的原则以及我国的传统管理，遵循先易后难、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先面后线、先把治本的工程做完后，取得经验再上三峡的特大工程。

我的第三个立场是任何重大工程都要从政治高度来考察，应对国家的四化建设有利、对人民的安定团结起促进作用。三峡工程对上游几个省的效益考虑不够周全，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当时的大背景是我国从产品经济转轨到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因此，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的三峡工程论证会，也应该转轨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上来。决策科学化至少包含5个方面：一是科学上有坚实的理论依据，技术上有过硬的措施；二是经济上是否合理合算：三是生态环境上是否能容纳与允许；四是社会心态能接受容忍：五是事理上能顺利进行。此外，还要考虑到人类社会发展步伐能否适应和本民族传统文化与本国国情能够通融。决策民主化一方面必须要真正做到“个人决策”转到“决策民主化”，另一方面决策民主化与科学的方法论连结在一起。

三峡工程我一直都很关心。全国人大于1992年正式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明确指出“对己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建葛洲坝工程发现问题时所说：“长江上如果出问题，那是国家影响问题，要载入党史的问题。如果不能通航，那我们这一代犯的错误就不得了。”对三峡工程也应该警惕，就像朱镕基总理说的，要“争取做流芳百世的功臣，不做骂名千古的罪人”。1993年全国政协组织我们去参观三峡工程的建设。当时的施工、设计副总指挥王家柱跟我说，“在论证三峡工程中，包括您在内的几位科学家，多次提出泥沙和污染问题，更加提醒我们要特别慎重对待这些问题，我们在设计和施工中反复考虑到了这些，我们一直很感激您。”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指出我国环保工作存在着一些问题。国家对某些工程缺乏严格的论证和专家的广泛参与，如在重庆投资几千万元建的两个环保样板工程完全失败，心血、财产付诸东流；还提出三峡工程建成之后沿岸的城市污染问题值得重视，建成之前是流动的活水，自净能力较强，大坝建成后，活水成死水，净化能力减弱，污染问题将十分严重。因此，为子孙后代着想，现在就要着手这些问题解决。

2001年12月，正在三峡工程进行到一大半的时候，三峡工程防洪组专家组顾问陆钦侃将实际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整理成文——《三峡工程已发现的问题需继续研究妥善解决》，其中谈到的很多问题正是我之前提出过的问题。这时候我己经离休在家，但我还是很支持他，并在这篇文章上署名，支持他上书当时的江泽民主席、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和李瑞环主席。报告交上去以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现在三峡工程已经快建成了，它的历史功过只有留给时间来证明，作为我个人，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心力，也做了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