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大批民主人士从香港、上海、南京以及其他地方涌向北平，投身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张西曼和他们一样，在1948年底化装离开南京，经中原解放区北上，1949年3月到达北平。不一样的是，他没能等来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就在1949年7月10日，因肺癌病逝。此前一周，他还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此前一个月，他刚随民主参观团从东北解放区参观归来。张西曼去世后，周恩来为他亲笔题写了墓碑。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两周前，数十位研究者和张西曼的亲友共聚民盟中央大楼，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张西曼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以缅怀这位甚有作为、不幸早逝但不应该被忘却的前辈。
活跃于社会舞台张西曼曾在北京大学、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中央大学等多所高校执教，他的正式身份是教授，“张西曼教授”也是他留在世间的称呼。但张西曼不是一位安于书斋的教授，他曾出任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实际负责人）等社会职务。职位虽虚，而相对教书来说，他在社会活动上的能力和业绩，似乎更为世人注目。
1908年，13岁的少年张西曼加入了同盟会，介绍人是他的湖南老乡宋教仁和谭人凤。有记载说，他“从小就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少年，性情直爽，喜欢打抱不平，乐于帮助别人，这个优良品质贯穿了他的一生”。看来，他以低龄入同盟会，并非一种偶然。
武昌起义爆发时，张西曼正在俄属海参崴的东方语文专科学校研究政治经济。他的兄长专门从东三省赶来告诉他：“黄克强、宋遁初、陈英士等大批同志在号召全国各地大兴义师，即将在南方成立革命政府，积极准备北伐，可是北伐一事，骑兵不能偏废，应设法由东三省秘密招募骑兵南下，以便编练劲旅……”1911年12月初，张西曼孤身一人冒险进山，代表革命党人与胡匪首领刘弹子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说服刘率部南下，成为北伐的一支骑兵劲旅。这年，张西曼17岁。
此后，张西曼曾两赴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地考察。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中央邀请各国派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张西曼为此从海参崴绕道大连南下上海，谒见孙中山。他向孙中山建议：“以社会主义的内容改造中国革命的政党，效法俄国共产党建立广大民众基础、民主集权制和严明的纪律；同时响应国际会议的号召，派遣富有时代政治学养的代表参加，共同策进消灭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伟大业绩。”孙中山当时尚存顾虑，未派代表出席会议，但答应对张西曼的建议“详加考虑”。后来张西曼又两见孙中山，为促成孙中山的“联俄决策”，竭力鼓动，这对后来的孙中山改造国民党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都是一份不小的贡献。
张西曼还是著名的社会主义研究会（1919）、中苏文化协会（1935）、《民主与科学》杂志（1945）、“革命诗社”（1945）、九三学社（1946）的创办者或创办者之一，他为它们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仅以中苏文化协会为例，孙科是挂名会长，蔡元培、于右任、陈立夫等为副会长，事实上的负责人则是张西曼。有会凡十来年间，不论是在南京还是在重庆，只要有益于中苏友好和文化交流的事情，他都不遗余力地积极参与，这在当年，显然属于一种难免犯忌的差事，张西曼则一往无前，他不是一个怕事的人。张西曼的学生、作家于伶有如下一段回忆：
1936年10月上旬的一个下午，我和西曼教授同到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去看“全国木刻展览会筹备处”的“第二回木刻展览会”。一走进展览大厅，就看见鲁迅先生在几位青年木刻同志簇拥下，兴致勃勃地看着低声谈着。我正思索着在这种场合这样情况下，是否上前去打扰鲁迅先生？张教授却已奔上前去跟先生打招呼、问好，转身来介绍我了。我对先生鞠了躬。先生对张教授低低说了声：认识，认识的。
鲁迅身旁的陈烟桥连忙挨近我身边，警惕地小声问我：这位是谁？我也小声说：张，从前北大的俄文教授。烟桥这才放了心。而我倒不能放心了：因知西曼教授这人爽直热情，性好讲话，嗓门特高，常是一个劲地说个没完。大概他俩多年没见了，此刻显得非常兴奋。我担心他会拉着先生大谈“中苏文协”与“普希金”等等。那么在大庭广众间，人员情况复杂，怕会引起鲁迅先生的不安。对先生的安全也可能不利。我急忙对烟桥说：领先生去休息吧，同时又作了个暗示。他懂了，急忙与别的同志一齐稍带勉强地扶着鲁迅先生进入后一小间里去休息了。我与张教授继续看完了展览会。
曾任中苏文协秘书主任的屈武后来这样评价张西曼：张西老是出名的左派，大家都叫他大炮。他对蒋介石的反共做法不满。他那个人光明磊落，说话使人非常感动，很有气派，里外如一，很受周围的人赞扬。他一直住在中苏文协里。中苏文协是革命者的掩护店，是进步活动的大本营。因为它是公开的合法组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当会长。我们都叫他“张西老”，他在中苏文协是老资格，是元老。他是非常亲苏的，因而人称他“西曼诺夫”。中苏文协的工作人员不断有人离开，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他始终是中苏文协的常务理事。
