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是著名的书画家、教授、学者，也是诗人。作为诗人，他不仅精于传统格律诗词的创作，而且先生在背诗方面的功力，在论诗方面的高妙，在解诗方面的创见，在改诗方面的敏锐，都堪称独绝。
启先生背诗
启先生背诗的功夫确实惊人！和启先生有过一两次接触的人都知道，启先生随便聊天就能聊出很多学问，脱口而出就能引出很多诗词。好像这些诗词早已变成他语库中的常用词汇，可以任意驱使，无不如意；好像这些诗词早已融化到他周围的各个角落，俯拾即是，信手拈来。启先生自己创作的诗词有时化用古人成句，那些诗句对很多专门从事古典诗词研究的人尚且觉得生僻，而他却能够烂熟于心。
我曾向启先生请教六言诗的格律问题，他当即背出好几首，并且逐一为我讲解。我虽长期忝列唐宋诗词研究者之列，在先生面前却只有汗颜。
一次，我赶写论禅诗的文章，想举几首一般研究者很少提到、意境上禅趣浓郁而字面上又不带禅语的作品，去请教启先生，不想他一口气竟背出好几首，使我获益匪浅。
启先生曾在访日期间遇到世交陈曾寿的孙女陈文芷女士，陈女士提到姑父赵朴初（赵是陈曾寿的侄女婿）最喜欢吟诵陈先生的一首诗，启先生马上说：“必定是陈老先生的《泪》。”随即吟诵到：“万幻惟馀泪是真，轻弹能湿大千尘。不辞见骨酬天地，信有吞声到鬼神。文叔同仇惟素枕，冬郎知己剩红巾。桃花如血春如海，飞入宫墙不见人。”举座皆惊。
我偶与启先生谈到旅顺、大连景物，启先生记起1979年到辽宁博物馆时去过的白塔山，见过一个小石碑上刻着日俄战争时日军将领乃木希典的一首诗，当即背了出来：“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腥风新战场。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
背诗与写诗、研究诗的关系很大，背得多，不但熟悉了旧诗的词汇、句法，而且可以自然而然体会它的构思、情调，转益多师成一家之风。
启先生论诗
很多人都知道启先生有这样一段妙论：“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的诗是嚷出来的，宋人的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虽然启先生没有大部头的“诗学”、“诗论”著作，但他对于诗独到、深刻的见解却非常值得读诗者、学诗者、作诗者学习。
启先生主张“平仄须严守，押韵可放宽”。其实押韵本为求声音的回旋之美，适当地照顾今音是完全必要的。启先生总结的“用韵率通词曲，隶事懒究根源。但求我口顺适，请谅尊听絮烦。”不啻为今日通用之法则。至于律句的几种基本格式，启先生形象地提出了“竹竿”理论。他把平平仄仄平平仄不断排列的音节比喻成一根竹竿，只要能从竹竿上完整截下来的一段都是律句。
文学史有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公案：谢灵运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两句诗，虽然写得不错，但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千古名句的地步。启先生对此有高明的解释：据《考工记》郑康成注，“春”有“蠢”读之音，如果“春”在这里读上声，那么这两句就成了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的标准律句，这和钟嵘把“置酒高堂上”和“明月照高楼”推为名句一样，都是从声律角度着眼的。我觉得这种解释最为合理。
启先生论诗还特别强调传统的寄托、比兴手法以及形象化的表达。启先生认为诗不应太直接地叙写时事，不应太就事论事，而要把它化为一种生活感受和思想情绪加以抒发。启先生认为诗是非逻辑的，“妙句难从句下求”，不能作实去解释句中的字义，“因为它不是一件事，而是一种难言的感情。”启先生还提倡白话入诗以及幽默风格，他不忌讳称自己的诗为打油诗，也不惮别人说他的诗是“油腔滑调”。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启先生论诗就是站在了高处，所以经常可以见常人之所未见，言常人之所未言。
启先生作诗
我自1978年到北师大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以来，常听说启先生的诗名，特别是常听说他诗思极其敏锐，手笔极其快捷，常有即席赋诗的雅举。据说，某日本访华团与中方聚会，一日本人“即席”用汉语赋绝句一首，中方在称赞的同时亦略显尴尬。这时启先生走到案前，提笔掭墨，略加沉思，竟步其原韵一口气连和两首，令日方刮目相看。
1995年我的一位书画家朋友要开书画展，想请启先生去揭幕，他正在住院，无法前往，我到医院跟他说此事，他答应给作首诗。于是我就坐到一旁，拈了小几上的花生米吃。当我吃到第25颗的时候，启先生的诗不仅已经作好，而且已经用毛笔把诗和后跋都写好了，加起来大约用了七、八分钟。诗曰：“健笔真行溯汉分（汉分即汉代书法，隶书），墨池春涨起玄云。更将余兴描山水，传得中华大地文。”还有一次，四川剑南春酒厂托人找到我，想请启先生为酒厂题诗。因时间紧迫，我颇感为难，只好硬着头皮试一试。我去找启先生的时候是下午五点多钟，他让我晚上去取。晚饭后，我看到一幅精美的作品已经写好，尺幅相当大，诗曰：“美酒中山逐旧尘，何如今酿剑南春。海棠十万红生颊，都是西川醉后人。”
