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褚辅成先生诞辰140周年。先生曾参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多次重要活动，是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基本政治制度的启导者之一、九三学社的重要创始人，一生以推动民主宪政之实现为已任，殚精竭虑，诚如先生遗嘱所言：一生“忠心为国”，“始终以法自持”。于这一个人物，实应作文以纪念。于是，专门到重庆新华书店，市图书馆、档案馆补充资料，竟发现没有一本关于先生的专著。我愕然……
民主与宪政的实践
先生少年所处正是列强环饲、满清政府专制腐败、国家山河破碎的时代。为奋发图强，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奔走呼号，不惜流血牺牲。但由于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与迫害，他们的努力付之东流。戊戌变法的失败，让他看清了满清政府专制本质，并认为没有彻底的革命，中华民族就没有希望。1904年（光绪三十年）8月，先生东渡日本，先后入东京警察学校和政法大学学习。在日期间，他对日本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比较，认为中国必须走民主与宪政道路才得自强。在加入同盟会后，他的思想更倾激进，矢志推翻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宪政的民国。
1905年底，先生回国后，曾先后出任辅以民主宪政名义的浙江省咨议局审计长，军政府政事部长（后改名民政司长），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第一次恢复之国会议员，广州护法国会众议院副议长、宪法审议会代理审议长，浙江省宪法起草委员会主稿员、宪法会议副会长等职，誓言践行，以一切机会、付诸一切行动，推进民主宪政建设进程。
1912年8月，先生主持成立浙江临时省议会，颁布《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被袁世凯以“擅违中央”为由，撤任浙江民政司长职；1913年8月，因反对“善后大借款”，在国会领衔弹劾袁世凯，被忌恨，以“反对政府”为由，被北京军政执法处逮捕，拘安徽安庆，直到袁死后才释放；1916年9月，发起成立以“交换意见，促进宪法之速成”为宗旨的“宪政商榷会”；1917年参与成立政余俱乐部，提出“惟主张平民政治，对于官僚政治根本反对”之宗旨；1921年在浙江开展宪政建设实践，一度宣布“浙江省宪法告成”；1922年，发起成立全浙公会，并任主席，倡导“联省自治”，曾推动成立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由此，先生积累了丰富的民主宪政建设实践经验，并以实际行动证明，民主宪政于中国关键在于行不行，而不在通不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先生积极参加救亡运动，于12月在上海参与发起由全国16省500多名爱国人士组成的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救济会成立后，致电国民政府，要求“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与黄炎培、沈钧儒、熊希龄等同仁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明令允许人民自由组织团体或政党，组织人民代表机关，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浙江国难救济会成立，他当选为常务理事；1932年3月，先生与王造时等4人被推为国难会赴京请愿代表，面见汪精卫，直言“结束党治、实施民治”。他强调，国难当头，尤其要“禁止国民党各级党部压迫民众，并保障人民结社、集会及一切自由。万不宜复袭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籍此可见，作为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于民主宪政，先生只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而绝无一党之私、一人之利害。
1938年7月，先生被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遴选为国民参政会浙江省籍参政员，以后连任四届。在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他以自己在浙东组织军民人等，开展保家卫国的经历和体会，认为保甲制度是束缚民众抗战的枷锁。在会上，他提出《从速实行下级自治，以发动民众当兵自愿案》。此案主张推行乡村民主，“乡村里的保甲长完全要民选，完成乡村自治制度”，有动摇国民党独裁统治基础之嫌，以致蒋介石亲自致函参政会议长汪精卫，要求发动“本党参政员在会予以驳斥，毋令通过”。此后，先生仍不计得失成败，屡砺其志，呼吁以民主宪政之实施，谋国共合作、全民族团结抗战，并最终实现抗战胜利、国家进步和平之举。
参加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1939年2月，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召开。社会各界希望通过会议，真正实行民权、民生主义，推进中国政治民主，使抗战建国由希望变成事实。顺应这一要求，先生与许德珩、沈钧儒等51名参政员在会上联名提出《提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该案提出中国政治“应以民主法治为基础”，要求政府行动法律化、政府设施制度化、政府体制民主化，“淬砺民主法治之精神，确立民主法治之制度，以期训政早有实质的成就，而为宪政预立稳固的基础。”提案直接触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继汪精卫任议长的蒋介石作开幕讲话，将会议重心圈定于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由于褚辅成、包括部分国民党在内的各党派参政员的积极努力，重心转于民主政治问题。蒋介石不得不有所顾忌，将民主政治问题作为他闭幕词的唯一主题，但同时强调“政府是国家权力之寄托者”，人民的权利就是接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陈词滥调。以会议成功召开为起点，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开始酝酿。先生则以“老当益壮，起立（发言）次数最多”，被国民党军统列为“联治派”侦查重点。
在一届四次会议上，中共与其他中间党派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主而利抗战案》等涉及民主宪政问题7案。先生以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之立场，积极附合，提出“在选用才上，必须大公无私，不存党派成见”建议。围绕民主宪政，进步与顽固势力“唇枪舌剑，各显身手，好像刀光闪烁，电掣雷鸣”。大会最终通过《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根据大会决议，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指定褚辅成等19人组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
国民党形式上的退让，让各中间派别仿佛看到了开国大、制宪法、行宪政之实现可能。于是，各党派、社会贤达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高潮。
10月1日，先生与沈钧儒、张澜等12参政员假重庆市银行公会，邀请社会贤达，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等一百多人，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并乐观地表示，“政府已有在短期内召开国民大会，及九个月内制定宪法之决定”。在第二次座谈会，先生以“宪政的意义”、“宪政和抗战建国”为主题，发表演说，让大家认识“即将到来”的民主宪政：“人民参政就是国家大事要由人民来决定——通过代表人民的议会。所谓议会政治就是宪政。”强调“只有人民参加了政治，人民的力量才能彻底动员，最后胜利才有把握。”先生还满怀信心地感言“实施宪政，根本上已无问题。”为此，他积极参与筹备成立宪政促进会，意在推动制定一部真正民主的宪法，实行宪政。黄炎培与先生应蒋介石之邀，面谈宪政问题，也认为“蒋公态度极恳切开朗。”
