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服从组织、牢记使命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在党破旧立新、知识分子不断思想改造时，山西九三学社正要筹备准备吸收成员。叶衍增教授及党委动员曹连吉、徐大毅、李焕铎和我等青年教师参加。当时我们全是助教未入任何党派，党委的一句话触动了我，至今铭刻在心，那就是告诉我们加入民主党派也是做党的助手工作，是荣誉的担子。我遂于1956年底加入了九三学社。60多年过去，回首往事，虽有一段坎坷，但体会更多的是组织的温存和待遇的充实感，牢记这使命也是为人民服务。

二、荣誉多、贡献少

参加医学院的支社后，李焕铎在医学院支社任秘书，我当过小组长及副主委。1966年后支社停止活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了组织生活。当人们还心有余悸时，我已开始积极为社工作，继续发展一批新社员。1985年我荣获省各界人士为四化服务作出显著贡献积极分子荣誉证书；被选为第八届社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参议委员、中央和省的妇女委员，及第六届省政协委员等。20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在纪念许德珩许老事迹的版面上刊了许老和我握手的照片。组织和群众惠予我不少荣誉，对比自己既不是什么旗帜性人物，也没有卓著的贡献，我仅是个默默无闻只工作不张扬的普通社员。

退休后，1994年至新世纪初在京城打工时，为连续过组织生活，我参加了北京市第四综合支社（是北京市九三的模范支社，由京城各单位成员组成）的活动。每月由西直门外到东直门外去过组织生活，会上听到大家畅所欲言，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会场活跃，形式多样。因我为支社作了点贡献（请知名的中央同志为九三作报告），年终表扬我并赠礼品。我和李焕铎七十大寿时，支社为我们送了三层一尺多高的大蛋糕，并在全组社员大会上为我俩祝寿，我深深感念社如家人的温暖。回太原后，多次写文章介绍他们的工作经验和民主作风，以供相互交流。

三、与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

不论我有什么成绩和缺点，每走一步都感受到党的关怀和鼓励。五七年反右时，我以小组长身份带头交心十余条（多数是牢骚和意见），若被打成右派就只其中一条也够分量。当时不知深浅地过了关。数年后任主委的穆培贞老师告诉我，是当任的仝玉一书记说我是直言快语之人，才未被划成右派。至今欣慰而汗襟。八九年事件，由于我随学生游行一段，有人提出批我为反革命时，校统战部长反对、省社委任存孝秘书长不同意、社中央组织部长赵伟之做我的工作，安慰我不要为此背包袱。

和党委的多年保持关怀与相通的关系，是上级与下级的领导关系，还是诤友关系。20世纪60年代的高勃书记能向我征求对他报告发言稿提出意见一事，使我永记在心。在回忆高勃同志的《风范长存》一书中，我写出我的感想和怀念，颂扬了他的高尚品格（详见《风范长存》医学院版的第185—191页：深情回忆高勃书记）。

退休后于2003年4月，医科大党组织部批准我为正式光荣的共产党员，是我晚年莫大的慰藉。我以一个交叉党员坚持交两边的党费及过两边的组织生活，更广泛地接触群众，向大家学习，助人为乐。

四、古稀之年还须多发挥余热，为什么？

我和老伴李焕铎在新世纪初由京回校后，除按时过组织生活及交纳社费外，并相互协助在院刊、社讯、城市小报、内部印出发表共计甘余篇非专业性文章。

李焕铎由北京回来后常把北京市九三第四综合支社的经验感受介绍给大家。他精力旺盛得像变了一个人。他是1953年由北师大物理系毕业后调来我院物理组的第一位教师（筹建物理组），加入九三后任秘书工作，开会作记录。他每次开会极少发言，会下也少联系人。为什么古稀之年应该是老态龙钟过悠闲生活的老爷子了，却像小伙子一样爬山、游泳，开会必发言，并协助年轻成员做秘书工作?有时我在开会时坐在他身旁，警告他不要乱说惹人讨厌，以为他患了老年痴呆症的初期症状。曹连吉说焕铎由不发言到有言必发是“铁树开花”了。因为我支委一直没有脱产干部，近来他还主动帮社组织部长骑车至二院、桃园宿舍挨户送社讯。经过一段观察，他是正常的、积极的，心情是愉快的。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社会在与时俱进向前发展，使他焕发了青春，发挥余热，为忙碌在岗的青年支委们尽义务、做协助工作，是他一乐！没有架子毫不利己，通过工作体现对组织的热爱，也是又一层的“传、帮、带”吧！（杨菊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