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的前身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的中央社刊名为《民主与科学》，九三学社首任主席许德珩生前出版的回忆录名为《为了民主和科学》。也许九三学社与民主科学之间有很多故事，只是笔者所知甚少而已。2012年7月23日至27日，笔者参加九三学社中央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举办的“九三学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与许进先生（许德珩主席的孙子）同住一个房间，蒙许进先生将他主编的《1890-1990百年风云许德珩》一书相赠。细读图文并茂的《1890-1990百年风云许德珩》一书，方才知道许德珩主席的一些往事。笔者进行了不完全的统计：许德珩主席为了民主和科学，4次投笔从戎、4次被解聘、2次被捕，在4所大学上过学、在11所大学教过书，参加的社团或者参与发起成立的社团有14个之多，参加的有一定危险性的政治活动至少10多次，出版著作或译作11部。回顾许德珩主席的这些往事，我的一个感悟是，自由不是免费的，践行民主和科学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的。特写此文介绍许德珩主席前半生的民主科学实践。
一、结社自由，身体力行
1908年，18岁的许德珩考入家乡的九江中学堂，经杨秉笙、王恒两位教师的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1]P12。当时还是清王朝，同盟会属于造反的革命党，加入同盟会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1915年夏，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英文学门。1916年3月先后遭遇父丧、妻丧，休学一个学期，1916年秋复学后转入国文学门，重读一年级[1]P22-26。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先后参加的社团或者参与发起的社团有7个：1918年1月加入蔡元培校长发起成立的旨在培养师生个人道德情操的进德会[1]P330；1918年6月30日参加筹备李大钊教授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任编辑部临时编译员[1]P31；1918年参加学生救国会，并于暑假作为学生救国会的两个代表之一，南下联络各地学生，先后到天津、济南、武汉、九江、南京、上海等地[1]P30；1918年10月20日担任《国民》杂志社成立大会主席，并与邓中夏、周炳琳等当选为编辑股干事，黄日葵、廖书仓、孟寿椿等为特别编辑员，张国焘为总务股干事，段锡朋为评议部议长，该刊于1919年1月1日正式出刊，创刊号由徐悲鸿设计封面、蔡元培作序，该刊与文科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于1919年1月创办的《新潮》杂志同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杂志[1]P32-43；1919年3月23日，与邓中夏、廖书仓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团员多为国民社、新潮社的成员[1]P44；1919年5月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5月7日许德珩出狱后参加北京学联的工作[1]P50；1919年6月16日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1]P60。1919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基本上是国民社、新潮社的头面人物，如傅斯年（5月4日游行总指挥）、段锡朋（5月5日新成立的北京学联主席，6月18日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廖书仓（5月3日晚上13校学生集会的大会主席）、罗家伦（起草白话文《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2]）、许德珩（起草半文半白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名列5月4日被捕32位学生之首）、张国焘等。
就学期间参加社团或者参与发起社团，本身没有什么危险性，但是一旦发生学潮，为首者总是很危险的。1919年5月4日的游行，一开始游行秩序很好，警察只维持秩序，“文明对待”学生，连警棍都没带。当时的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曾经要求出兵弹压学生运动，被国务院总理钱能训拒绝，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强烈反对段芝贵出兵（吴炳湘说：“段芝贵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3]），可是后来发生了私闯曹宅、毁坏私人财物、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的事件，警察不得不开始抓人，32个学生被捕。5月5日，教育部指令各学校校长，要求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各学校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带领下，集体抗命并求助舆论，才使学生免遭被开除的命运，32位被捕的学生也于5月7日上午约10点由7个学校校长亲自联名保释出狱。
1927年2月，留法7年的许德珩回国。在回国前，他曾经找到当时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夏霆要求加入中共，但夏霆认为当时正值国共合作高潮，建议他加入国民党左派，许德珩听从夏霆的建议，加入国民党左派[4]。
1932年12月，第二次被捕出狱之后，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总干事杨铨（杏佛）之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1月30日，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许德珩当选为执行委员（共9人）[1]P113。当时仍处于国民党一党训政时期，国民党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参加民权保障同盟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比如1933年6月杨铨就在上海被特务暗杀了。