受此鼓舞，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召开座谈会，邀请先生演讲，其他青年团体，以及重庆27个妇女团体也先后进行座谈，讨论宪政与抗战、建国、青年、妇女等的相关关系。民主宪政运动进一步向全国各地发展，成都、桂林、延安等地，乃至沦陷区上海积极响应，纷纷发起成立宪政座谈会、宪政促进会等组织。
但国民党阻挠民主、坚持一党专政的本质是不可能改变的。他们封锁报刊，不允许出现“宪政”字样，散布“抗战与民主，根本是两个不相容的东西。”在1940年4月召开的一届五次国民参政会上，作为蒋介石钦命的宪政期成会的唯一成果，由先生参与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及附带建议 “并送政府”，此后再无下文。
至此，中间势力苦心希望和努力的第一次宪政运动归于沉寂。几年后，邹韬奋评价：“现在拜读当时（《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恍若说梦话。”
参加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由于国民党压制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引起国内进步势力、国际反法西斯盟邦的强烈不满。为抒缓民意、粉饰独裁统治，1943年9月，国民党在五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所谓“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即立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施宪政”的决议，并于11月成立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下的宪政实施协进会，指定先生为会员。
与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时隔近4年，面对国民党放出的烟雾，中间派人士再次感觉到希望。先生原本于民主宪政从不气馁，1944年1月，他与部分党派人士创办了《宪政》月刊。其他各党派团体也纷纷仿效，创办刊物，举行座谈会，宣传民主宪政，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民主宪政运动舆论声势。成都、昆明等地贤达人士也纷纷举行宪政座谈会，计商推进。第二次宪政运动勃勃兴起。
1944年9月，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召开。为使会议成功，先生联名黄炎培等预造声势，会前发表对时局主张，呼吁“使人民渴望之民主制度及早实现”。在会上，中共参政员林伯渠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这一主张为民主宪政增添了实质内容，得到褚辅成等中间人士的强烈支持，推动了民主宪政运动的新发展。
9月，在重庆的各党派各阶层代表500余人隆重集会，一致要求响应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改组政府。10月，先生参与发起追悼杰出民主战士邹韬奋大会，与会各界人士800多人。他们遣责国民党法西斯专政，表示要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实现而奋斗到底。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鼓吹联合政府的政治动员大会。
民主党派、中间人士与中共的齐声唱合，让蒋介石深感“社会反共心理渐趋瓦解，政府也渐陷孤立地位”。为挽颓势，1945年5月，他在国民党六大上贸然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以便通过宪法，实施宪政。中共则鉴于国民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意图一手包办国民大会，决定抵制可能通过国民大会有关事项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
作为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先生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共团结合作，在政见上与中共有颇多相近之处，并始终以“友党”待中共。为促成中共出席参政会，1945年7月，先生与黄炎培等6名参政员应毛泽东、周恩来邀请，赴延安共商国事，并与中共达成“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致意见。7月7日，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如期召开。由于中共在会场外的积极宣传，以及褚辅成等中间力量的努力，会议决议没有明确国民大会的日期、代表、职权等，仅送交“政府斟酌情形决定”。国民党召集、进而操纵国民大会的步伐被迫放缓。
中共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也引起美国政府的极大兴趣。抗战胜利后，在他们的斡旋下，国共在重庆进行谈判，达成《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在全体民众的关注下，根据协定，1946年1月10日，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召开。
此前，先生作为召集人，与许德珩、张西曼等发起筹备成立九三学社。筹备会发表了《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先生也在多个场合强调“这个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对会议进行声援。5月4日，九三学社正式成立，明确提出 “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争取人民之基本自由” 之主张。先生当选为理事、常务理事。此后，先生复员上海，6月12日发起成立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任主任理事。
1946年11月，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召开没有各党派意见一致前提下的国民大会。作为特邀代表，先生原本抵制，但为谋求国共合作的可能性，抱持“愿为民主实现而拼老命到底”的誓言，出席大会。当看到情势无可逆转时，先生愤然提前离会返沪。以“伪国民大会”召开为标志，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起于蓬勃，而最终归于失败。
先生心犹不甘。在他的倡导下，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11个在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对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并公布所谓的“宪法”表示坚决反对；1947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上海发表纪念周年宣言，无所畏惧地疾呼：“因为主张民主，所以我们反对独裁、反奴性、反帝国主义侵略。因为主张科学，所以我们反对盲从、反复古、反一切的封建作风。”
1948年3月29日，先生带着对有生之年未见中国民主宪政之实现的遗憾，带着对“国事蜩螳，兆民涂炭”时局的忧虑，凿凿呼号着“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诤言，离开人世。今天，我们谈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就不能不论及民主宪政运动和旧政协，而作为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先驱——褚辅成，历史本不该遗忘的。（郭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