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一呼
颜福庆原是无党派人士，虔诚的基督教徒。1956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政策鼓舞下，他欣然加入九三学社。
1956年下半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调查研究后，制定了“争取关键性人物”的组织发展方针。因为在一个单位发展了关键性人物，就有了“旗帜”，就能带动群众，便于发展其他对象。上海分社主委卢于道推荐了颜福庆。卢于道与颜福庆有深厚的友谊，他们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上医的同事（卢于道曾受聘于上医教生物），后来又成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负责人。
彼时，全上海医务界的九三学社社员仅寥寥7人，组成一个医务小组。颜福庆的加入，如同在医务界树立起一面九三学社的“旗帜”。为推动社务工作，颜福庆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出马，登高一呼，把周围的同行、后辈都鼓动起来，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以及其他医务界的骨干纷纷聚集到麾下，组织很快壮大了起来。这一举动，一时被传为佳话。在上海分社，颜福庆是年龄最大的老前辈，人们都尊称他“颜老”。
九三学社老社员苏怀一清晰地记得，1956年九、十月间，当时苏怀一刚调入上海分社工作不久，颜福庆自费邀请百余位沪上名医，在茂名南路政协文化俱乐部（今花园饭店）聚餐。“在宽松、友好和叙旧的气氛中，颜老侃侃而谈，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宣传中共的统一战线方针、知识分子政策，转而讲述九三学社的历史、性质和作用，说得娓娓动听，引起一片掌声。”
在颜福庆的感召下，上海一大批著名西医和他的学生、同事如荣独山、苏德隆、郭秉宽、王淑贞、林飞卿、董承琅等纷纷加入九三学社。一年后，医务界的九三学社社员，从原来仅有7人的医务小组，发展到拥有81人的大支社，分布在全市22个医务单位。颜福庆所在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医学院的九三学社支社，成员发展到58人，成为九三学社在上海医务界的大本营。当时的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陈同生同志曾风趣地对颜福庆说：“在我们上医，九三学社是除中共之外的第二大党！”
从1956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上医支社经过四次换届改选，颜福庆德高望重，四次连任主委。当时的副主任委员是王有琪、王淑贞，委员有叶英、雷学熹、荣独山、戴天右、袁开基、刘大椿、王鹏万、徐荫祺、陈化东等。颜福庆带领社员自觉接受上医党委的领导，从参政党角度，对学校的医、教、研各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真正做到了与共产党“肝胆相照”。
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由于组织发展方针正确，社员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从1956年2月底的159人，增加到1957年2月底的1195人。在党的统战政策引导下，上海分社壮大了力量，实现了历史性的大发展。这里面，也有颜福庆的功劳。
对台湾广播
1954年12月，美国和台湾方面签定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台海局势骤然紧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严阵以待。1955年1月，浙江前线部队向大陈岛的外围据点一江山岛发起攻击，全歼蒋介石军队千余人，一举解放一江山岛。接着，相继解放大陈岛、渔山岛、披山岛等浙江沿海岛屿，解放台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除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还要努力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在同年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又作了关于解放台湾的报告。台湾问题一下子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1956年9月15日，九三学社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对台湾广播宣传工作的通知》，决定从9月开始，社内每月安排三到四人参加对台广播，“扩大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思想影响，激发台湾方面人士的爱国热情，为和平谈判创造条件”。上海分社首批确定复旦大学余日宣、上海第一医学院颜福庆、上海第二医学院倪葆春三人参加广播。
