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九三学社机关干部，我多次聆听徐僖院士在会上的讲话，对其人其事也听说过不少。但要采访他，却是第一次。当柳企于副主委把报道徐僖院士的任务交给我时，我感到很紧张，因为我笨拙的笔墨难以把徐僖院土辉煌的人生和感人的事迹报告给广大读者。
荣辱之间鉴真情
新中国诞生时，28岁的徐僖风华正茂，激情万丈，决心把自己的—切献给党，献给新中国，他从大洋彼岸回到祖国，被聘为重庆大学化工系副教授，继续从事五倍子塑料的研究，写出专著《五倍子塑料》一书。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和重庆市政府支持下，他开始了筹建重庆倍酸塑料厂（现名重庆合成化工厂）的工作，担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建国初期，工业生产百废待兴，要新建一个工厂谈何容易！更何况，建这样的工厂在我国近代工业生产上没有先例。好在那时徐僖年轻，血气方刚，头脑灵，手脚勤，干劲足，一切都难不倒他，熬更守夜搞设计，画图纸，作实验，他这个总工程师当代不让；搞基建，拉板车，抬机器，他这个厂长身先士卒。1953年5月1日，倍酸塑料厂正式投产。这是由我国自己设计、采用国产设备和原料的第一个塑料厂，填补了我国化学工业的一项空白，标志着我国塑料产品完全依靠进口的时代结束了！徐僖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他由此被评为重庆市特等劳模，成为新闻人物。
不久，徐僖受高教部之命，调到四川化工学院(成都科技大学前身)，筹建我国高校第一个塑料专业。他又一次面临白手起家的艰难，师资、教材、实验设备等一无所有。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短短几个月里完成了拟订大纲、选编教材、筹集仪器、物色师资人选等工作。1953年秋季面向全国招生。1954年，徐僖晋升教授。1956年，年仅35岁的徐僖晋升为二级教授。正当他全身心投入工作，热切憧憬未来，以更大的热情为国效力的时候，反右运动开始了。1958年，他被定为白专典型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一次批判他的大会上，他仍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对红与专、对权威的看法，为坚持和维护自己的看法而屡遭批判。同年，国家组织代表团去苏联和民主德国考察，指名要徐僖参加，但基层却有人横加阻拦。代表团成员中仅徐僖一人不是党员，到苏联后，苏方借口他不是中共党员，不能随代表团到一些机密单位参观访问。我驻苏使馆请示国内后，立即向苏方表示：“徐僖在国外的一切行动由我国负责。”徐僖知道此事后异常感动：党是信任我的!人为知己者死，我更要加倍为党工作。但是，考察回国后不久，他又遭到打击报复，被下放到所在单位的机工厂劳动，接受改造。厄运并没有使他放弃自己深爱的事业。1960年，他的专著《高分子化学原理》出版，成为当时国内工科高等院校高分子专业的惟一教材。他发表了不少科研论文，其中一些论文的独到见解受到国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而他却在自己的单位不断遭到批判。1965年，他的译著《聚合物降解过程化学》出版。在那段日子里，徐僖对如此多的人为干扰感到气愤，对没有一个安定的教学和科研环境感到痛心疾首，精神十分痛苦。
“文化大革命”期间，徐僖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被赶出实验室，接受“劳动改造”。他打扫过厕所，修筑过马路，锤过石子，右眼因发炎不能及时获得治疗而失明。每月只有50元的生活费。严酷的现实并没有磨蚀他心中的美好憧憬，困顿的生活反而炼就了他超然物外的风骨。他教过的学生知道他的困境后，纷纷来信问候、安慰他，还有不少学生给他寄钱寄粮，有人还请他到家里避难。这期间，许多同志通过各种方式暗中保护他，多少次使他感动地流下热泪。每到晚上，他就伏在灯下，潜心钻研业务，白天的疲劳、痛苦和委屈统统抛在了脑后。他坚信，中国要富强，离不开科学技术，愚昧只是暂时的。1970年，某军工厂派人请他前往协助解决某些生产技术难题，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忘记了自己头上的帽子，欣然前往，废寝忘食地投入产品研制任务，为我国的国防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78年，他光荣出席了全国科技大会，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
1979年，徐僖参加了石油部在甘肃玉门召开的油田研究会议，宣读了科研论文《高分子材料在气、油田开发应用及其基础理论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讲述了高分子材料在气、油田的开发中的巨大作用和广阔前景。会后石油部就向成都科技大学研究所下达了利用高分子材料开发能源的科研任务，联合建立油田高分子材料研究室。作为研究所所长，徐僖身先土卒，北赴大庆，西出阳关，搞调查，做试验，收集第一手资料。在他的指导下，油田高分子材料研究室先后取得了高分子钻井液处理剂、堵水、防垢、降凝、减阻等二十余项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其中“酸化压裂”工程的“缓蚀酸”研究成果，使许多低产井变成了高产井，一些废井也起死回生，重新出油了！
铺就众人成才路
徐僖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还是一位在教书育人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教育家。1959年，他开始招收研究生，培养我国高分子化学、高分子材料的专门人才。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年近花甲的徐僖深感“报国之日甚短，报国之心倍切”，决心珍惜有生之年，抓紧时间，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为振兴中华而忘我工作。除担任成都科大教授、高分子所所长外，他还担任上海交大教授、高分子材料研究所所长，兼任西安交大、合肥工业大学、青岛化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西南石油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兵工部5727厂、机械工业部208厂等单位的学术顾问，《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和《油田化学》期刊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工卷高分子分支》主编等28个职务，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星期天和节假日。