1936年1月27日，与马叙伦、白鹏飞、黄松龄、张申府等发起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救国会也是有危险的，因为当局不允许成立政治性社团。1936年6月，许德珩被北京大学解聘。1936年11月23日，全国救国会的李公朴、王造时、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被释放 [1]P118-122。1938年4月，许德珩作为救国会北方代表被邀请为首届国民参政会100个参政员之一，救国会9名参政员（南方代表：沈钧儒、陶行知、王造时、史良、邹韬奋，北方代表：许德珩、张申府、陈豹隐、程希孟），中共7名参政员[1]P133。此后，许德珩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1年3月19日，包括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二派（乡村建设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1]P140，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1942年1月全国各界救国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有“三党三派”之称。许德珩任联络部副部长[5]。
1944年底，在重庆的许德珩、潘菽、梁希、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黄国璋、叶鼎彝、税西恒等经常聚会讨论时局，后来这批人结成一个政治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1]P142-143。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按照国际惯例，投降书将于签字的次日即9月3日生效[5]。为了纪念抗战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座谈会[1]P145。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了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1]P146。1946年5月4日，九三座谈会被改造为一个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知识分子政治联盟，取名九三学社，以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雪岩、潘菽5个人为常务理事，以梁希、卢于道2人为常务监事[1]P152-153。1950年3月，许德珩担任九三学社第一届中央理事会主席，此后一直担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到1988年1月（1988.1-1990.2任九三中央名誉主席）[1]P336-343。
1979年3月24日，许德珩经邓颖超、乌兰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50多年来一直未了的一个心愿[1]P273。
二、书生坐牢，不改本色
许德珩一生总共坐过两次牢。
许德珩第一次被捕。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因为选对了边而成为战胜国。虽然中国只向欧洲战场派遣劳工，不曾派军队参战，但是当时国人在感觉上普遍觉得应该与欧美列强享受平等的待遇。在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方面，普遍存在乐观心态。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在1919年1月开始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并没有如愿，原因是英、法、意早在1917年2月就与日本有密约，而中国在1918年9月也与日本有密约[6]。当时的国际公法允许国家间存在密约。原来答应帮助中国的美国，看到密约后，对中国也爱莫能助。在美国看来，他不过是尊重已存在的密约；但在中国舆论看来，却是美国背信弃义，1919之后，整个中国知识界对美国的好感一落千丈，开始转向苏俄。中国代表团交涉到5月1日，交涉最终失败。5月2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消息透露给许德珩等学生，于是学生们将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提前到5月4日举行[7]。1919年5月4日，在游行队伍到赵家楼曹宅之前，游行秩序一直很好（堪称典范），警察也没有动粗的意思。但悲剧还是发生了：部分学生冲进曹宅，打人，毁物，放火，之后逃跑。维持曹宅秩序的警察没有尽到责任，既没有保护好曹宅，也没有抓现场打人放火的人。等到学生已经四散跑掉，才胡乱抓几个落在后面的学生[8]。事后统计，共抓了32个学生，其中，侦缉队抓4个、保安警察三队四队抓8个、内左一区抓11个、步军统领衙门抓10个（内有市民一人）[1]P47-49。许德珩被列在32个学生之首，也许是因为许德珩是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也许是排名不分先后之故（从32个学生名单的排序上看仅仅是把各单位报来的名单简单合并而已）。被捕的学生均不承认有打人放火情节，不承认就拉倒，警察也没有动用刑具对付学生。事实上，这些被捕的人也不知道打人放火是谁干的。不仅当时不知道，就是在不存在追究责任之后也没有人搞得清到底是谁打人放火[9]。
1919年5月5日，教育部要求各学校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校长们纷起反对，公推蔡元培（北京大学）、陈宝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7个校长为代表前往警察厅交涉，当天交涉没有结果。5月6日蔡元培等继续交涉，警察总监吴炳湘表示只要学生取消5月7日的大罢课，被捕学生就可释放。5月6日晚上，蔡元培回到北大，立即把罗家伦、段锡朋、方豪等学生领袖找来商量，以取消明天的罢课，换取警察厅释放被捕的学生。罗家伦觉得应该答应政府的条件，但其他学生领袖都反对，认为未经过学生联合会的讨论，这样答应下来乃是越权。虽然如此，为了救出被捕的同学，学生领袖们最终还是同意连夜通知同学明天复课。5月7日上午10点左右，被捕学生全部释放了。蔡元培率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列队欢迎被捕学生归来[10]。许德珩第一次坐牢，前后4天就被释放，一来得益于蔡元培校长等的保释，二来得益于当时宽松的社会舆论，三来得益于当时警察没有被捕学生打人放火的直接证据。