颜福庆接到任务后，精心准备，反复推敲，最后定下了长达2700余字的广播稿。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派记者李枫和上海分社杨羽白、苏怀一陪同下，亲自到位于北京东路外滩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音。
台湾的医务界的同道们、朋友们：
今天我能有机会通过广播向你们讲话，我内心非常愉快。我是一个老医务工作者，在台湾的同道们，不少是我过去的老同事。我被爱国心和责任感所驱使，觉得有向你们广播的必要。我愿诚诚恳恳地向你们倾吐我的肺腑之言。
亲切、祥和的简短问候之后，颜福庆用“浓重的上海乡音并略带几句普通话”，愉快地和昔日的老同事、老朋友们谈心。称赞老一辈医务界同道们，都心怀“发展医学科学、为中国人民灭除疾病的痛苦”这一共同的崇高目标，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经过几十年努力，到今天已经有了收获，已经为祖国培养出有用的医学科学人才，现在都成为大陆医药卫生的骨干，深受人们欢迎。大陆医药卫生工作后继有人，这些是和老一辈医务同道们当年辛勤劳动和苦心栽培分不开的，应该引以为豪。
颜福庆和老同事、朋友们谈起自己在旧中国办学的经历：
回想当年我从外国留学回来，看到旧中国的贫穷落后的状况，看到广大人民患病得不到治疗，我就努力创办医校医院，发展中国的医学教育。当时我曾经想建立一个“上海医学卫生中心”，又倡议过“公医制度”。但中国医学教育，办了五六十年，总共只训练了医师18，000人，以中国人口之多，3万人还得不到一个医生。穷人生病，仍然是无医少药。我办上海医学院，办了20多年，毕业生只500人左右，在校学生最多时也不过是500人，离开我的理想目标还是很远很远。
颜福庆用一系列对比，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医药卫生工作取得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7年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状况，我们现正建设重工业，随着重工业的建设，文教和卫生事业也有了蓬勃的发展……上海第一医学院在解放后短短7年，就有毕业生1，700人，学校规模扩大了好几倍，现在在校学生有3000人，真正成了上海的医学中心，不但理想变为现实，而且远远超过理想，我院将发展到4200人。如此庞大的计划，是前所未有的。这正说明了我国医学事业的飞速进展，说明政府对医药卫生工作的重视。
我过去的一班老同事，其中包括了年老的同道，绝大部分现在都在国内工作，大家都精神焕发，比解放前工作有劲得多了。现在祖国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全国人民在一心一意从事国家的建设，各方面都在迅速发展。你们是热爱祖国、渴望祖国的富强，我想你们听得[到]这些好消息，一定非常兴奋，愿意把自己的力量贡献于祖国伟大的建设事业。
就拿我个人来说，我虽为医学教育服务了47年，但前40年是在旧中国工作的。在解放之初，当时我已年近70，因此就想退休。我在旧中国的40年，成就是很小的，但尽管这些微小成就，在解放后却受到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受到医界同仁的热烈爱戴，更重要的是我看到新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医药卫生事业已经从为达官显贵和富商巨贾服务中转变为人民大众服务了。看到医学教育的发展有着极其远大的前途。这些都给我很大的鼓励，加强了我的信心和决心。我不但决定不退休了，相反倒工作得更加勤奋了。在新中国“人民教师”和“人民医师”称号的本身就是意味着智慧和荣誉，他们受到人民普遍的尊敬。现在政府号召向科学进军，12年内要把我国的各种科学提高到国际水平，把落后的中国改变成科学先进的国家。由于国家建设的迅速的发展，现在各方面都感到人才缺乏，尤以高级的医学专门人才更加缺少。
颜福庆又和老同事、朋友们谈起了知识分子的待遇：
你们离开祖国多年，不但对新中国的现状有了隔膜，甚至有某些顾虑。在你们当中，有的已经在国外成家立业，生活安定，职业、地位和待遇都比较优厚，教学研究的设备也好，考虑回国后是不是也能得到这些呢？这些顾虑是难免的，设备问题也是你们所最关心的，今天全国科学界响应政府号召向科学进军，要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就得开办高等学校，对于高等学校物质上的供应，如教学建筑、教学研究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图书等等，政府都大力支持，尽力解决，绝不像旧中国时代的办学，要向外到处募捐，教学设备左支右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总之，我们的努力目标是很明确的，这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国家。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发动一切力量来建设祖国，你们都是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的有志之士，今天看到祖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一定会闻风兴起，毅然归国，希望你们把有用的精力和卓越的才能，投入到祖国建设中来。
向科学进军的献礼：社员科学研究工作展览会
