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9日，许德珩（一排左四）与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二排右一）等赴欧洲出席第一次世界拥护和平大会

1953年4月25日，许德珩（左一）、张奚若（右一）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代表

2011年3月，张文朴（左一，张奚若先生之子）与许进（左四）在重庆特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开馆仪式上。左二为周培源先生之女周茹苹，左三为邓稼先之子邓志平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的我是个四、五岁的顽童。一个周末，当我身穿海军制服，手拿“冲锋枪”在我家的院子里“巡逻”时，看到我的祖父许德珩和祖母劳君展陪同一位爷爷和一位奶奶从客厅向院子走来，我的爸爸妈妈跟随其后。那位爷爷戴着一副圆眼镜、拄着拐杖，留着仁丹胡子，白白的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我看他的形象与当时电影里面的日本军官很像，于是冲过去，举起冲锋枪，模仿电影中八路军的口气对他说：“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我的突然出现令我祖父祖母和他们陪同的客人十分惊讶。我祖父马上对我说，“小进进，不准没有礼貌！”他又赶紧对客人说，“奚若兄，对不住，小孩子不懂事。”只见那位爷爷笑了一下说，“楚生兄，没有关系，我的孙子也这么淘气。”送走了客人，祖父严肃地对我说，“小进进，你以后不准像今天这样没礼貌，见到客人应该叫公公奶奶、叔叔阿姨（我们祖籍江西省九江市称呼爷爷为公公）。”我问祖父，“公公，刚才这位公公叫什么名字呀？”祖父说，“他是张奚若，张公公。”我似懂非懂地回答说：“哦，是张奚若呀，我还以为是郭沫若呢。”一句童言逗得“剑拔弩张”的一家人哈哈大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我曾经对他说“缴枪不杀”的这位张公公就是铮铮铁骨、即使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也毫无惧色的、大名鼎鼎的张奚若教授。

张公公长我祖父一岁，是我祖父的挚友之一。他们相识于法国。1920年至1927年，我祖父在法国勤工俭学。张公公于191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1919年他获得哥大的硕士学位后，到欧洲继续学习。他先到德国科隆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进修，后到巴黎游学。张公公于1925年回国，1929年到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教。我祖父于1927年回国，1931年到北京大学讲授政治学。那时，他们过从甚密。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进犯北平，张公公随清华大学南迁昆明，到西南联大任教。我祖父辗转逃到陪都重庆，在国民参政会任驻会参政员。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民意机构，由蒋介石担任委员长。参政员以国民党员为主，一些非国民党员也被邀请担任参政员。毛泽东、周恩来、王明、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七位中共中央负责人被邀请担任参政员。我祖父以救国会北方代表的身份出任参政员。张公公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出任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张公公与我祖父是两门著名的“大炮”。他们被“授予”这个称号是因为他们在参政会上大胆直言，反对一党独裁，反对内战。一次开会时，张公公站起来批评国民党政府腐败、独裁，他激烈的言辞令主持会议的蒋介石先生十分难堪，蒋对张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公公闻之拂袖而去。张公公认为国民参政会不过是掩盖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遮羞布，从此拒绝再参加会议。国民参政会发给他的会议通知和路费，他给参政会发电报说：“无政可参，路费退回。”一次，张公公受邀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演讲。面对数千名学生，他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1946年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38名代表中有国民党员8人，中国共产党员7人，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人士各9人，青年党5人。中国共产党提议无党派的张奚若教授以社会贤达身份出席会议。国民党回答说，张奚若是国民党员，不能由中共提名。张公公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说，他曾以同盟会会员身份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从未加入国民党。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2001年，朱镕基副总理在清华大学讲演时说：“我们当时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我后来做班长、学生会主席，读了很多很多书，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张公公是一位硬的出奇的陕西硬汉。当年张公公在哥伦比亚大学初识徐志摩时，各自心怀芥蒂。张认为徐是个“油滑的南边人”，而徐评价张是一个“死僵的、乏味的北方佬。”他们相互了解后，徐称张是一位有名的炮手，张赞徐个性突出、人格伟大、理想高尚。可是，当徐邀请张在他主编的《晨报副刊》担任撰稿人以挽救该刊的颓势时，张回答说，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晨报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张公公与清华大学教授、我祖父的另外一位挚友周培源先生过从甚密。周夫人王蒂徵女士在评价张先生时说他“完全是四方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大、清华复原，我祖父与张公公又在北平团聚了。在北平，他们还是像在国民参政会那样的“不安分”。1946年12月24日夜，美军强奸了一名北京大学女生。事件发生后，我祖父与张公公等11位教授在《益世报》上发表评论，谴责美军的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以免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1948年6月12日，我祖父与张公公等北平各大学的437名教授以《为反对美国扶日致司徒雷登书》为题，联名公开致函美国驻华大使，抗议美国政府违反波茨坦协议，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清算不彻底，企图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严重伤害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死伤3,500余万人，损失5,000余亿美元财产的中国人民的权利和感情。1948年6月18日，在开封战役中，国民党当局对开封古城狂轰滥炸，导致十余万人丧生，城市遭到严重破坏。九三学社发动北平各院校的百余名教授共同发表宣言，“迫切呼吁全国父老，共起抗议，万勿再有此等轰炸行为，置民族生存及文化前途于不顾。”张公公在宣言上签了字。1949年1月，北平获得和平解放。我祖父与张公公一同约集北平各高校的教授开会，请中共中央负责人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鼓励大家留下来，参加新政权的工作；2月26日，他们一同出席了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管会、北平市人民政府和中共北平市委举行的欢迎各方民主人士大会并发言；3月25日，他们一同到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到京；3月29日，他们一同代表新政权到欧洲出席世界和平大会；6月16日，他们一同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我祖父是北京大学的代表，张公公是清华大学的代表。在新中国成立前夜的晚宴上，毛泽东主席看了一下他所在的桌子上的来宾后站起来对大家说，“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前清翰林陈叔通，还有妇女界廖夫人何香凝和华侨老人司徒美堂，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

