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2年参加九三学社，后调至九三学社上海外贸支社。当时，外贸支社是一个老组织，社员均是耄耋老者，其中有贝聿铭的叔叔贝祖源，有荣毅仁的叔叔荣德馨，有张爱玲的姑父李开第。初次见面，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组织部潘济美老师向前来开会的各位介绍我时，把家祖黄广错说是黄兴，我在潘济美老师介绍后立即纠正：“家祖不是黄兴，而是黄广，即广州的广，他虽也是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但地位远不及黄兴，因黄兴和孙中山同是同盟会的领导人物，不可同日而语。”这时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接着我的话发言了：“黄兴的孙子在民革，我是认识的，我听了心中在琢磨怎么又冒出一个黄兴的孙子？”这位老先生手臂上挽着一根司的克，一套西装棱角分明，一条颜色鲜艳的领带系得非常服贴，头发梳得光溜，虽有些稀疏但一丝不乱，看上去十分有精神。他说话的时候中气十足，表示他的身体强壮，腰板很挺直，说起话快捷、豪爽，年近九十，根根青丝乌发中竟没有一根白发，也是稀奇。他就是李开第。
李老十分注重九三学社的组织生活，每次他总是早作准备，乘车前来，而且总是早到，我们年轻一辈对这些老者敬佩有加，生怕路途有闪失，开会结束后我总是陪伴他回家，这使他十分感动。他邀请我去他家作客，他居住在长江公寓，老伴和他相依为命，是一位和善的、一直笑眯眯的白发老太，矮小的个儿，朴素无华，但衣着却十分整洁。李开第用英语对我说：“she is my step wife（续弦）。”“step wife”，我感到惊奇。李开第解释说：“她是我新婚不久的妻子，名叫张茂渊。”我不知道张茂渊是谁，他告诉我：“李鸿章你知道吗？”“知道。”“她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哦”，我顿感兴趣。他指了指矮书柜说：“这是张佩伦的全套《涧于集》。”“张佩伦是谁？”我茫然了。“就是那个光绪年间的清流派带头人，《孽海花》中的庄佩伦，就是指他。张佩伦是内人的先父，也就是我的岳父大人。”
《孽海花》我是看过的，内中情节也比较熟，知道中法马尾一站大败，张佩伦革职充军，后来成了李鸿章的幕僚，最后成了李鸿章的东床。李开第接着说：“内人是张爱玲的姑母，张爱玲是四十年代著名作家。”我对张爱玲不是很熟，茫然地听他说，他滔滔不绝地讲：“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求学时，我是她的监护人，她写了许多小说，有《第一炉香》、《红玫瑰与白玫瑰》、《小艾》、《十八春》。”我立刻想起了我家也有她写的小说，因为封面被撕去了，所以不知道作者为何人，但这些故事我在六十年代已看得滚瓜烂熟，可以说我是她的“粉丝”。李开第闻言，笑逐颜开：“这样看来，你也是‘张迷’之一。”李开第告诉我，如今家中已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只有全套《涧于集》，他的子女不感兴趣，他的孙子李凡在搞外贸，喜欢踢足球，对古文不感兴趣。李开第看过《涧于集》后，认为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史实，可惜找不到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人了，我对李老说：“我对古文比较有兴趣。”李老说：“今后你有空余时间，这套书可以借给你，这种书在图书馆里也很难找到。”（这套线装书在李开第逝世后，不知留给何人了。）
李开第每天要煎中药，所以房间里弥满着中草药的气味，他告诉我，张茂渊患了肺癌，年岁大了，不能开刀，也不去化疗，单凭中草药治疗已经四年了，肿块依然如故，没有缩小也没有扩大。张茂渊自己并不知道，李开第也不告诉她，生怕她知道了，徒增思想负担加重病情。每天煎好中药之后，李开第总是要先尝一口，才让张茂渊服药，夫妻恩爱异乎寻常。
李开第心直口快，看到不顺眼的地方，他会直面相谈，有一天我系了一根深颜色的领带，他郑重关照我：“你怎么系黑领带，黑领带是参加丧事才系的，现在是开会，今后不能系。”我被他说得莫名其妙，因为我系的领带是单位发的。为了避免他再次批评，我对今后的衣着更加注意了，还特意买了几根颜色鲜艳的领带。