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报告中向全国知识界提出了一个伟大的任务：奋起直追，力求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此，国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并发出振奋人心的口号——“向科学进军”。
为响应这一号召，北京、天津两地民主党派尝试着举行了“社员科学著作展览会”，邀请当地市委书记和其他负责同志前来参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许多民主党派成员亲身体验到党和政府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视，对科学家们的亲切关怀。
1956年冬，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决定效法北京、天津，也举办“社员科学研究工作展览会”。颜福庆参与领导，精心筹划，经过半年的准备，展览会征集到了316位社员上千件展品，分四个展厅陈列，充分展示了上海分社强大的科研力量。
第一展厅是数学、物理、化学部分，陈列着复旦大学陈建功、陈传璋、赵丹若、顾翼东等人的著作和论文。著名数学家陈建功把近年来的论著、讲义、译文共计15件送来展览，居316位参展者之最。
第二展厅是生物化学、农业、医药、生物、地理部分。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王应睐、邹承鲁的论文《琥珀酸脱氢酶的研究》，1954年曾在比利时举行的国际化学家大会上选为报告，他们提取的琥珀酸脱氢酶纯度和活力比美国人辛格高50%。医学方面展出了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各科专家倪葆春、叶衍庆、董承琅、荣独山、顾恺时、董方中、苏祖斐等人的论著。董承琅有关心脏方面的论文曾被英美奥等国的医学书籍广泛引用。叶衍庆关于正骨科的科学成就，顾恺时有关肺切除、全胃切除手术，李杏芳关于低温麻醉，董方中关于门静脉吻合术等论文都各有新意。徐宝彝医师制作的“肝内管状系统”的30具实物标本，对推进肝脏手术有显著作用。此外，还有科学院丁光生等有关药物的研究论文。
第三展厅是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土木建筑、历史、财经部分。展件有交大造船学院陈大燮、周志宏、杨槱、陈学俊、许应期等人的论文、著作、讲义和教材。市机电工业局胡汝鼎发明的矢量、重对数双面尺，同济大学教授杨钦、谢光华等人关于给排水、暖气、通风的著作，陈从周关于我国古典建筑“苏州园林”的研究，著名建筑师陈植、哈雄文、汪定曾等人设计的建筑图样都一一陈列其中。
第四展厅是冶金、语文、文艺及其他部分，展出了科学院陶瓷冶金研究所严东生等制成的用来代替硬质合金刀的瓷刀和从事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陈子展教授、从事拉丁文研究的谢大任教授的著作和讲义等。
这真是上海分社实力的一次大检阅。九三学社人才济济，事业蒸蒸日上，从展厅陈列中看得清清楚楚。
1957年5月，展览会举行预展。那天上午，天下起了小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一早来到永嘉路389号上海分社。由于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分社领导还没到场，在场工作人员感到有点措手不及。即使打电话给卢于道主委或笪移今副主委，时间也来不及，怎么办呢？有人想到了颜老。因为颜老是老前辈，住得又比较近。
颜老接到电话后，立即驱车赶来。一进门便和魏文伯招呼握手，并连连致歉。魏书记一见这位70多岁的老人匆忙赶来，觉得很过意不去，就说，“今天不是九三学社的社庆吗？我是来祝贺的，也顺便来参观展览，先睹为快嘛！”两人拉着手，边走边谈边看，有说有笑，气氛十分融洽。
参观结束后，魏文伯书记为展览题了词：“当前我国正处在文化、技术革命时期，九三学社科学展览会对于组织和推动科学的发展，发挥科学家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有很大作用。”事后，在场的同志们都说：“如果没有颜老马上赶来接待，我们不就失礼了吗？颜老真是位热心人。”
这一天，上海市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人士彭康、冯德培、张江树、蔡叔厚、何秋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沈致远、周谷城、吴艺五等70多人也参观了展览会。科学院生理化学研究所所长冯德培说：“展览会作为鼓励展开学术活动的一种办法很值得研究。祝这个展览会不但在社员中发生好影响，而且还在广大学术界发挥好的影响。”民盟上海市委主委沈致远说：“展览会对兄弟党派的科学家，对于整个上海科学文化界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上海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蔡叔厚说：“展览会是科学队伍的检阅，是向科学进军的雏型，也是对青年科学家的启发。”
展览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摘自钱益民、颜志渊著《颜福庆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