在新中国的政权里面，张公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我祖父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他们同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他们经常一同参加政务院和全国政协的会议，一同为建设新中国奉献他们的知识和智慧。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经周总理动员，我祖父辞去了他钟爱的北京大学教职，从事政府工作。因此，我家从府学胡同北大宿舍搬到了地安门慈慧胡同的一处院子里面。张公公也离开了难舍的清华大学，专职政府工作。他的家从郊区的清华园搬到北长街的一处院子里面。我们两家相距两公里，工作之余，我祖父与张公公之间走动更加频繁。张公公的新家是一个两进的院子，房子不多，树也不多。东边的矮墙外就是故宫的筒子河，南面与陈云副总理家为邻。我家的院子比张公公家大很多，各种树木茂密。张公公到我家做客，在我家的院子里各处查看了一遍，他对我祖父说，楚生兄，你家里有这么多树，你至少比我多活十年。借张公公的吉言，我祖父在百岁之年驾鹤西去。我家后院有一颗大杏树，每年夏天都结很多果实，一颗颗白白的大杏把枝条压得垂向地面。果实很甜，轻轻一掰，就分为两半，里面的杏核随之掉了出来。张公公十分喜欢吃这棵杏树的果实，每年夏天杏成熟时，他总会到我家做客，张公公的司机叔叔从后备箱拿出一个铁桶，我帮他装满一桶杏，给张公公带回家。

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张公公在一次发言中认为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根源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在随之到来的反右运动中，我祖父与张公公都受到了冲击，而张公公受到的冲击更大一些，他被免去了教育部长职务，保留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职务。我没有听到张公公对此有任何微词，他总是那么达观。但是我祖父一直为老友打抱不平，他多次说，当年在国民参政会上，人家那样仗义执言；在昆明西南联大，面对倒下去的闻一多、李公朴，人家抨击特务罪行，毫无惧色。现在说人家当年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这是胡说八道。张公公这位刚直不阿的陕西硬汉，以他的政治取向和超凡的耿直、执着性格，怎么会对国民党“小骂”，又怎么可能对国民党“大帮忙”呢？张公公对于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清华大学政治系任教23年，是该系任教时间最长的教授。他曾经对学生说：“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目的是想当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如果你来此的目的是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地告诉诸位，四年的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四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以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攻读政治学决不要为了做官。立志当一个社会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当一个正派的政治学者为中策，如果这二者都当不成，就当个普通人，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策。”担任教育部长期间，张公公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和劳动教育，他完善课程和学制，推广普通话，制订《小学生守则》。张公公是位出色的教育部长。

社会职务的变化，对于我祖父与张公公之间的友情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仍然频繁走动。张公公不仅是大炮，也很幽默。1959年，我祖父率中国代表团到越南出席太平洋五国渔业会议，受到了胡志明主席的接见。他们用法文和中文交谈，彼此多有了解。一次聊天谈到年龄时，我祖父对张公公说，我有两位同庚，一位是戴高乐，一位是胡志明。张公公马上回答说，我也有两位同庚，一位是希特勒，一位是尼赫鲁。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与中国交恶，导致了中印战争。我祖父闻听后几乎喷饭。

张公公不仅与我祖父是挚友，他与我祖父的亲家、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邓以蛰教授也是至交。我祖父告诉我，北平被日军占领后，他匆匆逃到天津。临行前，将家中的书籍和收藏都托付给他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也姓许，同样家境贫寒。我祖父秉承当年蔡元培校长接济他完成北京大学学业的美德，对于这个学生多有扶助。谁知当抗日战争胜利后，祖父回到北平时，他在东安市场的书摊上看到很多书籍上有他的法文签名。原来这个学生以为抗日战争永无胜利的一天，我祖父也无法回到北平了，遂把我祖父托付给他的东西都卖掉了。我祖父多年积攒的书籍就这样全部丧失了。每当回忆起这件痛苦的往事，祖父都会对我说一句，张公公把书都交给邓公公了。他从昆明回来一看，一本都没有少。言语中不仅见证了张、邓之间的友谊，还赞扬了邓以蛰教授的人品。2011年3月，我与张公公的哲嗣张文朴叔叔赴重庆参加特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的开馆仪式。我们谈到了张公公与邓以蜇教授的关系，张叔叔回忆起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与邓以蜇教授之子、我的姑父邓稼先之间的亲密交往，十分怀念“邓三哥”。

1972年5月，我随祖父到张公公家拜访。我们离开时，张公公送我祖父到大门口。他看到我祖父的红旗牌轿车后马上说，楚生兄，你的车子真漂亮呀。这辆红旗牌轿车是不久前国家给我祖父配备的，张公公当时使用的还是苏联制造的吉姆牌轿车。一年后，张公公去世了。我祖父与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傅作义、邓颖超等同志一起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追悼这位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铁硬的知识分子。

在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走向世界强国的今天，我们多么需要像张公公这样不受名利左右，永远追求光明，永远讲真话的，终生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集志士和学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