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如今是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成为我国爱国统一战线重要组成部分。回望九三学社，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历史地位，同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真诚支持和巨大鼓励紧密相关。在即将迎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让我们重温这段难忘的历史，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仿佛就在眼前。
“我们的心是想通的”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民主人士听到这一消息都很兴奋。在重庆期间，毛泽东接见了一些九三学社发起人，有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谢立惠、李士豪等。9月的一天，这些教授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嘉陵江边的张治中公馆。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他们一一握手，寒暄落座后，便拉起了家常。毛泽东先说不习惯重庆气候，又谈到来重庆的一路见闻，交谈中聊起重庆的科学家朋友提供气象资料、支援良种和农业技术的事。
气象资料是由涂长望提供的，涂长望听说延安要建气象台，需要气象书籍，当即收集一批气象图书，并设法送到延安。此举深得周恩来赞赏。支援良种的事是这样的：1942年，金善宝听说延安搞大生产运动，很想去延安，为抗战作点贡献，他找林伯渠谈了自己的想法，林伯渠写了一封介绍信，后因身体原因，没去成。林伯渠对金善宝说：“后方同样可以干革命，不一定要到延安去。”于是，金善宝就把自己选育出来的“中大2419”等几个小麦优良品种，托新华日报办事处送往延安。后来邓颖超告诉金善宝：“延安已经收到你的小麦种子了，同志们都很感谢你。”
谈话中，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说：“谈谈吧，你们（对时局）有什么意见？”梁希说：“我们感到很苦闷。”然后没有了下文。毛泽东边点头边重复着梁希的话，“噢，苦闷——苦闷——苦闷。”接着，大家就战后中国时局、国共和谈、中国前途和命运等方面感到苦闷的问题，向毛泽东提问。毛泽东一一答复，解释党在抗战胜利后的路线方针政策。
潘菽问：“为什么把已经解放的一些地方让给国民党？”毛泽东站起身来，在椅子旁边后退两步说，“退一步是可以的，退两步也可以，”然后做了个还击的手势说：“退三步就不可以了！”大家会意一笑。
座谈将要结束时，毛泽东注意到靠后坐的金善宝还没有发言，就问：“后边那位白发先生有什么意见？”金善宝当时49岁，但因长期患胃病加之工作劳累，已是满头白发。金善宝递上准备好的名片，毛泽东高兴地说：“噢，你就是金先生！今年高寿喽？”“我今年50整。”毛泽东伸出两个手指笑着说：“啊，我比你大两岁。”毛泽东又请他发表对时局的看法，金善宝说：“今天我们都很高兴。从历史上看，人民总是要革命的，而革命又总是要流血的，不流血的革命不会成功的。毛先生是吃惯小米的，到这里来吃大米是不习惯的。”他暗示毛泽东早作归计。大家非常担心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毛泽东表示理解感谢，会见结束时说：“我十分感谢诸位教授先生们，在爱国、民主、和平方面，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听到毛泽东来渝消息，九三学社主要发起人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向时任中共重庆工委委员的徐冰表示，想和毛泽东见一面。
不久，许德珩收到了毛泽东的请帖，上书道：“兹订于九月十二日上午十时，在红岩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谨备菲酌候教，希拨冗惠临。”
按照约定的时间，许德珩夫妇徒步来到红岩嘴。毛泽东一见面，一手拉一个说：“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3人在一起畅谈叙旧。交谈中，毛泽东拿出从延安带来的红枣、小米等土特产相赠。毛泽东说，经过大生产运动，现在陕北人民的生活显著好转，基本上达到了丰衣足食。回想初到陕北时，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在北平的教授先生知道我们物资缺乏，还给我们送来了火腿、怀表和布鞋，真是令人感动。
事情是这样：1936年秋末冬初的一天，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周炳琳、魏璧（后来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听徐冰、张晓梅夫妇说：现在延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物资供应困难，日用品和吃的都比较缺乏，尤其没有布鞋穿，大家都穿草鞋，也没有怀表。他们当即决定，拿钱去买些日用品和食品送给毛主席。徐冰还说：现在正有一辆卡车要去延安，要买东西最好赶快去买。
徐冰、张晓梅夫妇当时在北平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许德珩、劳君展、周炳琳、魏璧都是北京大学教授，他们在留欧时与徐冰相识。劳君展、魏璧与毛泽东是同乡，曾一起参加新民学会，驱逐军阀张敬尧。1921年劳君展、魏璧等赴法勤工俭学在上海候船时，毛泽东约了许多新民学会的人在半淞园欢送，并合影留恋，她们留学期间还经常与毛泽东通信。1935年底，她们得知毛泽东到了陕北，就考虑送些什么陕北需要的东西。许德珩与毛泽东也是老朋友，在北大时，许德珩曾与毛泽东一起组织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
四位教授在一起商量好，共同出资，各出大洋一百（未用完），购买物资，送往陕北，对毛主席和党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与慰问。那时，周炳琳、魏璧的家住在北平东城史家胡同56号，史家胡同的西口斜对着金鱼胡同东口，离东安市场较近。劳君展与张晓梅一同先到史家胡同，然后与魏璧一起各坐一辆洋车（二轮人力车）来到东安市场。她们选购了三十多双布鞋、十二只怀表十块大洋一只）和十余只火腿。布鞋是黑布面白布千层底的，怀表是当时那种没有表针只有两个小孔、从孔中能看见会移动的阿拉伯数字以表示小时和分的，火腿是浙江金华火腿。张晓梅问，送到后要不要请毛主席开张收据？他们都说：不要了，这么一点东西还要什么收据！