工作讲究高质量、高效率。长时间超负荷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病魔悄悄向他袭来，他开始咯血，甚至一天咯血几次。他不得不住进医院，切除了左肺。有人说他工作太累，自讨苦吃，他却认为，科学研究是一件很惬意快乐的事，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建设祖国是最大的幸福。人生的乐趣在于奉献，奉献越多，精神越会感到愉快。1981年，徐僖教授成为我国首批博士导师。他治学严谨，对学生的论文和请他审查的论文，他都逐字逐句地进行推敲，并核算论文中的数据。他要求学生牢固掌握基本概念，留意观察学科发展动向，注重科学实验，掌握第一手资料。他随时将国内外本学科的最新发展和成就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他关心学生，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的学生在经济上遇到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他对青年教师也满腔热情，许多青年教师说：“徐老师从不争权夺位，从不谋取私利，做事实事求是，是一个政治上、业务上都过得硬的人。”
1982年，徐僖被任命为成都科技大学副校长，学校在行政大楼专门为他安排了一间比较舒服的办公室，但在任职期间，他从未去过，仍然在原来那间由厕所改成的办公室里工作。他为人为政清廉，痛恨以权谋私和仗势欺人的人。他身兼多职，对成百上千的外来报酬，他都退回或上缴了。发表文章的稿费，一般都全部交给合作者。在科研成果和发表论文中，他应得的报酬足以使他成为家资万贯的“富翁”，但他却分文不取，全部存在研究所，作为所里的公益金和奖学金。
1991年，徐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在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建立的第一个含博士点、重点学科、国家重点试验室和博士后流动站四位一体的科研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主持者，先后与英、美、日、德等11个国家签订了23个合作会议。他具有敏锐的思路和宽广的心胸，几十年来毫无保留地对学生和中青年教师传授他的学术思想和见解，指导和帮助他们选择课题、争取任务、解决难题，鼓励他们向学科最前沿发起冲锋。他指导的研究生的研究内容大多数均为当前高分子材料学科中受重视的热点，学位论文几乎全部都刊登在国内外有关核心刊物上。到目前为止，他已招收和培养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200余名，本科生近万名。其中许多已成为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的业务骨干和领导干部，有的被国家教委和四川省授予“跨世纪人才”称号，有的已成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徐僖院士的杰出贡献，党和政府没有忘记。1985年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他“国防军工协作先进个人”称号；1989年中国化学会授予他“高分子化学育才奖”；1990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他“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93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人事部授予他“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1996年他又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他从事科学研究50余年，先后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著作和译著4部，申请专利15项，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发明奖及20多项国家级、部委级奖励。
大会 友谊 上海
国际聚合物加工学会(PPS)是由美国、加拿大、西德、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在该领域的学术权威联合发起的国际学会。年会曾在加拿大、美国、西德、日本等国举行。1989年4月PPS执委会决定1991年亚澳地区年会将在上海举行，委托徐僖负责主持筹备工作。徐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化学工会、上海市科协、上海交大等单位支持协助下做了大量工作。就会议的规模、内容和经费预算，准备了详尽的书面材料。
1990年4月，徐僖飞赴法国尼斯出席国际聚合物加工学会第六次年会。徐僖代表中国汇报了筹备情况，出席会议的一些不友好人土竟以1989年“六四”事件为借口，企图取消1991年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有的认为，中国局势不稳定、不安全，年会不宜在中国召开；有的认为，中国高分子科学水平不高，年会没有必要在中国召开；还有人指责中国穷，想靠开会赚钱。各种反对意见交织，会场秩序混乱，渐渐形成否定气氛。这种意想不到的局面使徐僖感到十分突然，但他心里清楚，一个决定了的会议被否定，对国家的尊严是很大的损伤。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使他迅速冷静下来，他抢在散会之前走上讲台，从容地说：“这次年会，国际论文300篇，其中约20篇来自中国，名列国际第六位，这能说明中国的高分子科学落后吗?去年11月，中国在国内召开过一次全国高分子年会，会议论文有800多篇，由于我国还不富裕，不可能派出许多代表出席国际会议，也不可能用很多钱著书立说，向国外宣传，因此，各位不了解中国高分子发展的状况是可以理解的。”接着，徐僖又介绍了“六四”事件以后在中国召开的一些国际会议，均未发生过代表受到威胁的事件。他还请Frity教授回忆了1989年偕夫人难忘而愉快的中国之行。他的发言赢得了许多与会执委的信服，他对祖国的挚爱也博得了许多与会者的敬佩。