被捕学生虽然被释放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因为学生只是被取保候审而不是被无罪开释。毕竟重伤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在医院还没有脱离危险，医生说命在旦夕）、火烧赵家楼的事得有一个说法。学生们也担心章宗祥会跟他们打官司。恰在这时，有一个名叫郭钦光的北京大学学生因病去世，郭钦光有肺病，5月4日那天参加游行，因为跑路过多疲劳过度导致病情恶化，吐血不止，于5月7日在医院去世。狄君武（学生领袖之一）急中生智想了个主意：不妨把郭钦光的死，说成是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也许可以抵消章宗祥的官司。大家一致叫好，结果郭钦光被塑造成五四运动的烈士受到全国各地隆重的追悼和公祭[11]。估计许德珩没有参加这件事的决策，因为郭钦光去世当天上午许德珩刚被从监狱释放出来。但所有的学生都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件事的实施[1]P52-53。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若干年后对这件事有深刻的反思[12]。
5月9日，蔡元培校长向政府递交辞呈，离开北大。5月11日，教育部总长傅增湘辞职。5月12日，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向总统递交辞呈。5月13日，北京高等专门学校的全体校长向教育部递交辞呈。学潮从北京蔓延到全国。6月10日，北洋政府将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免职。6月11日总统徐世昌向国会提出辞呈。6月12日，钱能训内阁总辞。6月12日，总统徐世昌通电辞职，因国会拒绝他的辞职，于6月22日宣布取消辞意。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决定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辞去代表职务。7月25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宣言结束罢课。从5月4日开始的长达两个多月的学生运动告一段落[13]。
许德珩第二次被捕。
因在暨南大学讲授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辨证法，为上海当局所不容，许德珩于1931年初被暨南大学解聘。北平师范大学随即聘他任教授兼历史社会学系主任。1931年7月，许德珩全家抵达北平，许德珩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同时兼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后专职在北大任教，夫人劳君展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许德珩经常发表抗日救亡言论，为当局所不容。1932年12月13日，许德珩被当成共产党嫌疑在家中被秘密逮捕，家中的外文书籍、红色封面的书籍及其手稿、译稿均被抄走[1]P100-105。来执行的人未介绍他们的身份，也没说要把许德珩带往何处。当时失踪和暗杀事件时有发生，劳君展很是担心。她机智地设法从北平市公安局第三科的登记册上查到许德珩的名字，并立即将此事通知给《世界日报》记者萨空了，同时打电报到上海向蔡元培报告此事。12月14日出版的《世界日报》报道了许德珩被捕的消息，将此事公开。12月16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10位校长联名致电行政院和教育部，要求保释被拘师生。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铨、黎照寰、林语堂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宋子文、于学忠等，“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并派杨铨到北平去解救许德珩。12月21日下午4点，许德珩被保释出狱。许德珩第二次坐牢，前后9天就被释放，一来得益于夫人劳君展机智勇敢，闯到公安局查到许德珩的下落并迅速通知各界朋友，否则许德珩有可能被秘密杀掉，二来得益于非政府控制的媒体将消息公开，三来得益于宋庆龄、蔡元培、杨铨、蒋梦麟、周炳琳等名人的呼吁和营救[14]。
三、投笔从戎，死里逃生
第一次从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1年10月23日，同盟会会员林森、吴铁诚等发动九江新军第五十三标马毓宝部起义成功，九江光复，李烈钧任九江军政府参谋长。1912年还在九江中学堂念书的许德珩（1908年秘密加入同盟会）投笔从戎，在李烈钧部秘书处任秘书，1913年退役返回九江中学堂读书[1]P14-16。
第二次从军。1913年“刺宋案”引发二次革命。1913年7月12日，江西省前都督李烈钧在九江湖口首举讨袁大旗，发布讨袁檄文，二次革命爆发。许德珩第二次投笔从戎，参加李烈钧部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许德珩离开九江逃亡上海，考入吴淞中国公学英文系，继续读书[1]P16-19。
第三次从军。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许德珩去法国勤工俭学，直至1927年1月。经蔡元培推荐[1]P79，许德珩1927年2月回到国内到广州的中山大学文学系任教授，3月到黄埔军校兼政治教官，为第五期学员讲授社会主义史[1]P88-90。当时国共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内的左派与右派也很紧张，许德珩属于国民党左派。许德珩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处获知自己上了黑名单后，于1927年3月30日被迫离开广州（随后被中山大学解聘）。4月初到上海后遇好友黄日葵。黄日葵是中共创党党员，曾任中共广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秘书、国民革命军李宗仁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4月12日上午，许德珩与黄日葵离开上海去武汉，当天晚上蒋介石发动清党，陈延年等共产党人遇害。到武汉后，许德珩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总教官恽代英的邀请到该校任教官，兼第四中山大学教授，黄日葵则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15]。1927年7月，许德珩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9月初辞去总政治部职务[1]P92-95。相关资料没有说许德珩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时的军衔，参考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上将（如邓演达）、副主任中将（如郭沫若）以及孙炳文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时的少将军衔，估计许德珩此次从军的最高军衔为少将。