故友娓娓道出9年前的这桩往事时，毛泽东深受感动，随即风趣地对作陪的周恩来说：“现在补张收条吧！”顿时席间一阵欢笑。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曾给这些教授们写了一封信，全文是：各位教授先生们：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毛泽东十一月二号。
然而，教授们并没有收到毛泽东的亲笔回信。1983年，文献工作者在整理毛泽东书信时，发现了这封没有信封的信。文献工作者无法确定各位教授先生们是哪些人呢？他们推测写给北平教授的可能性大，因为信中说“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当时的抗日前线是在华北。文献工作者首先访问了当时在北方局做地下工作的郭明秋，她说关于这封信她不了解情况，建议访问当年燕京大学著名教授张友渔（当时从事文化界统一战线工作）。张友渔说，这封信他记不得。关于火腿等是谁送去的，他分析说：如果说是上海送去的，也有这种可能性，不过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以教授身份出面的不多，主要是一批爱国民主人士；而北平则是由黄松龄、许德珩、程希孟和我等公开地以教授身份组织了华北救国会，火腿等是北平送去的这种可能性更大。他还说黄松龄和他当时已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的这封信很可能是写给党外的几位教授的，当时党外著名教授有许德珩等。
这样，文献工作者来到许德珩家。当许德珩看完他们带去的信的手稿复印件后，欣喜异常，连说“有这么回事！有这么回事！”许德珩仔细回忆了当时购买物品送给毛泽东的情形。文献工作者问当时看到了这封亲笔信没有？许德珩说在记忆中这封信是由徐冰念给他们听的，没有见到亲笔信。在这封信的手稿（毛笔墨迹）第一页右侧有毛泽东用铅笔写的“已发”两个字，再加上这封信没有信封，说明这封信是用电报发出的。这样，许德珩当然不可能见到毛泽东的亲笔信，而只能是由徐冰将电台抄收的这封信的电文念给他们听了。根据许德珩的确凿回忆，文献工作者将这封信的标题拟为《致许德珩等》。该信原件存于中央档案馆，许德珩保留了一份复印件。
除了叙旧外，许德珩夫妇还向毛泽东汇报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鼓励说，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许德珩说，我们也在考虑这样做，不过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泽东说，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许德珩回忆说：“在毛主席的关怀鼓励下，我们决心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正式成立，为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呐喊助力。
“要团结他们，尊重他们，要给事做”
1949年1月底，北平解放。同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许德珩代表九三学社参加会议。当时，毛泽东授意周恩来，让九三学社向新政协筹备会写一报告，说明九三学社做了哪些工作。许德珩和其他四位同志署名写了工作报告，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印刷厂排印数百份，送交新政协筹备会与会代表人手一份。6 月 19 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九三学社被正式确认为中国民主党派，为参加新政协的 45 个单位之一。9月29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出席会议的九三学社代表与其他代表一同表决通过了《共同纲领》并以此作为九三学社的政治纲领。
新中国成立后，有些社员认为，九三学社已经完成了它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使命，提议可以解散。酝酿解散的时候，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先是人民救国会也要解散，因为救国会的成员都在北京，大家同意解散，签名后就解散了。而九三学社成员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和重庆。当时重庆尚未解放，与重庆的社员一时联系不上，还作不出解散的决定。及至将要商讨作出决定时，也就是1950年2月间，毛泽东回到了北京。当他听到救国会解散时，很为惋惜地说：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又听说九三学社也要解散，当即表示不同意，并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传达了他的意见：“九三学社的朋友在解放以前，是与民主党派的朋友一样，在反美反蒋及为民主的各项运动尽了力的。在整个革命当中，是有贡献的。……中国的政党很多，本来不只是现在参加政协的，还有一些反革命的政党，已由历史注定而由政协宣布了他们的死亡。参加政协的，则是革命的政党，政协就要他们继续发展。……解散这件事，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不相符合的，我们也希望九三学社继续存在。”
1950年，毛泽东就民主党派工作说：“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是‘团结、建设、进步’要团结他们，尊重他们，要给事做，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心帮助下，九三学社于1950年3月恢复了中央理事会。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九三学社由最初的几十人的松散型座谈会，逐步发展成为拥有近14万名社员的组织上比较健全，有较强参政能力和较高地位的政党。（张于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