翻译《俄国共产党党纲》
1919年7月，张西曼从俄罗斯考察归国后，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安家于北大附近的翠花胡同12号。他在两年后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提到：“我是有志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一人，且常以‘中俄文化’的相互沟通自任。”就是在翠花胡同，他以“西曼”的笔名翻译了列宁1918年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
《俄国共产党党纲》的译文初版在1922年1月，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1922年1月，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该书作为《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此后数年中连续印刷发行了六版。陈独秀在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里说，《康民尼斯特丛书》初版共12种，《俄国共产党党纲》是第二种。《俄国共产党党纲》仅1922年1月的初版就印刷了3000册。1926年的第5版又存在着内容基本一致，但字体、格式、标点都迥然不同的两个版本，这意味着这本书在中国大革命期间发行量之大，竟然先后印刷发行了数万册，代替当时不能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俄国共产党党纲》初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成立尚不足一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只有两页，15条。而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则是一本50页的书，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民族、军事、裁判、人民教育、宗教、经济、乡村经济、分配、货币和银行事业、财政、居住问题、社会安全保护和人民健康保护等等范围。俄共党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贡献是不可低估的。而它的译者张西曼教授更是功不可没。
除在中国首译《俄国共产党党纲》外，作为教授和学者，张西曼还出版了《俄文文法》、《中等俄文典》、《新俄罗斯读本》以及一些西域方面的研究著述。张西曼生前的最后一次东北之行，学者常任侠是同行者，他后来回忆说，每到一处，住定后两人常结伴逛书店，并且各有一次“脱下”金戒指买书的经历。张西曼用金戒指换了一部《新西域记》，常任侠则换了一部《西域考古图谱》。
演说家
无论教学还是社会活动，做这两样事情都与演说不无关系。
抗战胜利前后，张西曼曾在中央大学讲授俄文，他经常出席校内外的各种社会活动，逢场必发表演说，许多听众对他的演说风格留有格外深刻的印象。一位当年中央大学的学生后来回忆说：
当时中大的民主教授，有文学院中文系的杨晦先生、张西曼和贺昌群，理学院里是潘菽和徐长望，农学院里是梁希和金善宝。在中大的几个民主教授中，以张西曼先生的讲演最具有煽动性和号召力。每次学生集会，只要去请张先生，张先生必到，并且一定做慷慨激昂的演说。1947年五二○前一次学生集会，张先生公开号召学生们要起来和专制独裁的政府斗争，连我当时听了张先生的话也替他捏了一把汗。张先生说：“我不怕；我要是怕，就不会参加辛亥革命，也不会参加北伐战争。现在这些在台上的人是怎么上台的，我都清清楚楚的，也有人想用官位来收买我，想着堵我的嘴巴，我不能出卖自己的良心和人格，我就是要在大庭广众中揭他们的老底。”张先生一面声色俱厉地讲着，一面捶胸顿足，把会场震得纷纷扬扬。
很多所谓演说家把演说当成一种带着面具的当众表演，但是，如张西曼这样的演说，没有十足的勇气和发自内心的忧国忧民之情，是断然“表演”不出来的。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谢韬当年作为《新华日报》记者，多次听过张西曼的讲演，他还记得罗隆基与张西曼经常在同一个场合作演说。他后来的一段回忆更为生动和细致：
在会上我见过西曼先生和听他讲话，只记得西曼先生是中等身材，略微肩宽背厚，前额宽阔，额高发秃，面色发亮，浓眉海口，虽戴眼镜但目光炯炯。总之，全身透发的精神面貌是明快刚直，声音洪亮，直言无隐的性格。常穿一件半新的黑色西服，但领带打得不十分规范。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当时罗隆基也常参加会议活动，罗却是衣冠楚楚，西装笔挺，领带讲究，风度翩翩，气宇轩昂。讲演发言辞藻丰富，能言善辩。两人对比，一是粗犷豪放，一是细致华丽；一是直言无隐，一是修饰陈词；一是短兵相接，一是战略迂回；一是退下炮衣的大炮，一是谈判桌上的辩才……过去在重庆我接触了很多名人，解放后我也见过不少爵位很高的人，像张西曼这种性格这么赤诚和纯粹的人太难见了。
不知道有多少大小名人当年在重庆的各种场合发表过各种演说，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了历史的过客，没有给听讲者留下多少记忆。而马寅初和张西曼，是两位让后人记住几十年并一再提到的演说者，即两门“大炮”。因而写张西曼，这是不能不提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