第四次从军。1936年6月许德珩因参与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宣传抗日被北京大学解聘，随后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授[1]P119。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8日日军宣布占领北平。8月9日晨许德珩只身逃往天津，次日劳君展携子女也到达天津。“八•一三”正式对日宣战后，劳君展带子女回长沙娘家，许德珩到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掌民众组训）任设计委员[1]P125-126。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在沦陷前数小时，许德珩逃到下关，从下关乘小船渡江到浦口然后到武汉，到武汉后仍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设计委员[1]P129-130。1938年1月，第六部与政训部合并为政治部，当时政治部在部长、副部长、秘书长之下设一、二、三厅、总务厅、秘书处和设计委员会等部门，设计委员会是一个安置客卿及闲员的机构。周恩来认为大家都聚集在武汉不是个办法，应该回到原籍去参加抗战。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许德珩于1938年3月与王造时、罗隆基一起回到江西，在政治讲习院开设课程《中日关系及其现状》。1938年7月6日至15日，许德珩到武汉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会后回南昌就任江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该会下属的大队长）。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许德珩在重庆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此后定居陪都直至抗战胜利，劳君展在重庆国立编译馆任编译员，许德珩利用周末到距重庆五十华里的壁山社会教育学院兼课以贴补家用。1940年9月，许德珩一家躲避空袭回来，发现他们租住的房子已经被日机炸毁了，只得另寻住处[1]P133-138。
四、言论自由，甘冒风险
1932年12月许德珩第二次被捕获释以后，仍然不改书生本色，继续追求民主自由，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1月30日当选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首届执行委员，为中国的民权鼓与呼[1]P113。
1935年12月9日，北平万余学生举行抗日大游行，史称“一二•九”运动。许德珩、劳君展两个教授参加到北京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中[1]P117。1935年12月19日，许德珩等以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支持学生运动[1]P118。
1936年初，许德珩与马叙伦、白鹏飞、黄松龄、张申府等发起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于1936年1月27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成立大会。1936年5月4日，北大举行五四运动十七周年纪念会，马叙伦、曾昭伦、周炳琳、许德珩四教授出席演讲。1936年6月，北京大学宣布解聘许德珩、尚仲衣两位教授，令马叙伦教授长期休假。许德珩被北京大学解聘后，马上被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聘为教授[1]P118-119。
1936年10月，中共地下党员徐冰教授（建国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到许德珩、劳君展家中，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延安的食品和日用品缺乏。许德珩、劳君展当即决定用自己的存款买一些东西（12块怀表、10多双布鞋、10几只火腿）委托徐冰、张晓梅夫妇送给延安的老朋友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东西后于11月2日还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1]P120。由于当时不能用真名，寄东西时只以北京大学教授们的名义，毛泽东的回信无法寄出。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9月12日上午会见许德珩、劳君展夫妇，方才知道东西是他们所寄[16]。在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毛泽东与许德珩、劳君展夫妇的交情。许德珩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就与毛泽东相识。劳君展（1900-1976），湖南省长沙县人，前两广总督劳崇光的孙女，在长沙周南女校就读时加入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1919年秋考入上海东南大学，1919年底决定赴法勤工俭学，因等船到1920年10月才动身，1920年5月8日毛泽东曾经到上海为劳君展（启荣）送行并合影留念，毛泽东与劳君展时有书信往来，1925年4月16日劳君展与许德珩在法国巴黎结婚[1]P72-78。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在重庆广交朋友，许德珩已经是连任四届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毛泽东本人也是首届参政员），劳君展又是老朋友，毛泽东很自然就安排会见许德珩夫妇，这次会见中毛泽东鼓励许德珩把民主科学座谈会发展成一个永久性政治组织，从而直接推动了九三学社的诞生。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发生后，许德珩曾经致电张学良、杨虎诚，要求将蒋介石“就地正法”。为了宣传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徐冰邀请北平各校进步人士在许德珩家聚餐，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彭真（化名老高）给大家讲解了相关政策[1]P124。
