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以前，一位名牌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生学历的年轻人来我处闲聊，问起我在读什么好书？我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本《一代宗师：魏建功》递给了他。显然，他对“魏建功”这个名字比较陌生，诧异地问我：“还‘一代宗师 ’？没听说过嘛。”

我想，年轻的朋友不知也是正常的，魏建功虽是一位文字音韵学方面的著名学者，也主编过《新华字典》，但他一生低调，并无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其实旧时这样的学者多的是，都是默默无闻的，尽管一肚皮的学问，却不求闻达。因为，那年头所崇尚的，学者就是学者，没必要明星化，更不可能像明星一般地去抢镜头。

精于文字之学、擅于书法的魏建功先生，似乎很少有人知晓，其实他还喜好篆刻印章之道。民国时代的著名文人中，纯属“玩票”刻印章的，大概以闻一多最为人所知闻了，记载他擅刻印的著作也多，如马国权的《近代印人传》、孙洵的《民国篆刻史》等，均有专页介绍。其他如郁达夫、瞿秋白等“票友”级印人，《民国篆刻史》中虽篇幅有限，但多少也有文字和印拓涉及，而辑录过多本印谱，留下数百枚印拓的魏建功，却只字未提。我想唯一的可能是魏建功只是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学者，名气无法和搞文学的相比。再者，魏建功生于一九〇一年，虽和前几位也差不了几岁，但似乎又相隔“一个世纪”，也许就往往不在编选者的视野之内了。

魏建功治印，得自他深厚的文字学功底，熔甲骨、鼎彝以及秦篆汉隶文字于一炉，并兼取宋元、明清等印风，譬如他将楷书、草书以及隶书入印，就是汲取了元押一路的风格，饶有古趣。其实，据文字记载，魏建功最初热衷于篆刻艺术，是在一九二八年，那时北伐即将到京，局势混乱，有识之士担心北京的文物即将遭到破坏，遂由北大研究所的几位导师沈兼士发起，成立了一个文物维持会，委员如沈兼士、陈垣、马衡、刘半农、徐森玉等，年轻教师中如台静农、常维钧、庄尚严、魏建功也积极参加。这些导师多为文字金石学家，在一起聊天时常谈论的是汉魏石经拓片、秦汉古印的搜求等，年轻教师听了兴趣愈来愈浓，于是经庄尚严提议，他们几位年轻人就成立了“圆台印社”，社员是庄尚严、台静农、常维钧、魏建功、金满叔等，并邀请了王福庵、马衡作为他们的指导顾问。“圆台”则是马衡根据他们所在的北海团城的旧称所命名，马衡为了示范，还现场以秦玺风格刻了一方“圆台印社”，后王福庵也刻了一方，并赠了一部自己的原拓印谱，供同人交流观摩。说来有趣，几位社员热情高涨，台静农、常维钧、魏建功纷纷奏刀临摹创作，金满叔甚至后来还专以刻印为生，但唯有发起人庄尚严，虽精于印学，热衷于古印收藏鉴赏，然而于篆刻却光说不练，从未“试水”。

相比之下，魏建功的治印兴趣，则一直保留了二十多年。尤其是抗战时魏建功在云南西南联大，几乎是他印章的创作高峰期。在云南，魏建功还开创了一件稀有印材——藤印，为印坛所未闻。因为他闲时尤喜为朋友刻杖镌筷以遣兴，那时当地所售的手杖，皆是越南白藤，在镌刻过程中，魏建功发现这云南白藤，其断面似桃形，细腻而多棕眼，于是他便将藤杖一段段锯开，在其断面上刻印，不料刻成后大受欢迎，魏建功也为自己开创了一件新印材而得意，兴之所至，频频治印送人，别具情趣。后来他将所刻的藤印还专门辑成一册《何必金玉印谱》，并道：“天地间堪充印材者何啻百千，富家儿持金逐玉，争奇斗艳，实则败絮其中；君子安贫乐道，但得印中三味以陶冶性情，又何必鸡血田黄？”

大约在2001年，也就是为了纪念魏建功的百年诞辰，由中国书店出版了一册《天行山鬼印蜕——魏建功的印谱》，这本印谱汇集了魏建功当年所钤辑的三部印谱，分别是《独后来堂印存》、《何必金玉印谱》和《义卖藤印存》，总计收印蜕四百五十八方。图中如周作人的“苦茶庵知堂记”、刘半农的“复”以及钱玄同、蒋梦麟的印章，都是印主使用率非常高的常用印，可见他的印深得朋友之喜欢。魏建功先生虽非职业的印家，故他的印章里，自然有一种文人的意蕴，即使不够严谨，反而会生出另一种古拙、潇散的趣味。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曾为他的“藤印”作品题写七绝两首，其一为：不须砍作邛州杖，直为摩成汉殿砖。钤入丹青图画里，苍茫犹带五溪烟。

“苍茫犹带五溪烟”，或许是赞美文人印的最佳诗句了。如果纯以章法、刀法去衡量一位“票友”级印家的话，那肯定是不合时宜的。（管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