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的夫人段金玉，是一位研究生物的教授，也是九三学社社员。因为学术上的关系，大家都尊称她“段先生”。段先生曾在清华、北大任教，1959年跟着吴老定居云南后，同样任职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她为人低调，几乎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

敲开段先生位于昆明北市区一栋普通高层住宅的门，老太太独自在家。屋里的摆设很简单，客厅的两个大书柜塞满了书。虽然定居云南54年，但乡音未改，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招呼我们坐下。80多岁高龄的她，思路依旧清晰，声音也很洪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我也不例外。”8月的一个上午，段先生首次向媒体讲述了她与吴征镒院士平淡却相濡以沫的爱情。

7个兄弟姐妹，5个是大学生

段先生的父亲是学工科的大学毕业生，母亲虽没念过什么书，却知书达理，执意要让孩子上学。所以兄弟姐妹7个人，有5个是大学毕业生。

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段先生中学毕业后，曾有亲戚对母亲说：“你们家这么困难，干嘛还念书？不如把姑娘嫁出去算了。”母亲没有多言，只答了句：“念了书再说”。

1944年，段先生中学毕业，本来是想报考北京医学院，但因种种原因不能报考，只能考辅仁大学的生物系医预组。辅仁大学的学费贵，为了节约，她总是去旧书摊买那些留白特别多的书，把它们当做笔记本，用书上空白的地方抄笔记。她对学习从不马虎，也不考虑婚嫁之事，因为“书虫都是不谈恋爱的”。

1945年秋冬，她被查出患有初期肺结核，不能再继续就读医预组，只能转到了生物系，直到1948年毕业后留校任生物系助教。

1948-1949年的这一学年中，清华大学生物系李继侗教授到辅仁大学生物系来代课，教授植物生理学课程。段先生帮助李教授安排实验课，由此李教授对她有了较深的印象。问段先生是否愿意到清华来当助教？此时，吴征镒也在李教授那里做教员，而且也是他的学生。“那个时候，大家都向往去清华大学，既然人家叫去还能不去吗”。于是段先生便离开了辅仁大学，到清华大学工作。

那是1949年的夏天，当时的吴征镒已经到了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任副处长，但因触电跌伤腰椎，需疗养半年，而调回清华大学生物系，在校医院养病。虽然两人同在清华园，但却从未见过面。

就图他人诚实，工作努力

一转眼，到了1949年的冬天，吴老的身体已基本恢复了，可以借助拐杖走路。那时已快过年，清华大学当时的学生大多来自五湖四海，少有家在本地的，而这些学生基本不回家过年。所以清华所有教职工和学生都会一起联欢，大家包饺子、擀面条，在一起吃年饭。

在生物系的会议室里举行的联欢会上，段先生第一次见到了被老师不停夸奖的优秀学生——吴征镒。但此时的她，却丝毫没有想到，这个身材瘦瘦，戴个古董眼镜，穿解放军灰棉袄的书生，将是与她携手60余年的人。

联欢会结束后，就有老师和学生来牵线搭桥了。一天，单位的一位老师跟她闲谈，问了家庭情况，又问有没有对象，得知段先生还是单身，便推介起了吴老。由于从小看母亲拉扯7个孩子很辛苦。所以她并不想结婚，便谢绝了这位老师的好意。不曾想牵线的人一直络绎不绝，段先生想，那就联系联系吧。

第一次见面谈话，吴老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告诉了段先生，段先生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很诚实，再加之李教授对吴老很是夸奖，大家又都是同行，以后有共同语言（段先生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对吴老心生好感。虽然吴老比她大了快10岁，但因为自己的父亲比母亲小，所以母亲给孩子灌输的思想就是，别找比自己年龄小的，照顾一辈子太辛苦，所以一家人也并不介意吴老的年龄。

可是，第一次见丈母娘后，母亲有些不同意了。母亲觉得他戴着个眼镜，以后眼睛肯定不好。再加上穿个灰棉袄，衣服袖子还被刮了个大口子，白棉花都露出来了，这也说明不会缝补，生活能力不强。但是段先生却觉得，自己也就图这个人实在，而且他的老师说他工作很努力，这就够了。加之父亲也比较支持女儿的选择。他们也就算确立了恋爱关系。

但吴老当时的工作非常忙，他们两人很少有相处的时间。

郭沫若证婚，两人聚少离多

1951年4月22日，星期天，两人结婚了，一个25岁，一个35岁，证婚人是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仪式很简单，就在吴老当时任职的中国科学院的礼堂里，请大家吃了些花生瓜子。

结婚后，北京的大学院系调整，段先生被安排到了距离当时北京城里10多公里的北京大学任教，而吴老在城里的中科院植物所工作。由于当时交通不发达，公共汽车晚上6点就没了，所以两人还是聚少离多。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每个月能见上一两次就算不错了。直到1957年春天，中科院植物所给他们分配了宿舍，两人才搬了进去。

1958年夏天，吴老来到昆明筹建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夫唱妇随，第二年段先生便带着7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也来到昆明。别人问她为何只养育两个孩子，她说：“中国有句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活菩萨。我原来想当活菩萨，没当成。那我就当一枝花。”

刚到昆明时，条件很艰苦，分给段先生的实验室空荡荡，她首先要做的就是自己设计实验台。参照清华实验室的标准，她做好了设计，因为没有木头也没有工人，实验室的建设被搁置了很久。吴老很忙，根本顾不上家，而段先生自己工作也很忙，还要独自拉扯儿女。可直到现在，她对此都没一句怨言。

结婚62年从来没红过脸

两人婚后没多久，吴老便提议商量下家务事分工。

他说，“我的事挺多，最好你管家。”

“怎么管？”

“最好什么都管。”

从此，吴老便把所有精力放在工作上，当起了“甩手掌柜”。

而段先生则承担了所有家务，劈柴、下煤，就连吴家的事都得一手操办。远亲要接济，小辈读书要资助，每月照单按时寄钱出去。寄完了告诉吴老，他“哦”一声，就啥也不管了。

就连做衣服，都得先去铺子选好料子和裁缝，才把吴老叫去量尺寸，有时候做好叫他再去试，便嫌麻烦，说“衣服还要试呀？”

在段先生印象里，吴老几乎没做过什么像样的家务，也不知道如何照顾好他自己。60岁时要去西藏，段先生没阻拦，给他准备了1000片维生素C，反复叮嘱要记得吃，也给同行的人吃。结果人回来后，瓶子盖都没打开，他说都不记得这个瓶子是干嘛用的。后来，因为两次进藏，每次数月，回来后因为缺乏维生素C而开始掉牙。

“他的脾气非常好。用他的话说，有什么好吵的？”不但在家这样，在外也很少动过气。段先生认为吴老非常宽容，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最多就深深叹一口气“唉……”，然后一切都放下了。有时遇上与人有分歧，他会很耐心地解释；如果对方还不理解，他就不管了，继续干自己的事。别人的事，永远都干扰不到他。谁想跟他吵架，吵不起来，谁想跟他打架，更不可能。在他眼里，除了植物，其他都是俗事。

而段先生也有自己的生活智慧，感觉两人要动气，她就拉开门往外走。等回家后，也不再提，全当什么都没发生过。结婚62年，两人从没吵过一次架，没红过一次脸。

如今，吴老走了，留下段先生一个人。她说，人总得挣扎着活着。（此文2013年9月6日发表于《春城晚报》A4版，作者为春城晚报首席记者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