启先生随即应答，信手拈来，思路之快令人吃惊，应景之妙令人称奇。但是启先生的诗并非都是急就章，他作诗也有极严肃、极认真的一面。启先生有时与人谈诗至兴浓时，会拿出自己涂涂改改、勾勾画画的诗稿给人看，斟酌打磨，一丝不苟。启先生常说自己的诗最多成于两种时候，一是生病住院时，一是夜里失眠时，可见其用心之苦。启先生《频年》一诗有云："饮馀有兴徐添酒，读日无多慎买书。"据启先生自己讲，"慎"最初拟作"快"，又改作"不"、"戒"等字，而最终选中"慎"字则包含了更多含蓄而无奈的复杂心态。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典故。
启先生的诗幽默，情真，别有滋味。他才思敏捷，又不惮反复推敲，所以佳作极多。
启先生解诗
诗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启先生既然能把复杂真切、细腻微妙的感情化作简洁优美的诗句，也必然能从别人生动凝练的诗句中读出同样丰富的感情。
李商隐的《锦瑟》诗自古号称中国第一诗谜，为了破解其主旨，大家纷纷立论。启先生是这样笺释的：前两句的中心是"五十年"，只不过不是直说，而是由锦瑟上的弦与柱起兴，联想自己逝去的每一华年。第三句的中心是"梦"，只不过加上一系列的装饰语，说自己的梦有如庄子清晓迷离的蝴蝶梦。第四句的中心是"心"，说自己的心有如望帝化为杜鹃鸟后啼血的心。第五句的中心是"泪"，说自己的泪有如南海明珠，海月可鉴。第六句的中心是"暖"，说自己的热情到了能燃烧蓝田之玉的程度。最后两句说不待回忆，当时即已预感到要是一场悲剧了。因此如果剥去所有的装饰，就是咏叹自己半辈子的梦、的心、的泪、的热，以及早已知道的悲剧。这真是通达之论，彻悟之论，不但能举重若轻地破解这千古诗谜，而且让人领悟了诗歌主旨与装饰之间的关系。
作为学者，启先生在解诗时也特别注意考证和音韵。在一般的版本中，东坡《狱中寄子由》一诗中都作"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推测东坡的原意，这两句是想说今世既为兄弟，这是果，又将成为来生再为兄弟之因。于是启先生怀疑两"世"字的前一个必当有误，可能是形近的"此"字，后来他托朋友去查影印常熟翁氏所藏宋本《施顾注苏诗》，果然如"此"。
又如对南朝民歌《西洲曲》的评价。大多数的人都从意象的优美，节奏的跳跃，修辞的精妙去分析它的好处，而启先生却从它所属的清商曲的音乐性出发，指出音调的优美更是它不可忽视的优点。
启先生解诗，要言不烦，探骊得珠。
启先生改诗
凡喜欢作诗的人都会有这样共同的体会：为别人改诗比自己作诗还难---既要顺着别人的思路，还要把原有的意思改得更好；既要保持原有的语言风格，还要把它修饰得更美。对古典诗词而言就更加困难---它还涉及到格律的问题。但启先生却总能应付裕如。
在北师大，启先生与钟敬文先生都喜欢作诗，他们的诗集中有很多唱和的作品。我曾见到这样一份手稿原件，是钟先生"九五生辰偶书"，诗曰："求仁未得身先老，阅世深来梦易惊。此是暮年心痛处，苍茫欲语仗谁听。"上边工工整整地题道"元白(启先生之字)教授吟正"。启先生为之改动了几个字，诗变成了"求仁既得身非老，阅世深来梦不惊。此是近年心慰处，苍茫一语众人听。"下边恭恭敬敬地落上"后学启功敬改"。应该说启先生是有意地改动了钟先生的原意，钟先生出于一贯的忧国忧民、严于责己的思想，为自己到耄耋之年仍没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抱负而自疚，而启先生则称赞他德高望重、久经磨难，应该欣慰。
启先生还经常凭自己的聪明改动古诗，但这决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为了说明某些问题。对于有些人抱着封建道德观去解释《诗经》，启先生十分不满，于是借助改诗进行讽刺。如《诗经》的第一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本来是一首表现婚爱的诗，但《毛诗序》却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朱熹更说："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对此启先生讽刺道，何必只说它是歌颂文王呢?给它改一改，还能说它是歌颂尧舜呢!诗曰："关关众雎鸠，聚在河之洲。窈窕二淑女，君子之好逑。"为什么是"二淑女"呢?因为尧有二女，一名娥皇，一名女英，都嫁舜为妃，这样一来，岂不可仿照《毛诗序》和朱熹之流所说，这是"美尧舜之德"吗?
启先生改诗，不囿于一路，随机应变，妙趣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