第二天上午，韩国代表首先发言说：“我们和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疆土毗邻，我们知道徐僖教授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学者，他的话令人信服，我们支持会议在中国召开。”其他国家代表也纷纷响应。执委会终于决定1991年国际聚合物加工学会亚澳地区年会会址不变。
1991年10月，国际聚合物加工学会亚澳地区会议如期在上海召开，徐僖担任大会主席。这次会议是我国举办的规模较大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不仅有大批亚澳地区的学者参加，还引来了北美和西欧的一些知名科学家出席。国内外专家一致评价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徐僖对会议的圆满成功备感欣慰。
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徐僖以他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工作，以他那颗赤子之心，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和在高分子学术界的地位。
九三人的楷模
1951年4月，徐僖加人了九三学社。不论作为一个普通社员，还是后来成为社中央委员、社省委副主委、成都市委主委、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政协副主席，他都积极履行职责。担任社成都市委主委后，凡社市委决策性的会议和重要活动，只要他不在外地，他都亲自参加，机关同志无论何时向他汇报工作，他总是放下手中的工作，热情接待，毫无怨言。他常说，加入九三学社是带嫁妆来的，那就是奉献。
1979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共产党明确指出要继续坚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复苏的统战政策宛如春风吹拂着人们干涸的心田，也使九三学社又一次焕发了青春。1981年徐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九三学社的性质和特点，徐僖认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九三学社不仅要积极发挥参政党作用，还要充分发挥其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为国家和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因此，九三学社成都市委在各民主党派中率先开展了科技咨询服务，从工业、农业、能源、医卫、科研、职称评定等方面，组织实施了近100个项目，一方面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为九三学社社员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
徐僖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曾多次为科教兴国呐喊呼吁，提出了“重视教育的投入”、“再穷不能穷教育”等许多真知灼见。
徐僖非常珍惜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他认为，要搞好多党合作，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重要的是加强学习，提高素质，搞好九三学社的自身建设，任何时候都要接受党的领导，主动为党分忧，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六四”事件以后，徐僖更加重视社市委的自身建设，要求社员任何时候都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他对九三学社的同志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要使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历史证明除由共产党领导外，民主党派是担当不起如此重任的。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九三的希望所在，是九三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徐僖关心社市委工作，鼓励领导班子大胆工作，多做实事，少搞形式。他关心青年社员，谆谆教育青年社员，学术上要有真本事。他说，做学问就是求实求真，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精益求精，来不得半点虚假。做人要饮水思源，助人为乐，不要目中无人，高傲自满，要念念不忘为自己成长播下种子的老师，要念念不忘曾经和自己并肩奋战的战友们，要念念不忘曾经关心过自己工作的人们。
徐僖巨大的人格力量，崇高的社会威望为九三社员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他爱人民，爱学生。1991年夏天，我国一些地区发生严重水灾，有很多儿童因此辍学，徐僖捐出自己的稿费1万元支援灾区。徐僖多次把他获得的奖金和省吃俭用下来的钱捐献给学习成绩好而家境贫寒的学生，或作为奖励高分子材料专业优秀研究生的基金。他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却很低，他的住房没有装修过，还是水泥地。他的寝室除了书之外就是一张木头床和几把椅子。他在从教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说：“我虽已进入古稀之年，但是还没有风烛残年之感，没有仅能发挥余热的凄凉。我想的是如何与国内同行、海外华人共同努力，参与国际竞争，树立我们中华民族在高分子材料学与工程在国际上的声誉与地位；帮助中青年同志迅速成长，担负起科教兴国的重任……”在卸去了九三学社的领导职务后，他仍在不停地学习和工作，他的勤奋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感佩。
2013年2月16日，徐僖院士因病在成都逝世，走完了他93载的生命长河。我们缅怀徐老光辉的一生，愿他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