1980年到1985年，上海盛行跳舞，我刚学会，跳舞成瘾，他也参加舞会，但是不跳，一曲舞完，他偷偷地拉住了我说，跳舞姿势要美，要落落大方，要挺起胸，步子清楚，不能拖泥带水，更主要的是，只能轻轻地搭着舞伴的手，而不能握着，不然有失礼仪，被人看了不雅。
诸如此类的事层出不穷，但我毕竟和他有代沟，尤其是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绅士教育，所以在礼仪方面很多是缺门，他不嫌其烦地随时教导我，使我受益匪浅。
1988年上海一家报社刊登了一篇《张爱玲数典忘祖》的文章。作者自称与张爱玲素有交往，但所述三事却都是杜撰，说张爱玲连她祖父是张佩伦还是张荫恒都搞不清。李开第看了十分气愤，欲挥笔著文驳作，但他已87岁高龄，长期疏于笔耕。于是他找到了我，要我代他撰文，以正视听。他约我到他家，详述了张爱玲的身世，给我看了张爱玲写给她姑母的几封信。我写好文章给李老看了之后，找到那家报社要求刊登，报社感到为难。后来我的文章在《环球文学》杂志发表，总算有了出口气的地方。李老看了后说：“今后我要把事情一点点地告诉给你听，让你给我写一些东西，目前市面上以讹传讹的东西太多，使人防不胜防。”
李开第是上海闵行人，1902年生于闵行北街钝嘏堂，祖上自明朝中原迁至上海闵行，虽不是一个大富大贵人家，也属当地的大户人家，其父衡斋先生因为拥护人民政府，把所有的房子都无偿地捐给当地政府，所以虽戴地主帽子，但属开明地主。李老5岁时进私塾，8岁时进闵行务敏小学，12岁考入交通部所属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即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学校，然后升附中（高中），直至1924年交大毕业。
当时每年都要在大学毕业生中挑选最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毕业于电机专业的李开第勤奋好学，年年头魁，所以顺理成章地成了保送留学生，他于1925年搭乘了法国船去英国。
1927年暑假，在英国北部举办了留英中国男学生会夏令营，不少留英学生都参加了。李开第的好朋友严智珠先生和其太太许慧磊也参加了夏令营。张茂渊当时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钢琴，是留学生中众人瞩目的明星，给严智珠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夏令营之后，严智珠就把在那里的种种情况告诉了李开第。第一次听到张茂渊的名字，李开第并不在意。
1927年底，李开第乘船去比利时、法国游玩，随后就进了英国人开设的安利洋行担任工程师，而他的一些朋友学业完成之后也相继归国，严氏夫妇以及张茂渊姑嫂也回到了上海，经严氏夫妇介绍，李开第结识了张茂渊，并成了一个圈子里的朋友。
步入而立之年，经媒人介绍，李开第与闵行的富家之女夏毓智结婚。1932年9月，李开第在大华饭店举办了盛大的婚宴，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张茂渊作了女傧相。婚后，李开第育有一双儿女，女儿在广州工作，女婿是广州乐团的团长。李开第的孙子李凡和我在同一幢楼工作，经常来往。这样，我和他祖孙两人都成了忘年交，只不过李开第是我的父执辈（比家父大一岁），李凡则比我小一辈。李开第常对我开玩笑：“我们三个人，我是老生，孙子是小生，你夹在中间是中生，但此中生决不是上海人所说的‘中生’（畜生之义），而是中生代之义，老夫在年轻时，常自喻是中生，做牛做马，上为老，下为小，夹在当中叫做俯首甘为孺子牛。老夫老了，不中用了，常言道：‘老而不死视为贱’。”我问：“何出此言？”他答道：“人生七十古来稀。早已过古稀之年，则视为在窃取光阴，所以超过七十均是君子，只不过是梁上君子，在偷窃的是时间老人的时间。”李开第的诙谐之语令人发噱。
李开第被安利洋行派往香港工作，张爱玲赴香港大学求学，张茂渊委托李开第做其监护人，所以张爱玲称李开第为Uncle K.D，直到八、九十年代张爱玲与其姑姑通信时，仍沿用这称呼。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李开第离开香港赴重庆，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从渝至沪，这时李开第又与张茂渊重新联系，来往频繁，而张茂渊为人随和，和夏毓智及其姐都成了手帕交。