许德珩自1938年7月起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任职期间正直敢言，被舆论评为除张奚若参政员之外“最能为人民讲话”的人[1]P158。张奚若的敢言那是出了名的，举两个例子：1941年3月1日，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发言，尖锐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独裁统治，出席会议的蒋介石对此极为恼火，但他未予置理，发言后便愤然离去，后来国民参政会还给他寄发开会通知和往返路费，他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未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1957年5月整风时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的张奚若给中共提的意见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17]。能排在这样一个人之后，许德珩的直言也是可以想象的。
1947年2月北平当局以清查户口为名逮捕两千多人，许德珩等13人联名发表《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宣言》[1]P161。
1947年5月20日，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上，许德珩提案反对一党召开国民大会，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该提案被登在5月22日的《中央日报》上[1]P163。
1948年3月29日，北平各校学生万余人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集会，抗议政府下令查禁华北学联，数千名警察在会场周围设置路障，架起了机枪，装甲车在会场外面巡弋。许德珩、樊弘、袁翰青三位教授（均是九三学社社员）冒死出席并发表演讲。鉴于1946年7月11日、15日李公朴教授、闻一多教授惨案的教训，学生会派学生将三位教授护送回家，并派学生住在许家的客厅里以保护许德珩的人身安全[1]P165。
1948年8月9日，许德珩在北京大学理学院荷花池前发表演讲，公开反对政府发行金圆券[1]P172。
1948年8月17日，行政院发布《后方戡乱应行注意事项》的命令。8月19日，大逮捕行动开始。8月21日，许德珩等55位北大、师院的教授联名发表抗议书[1]P173。
五、只求学问 不求学位
许德珩先后在四所大学求学。
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许德珩逃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英文系。1915年初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辍学[1]P19。
1915年夏，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英文学门。北京大学的学费比中国公学低，但许德珩仍然难以负担，幸得在京经商的同乡熊奎如相助，才勉强读下去。1916年3月，许德珩连遭父丧、妻丧，只得休学一个学期。1916年秋回北京大学转入国文学门，重读一年级。1917年初，同乡熊奎如因生意亏本而还乡，中断了对许德珩的接济，许德珩又陷入困境。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元培的帮助介绍下，许德珩在北大国史编撰处勤工俭学，任务是翻译英文版《多桑蒙古史》，每月有十块银元的收入，彻底解决了生活来源问题[1]P22-27。当时的十块银元可是个大数目，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全职管理员的月薪才八块银元。
1919年临近毕业时，许德珩因组织参与5月4日大游行而被捕。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要求是要被开除的。幸得蔡元培校长顶住教育部的压力才化险为夷。1919年5月9日，蔡元培校长辞职离校，9月12日在各方劝说下回到北京大学。9月20日，张国焘主持北京大学学生大会欢迎蔡校长返校，许德珩虽已毕业，也参加了欢迎会[1]P63。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许德珩决定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2月15日从上海出发，3月25日到达法国马赛港。在巴黎，许德珩在巴黎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注册，同时到法文学校补习法文[1]P69-71。1920年暑假，许德珩到英国伦敦，在政治经济学院注册听讲，课余到大英图书馆抄录有关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史料，二个月后回到法国[1]P73。1920年从英国回法国后，许德珩花了两年时间避开各种活动专门学习法文（在法国南部城市地雄），然后于1922年10月从地雄回到巴黎，仍进巴黎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读书。许德珩响应蔡元培提倡的不为学位主义，读书只求学问不求学位[1]P158。蔡元培说他“每日用功时间总在十五点种左右，为留欧同学所仅见”。1924年许德珩将法国社会学奠基人涂尔干（1858-1917）的《社会学方法论》译成中文，该书由蔡元培作序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称赞许德珩的翻译水平完全当得起“信达”两个字，“认为是近年来最有价值的译本” [1]P77。蔡元培（1869-1940）24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号称“储相”），26岁为翰林院编修，32岁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4年秘密成立反清的光复会并任会长，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经留学德国、法国，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1927任北京大学校长。许德珩能得到蔡元培这位牛人如此高的赞誉，说明许德珩的学术水平确实非同一般。
1928-1930年，许德珩在上海翻译的书籍有：马克思的《哲学之贫乏》、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社会学》、拉法格的《家族进化论》[1]P99以及《共产主义之路与工农联盟》[18]。
根据讲义出版的书籍有《社会学概论》、《社会主义史》、《中国现代经济史》、《中日关系及其现状》等[18]。1987年出版回忆录《为了民主和科学》，1989年出版《许德珩书法作品选》[1]P342-34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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