1949年上海解放，张爱玲自知前途黯淡，以去香港大学继续求学为由，离沪赴港，与其长期相处的张茂渊把自己多年收藏的其母李经涛（小字鞠耦，张佩伦之妻，李鸿章之女）留下的古董和家族相册送给张爱玲带走，她只把自己的照片撕了下来。
解放前，李开第曾赴台，并在那里买下了房产，但其父母年迈不愿离开故土，李老也留下了，并参加了九三学社，后来洋行关门，合并进了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李老成了九三学社外贸支社的成员，也是该支社资历最深的成员之一，并且担任主任委员之职。
解放后运动不断，李开第作为一个资本家劫数难逃，从那时起他就成了疲于奔命的“运动员”。因为子女不在身边，他和发妻相依为命。1965年，夏毓智患病，李开第和张茂渊轮流陪伴，虽不幸于当年病逝，但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狂扫一切的狂风暴雨，还算幸运。李开第则遭遇了抄家、批斗、下放劳动，房屋被人强占，还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张茂渊出身清朝贵族，但只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所以处境稍微好一点，虽没有戴上帽子，但也抄家不断，被迫打扫厕所，打扫卫生。
在那些日子里，李开第多亏有张茂渊无微不至的照顾，整理家务，手把手地教他做家务。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认为他俩老不正经，但是张茂渊个性刚毅，她认定是朋友，就不在乎其他人的闲言碎语，也不在乎她和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线。在这段最黑暗的日子里，俩人携手相互勉励，熬过了恶梦般的日子。
1978年，李开第提出平反，得到外贸支社的支持，当时的主任委员吴子云多次去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反映情况和呼吁。平反后不久，李开第和张茂渊喜结良缘，当时他俩同是77岁，在静安宾馆办了一桌酒席，请了一些亲近的人以示祝贺。后来，张爱玲和其姑姑张茂渊恢复了通信，当她知道其姑姑和K.D喜结良缘时感动得眼睛一热，几乎泪下，这个伟大的爱情故事，使她回忆起姑姑曾经和她说过的话，“姑姑一定会结婚的，哪怕80岁也会结婚”。
1991年1月底，外贸支社为李开第夫妇和荣德馨先生三位九十岁老人开生日宴会，地点在九三学社市委宴会厅，这座老式花园洋房在陕西北路南京西路口、平安电影院对面，过去是荣德馨的侄子荣毅仁的房子，由荣毅仁捐献给国家，遂成为民主党派的办公楼。摆上大蛋糕，点上蜡烛，大家济济一堂，充满温馨，李开第特别感动，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隆重地过大生日，平时亲友很少，年岁大了又疏于来往，这次同社社员为他祝寿，他甚是感动。那天，张茂渊特别精神，脸上堆满笑容，根本看不出已身患癌症。
“人有旦夕祸福”，虽经李开第精心服侍，调理，张茂渊的病毕竟回天无术，住院时支社女同志沈蓉芬、俞梅琳在旁陪夜、值班。后来，九三学社社员们和李开第一起为张茂渊送终。
老伴撒手西去，使李开第倍感孤单，他提出要去南浦、杨浦两座大桥参观，外贸支社十分重视，特意借了一辆面包车陪伴老社员参观大桥和发展中的陆家嘴，那些高耸入云的建筑物，令老知识分子十分兴奋。
1999年4月李开第与世长辞，他和张茂渊共同遵守了生前的约定，不开追悼会，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不留有骨灰，真正做到了来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这是一对从小熟读四书五经、长大又出国留学，既受孔孟之道的熏陶，又接受现代文化影响的夫妇，这样的人生经历、这样的人可能仅此一代。（《上海九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