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贞（1899-1991），一级教授，中国妇产科学奠基人之一。九三学社社员。1932年任上海女子医学院院长。1951年任新成立的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上世纪50年代在国内首先开展腹膜外剖宫产的手术和研究。1956年从事产道异常研究，为研究“难产”奠定基础。

王淑贞是中国妇产科的奠基人。但直到今天，却没有一本的完整的传记，她的人生只散见于有限几篇回忆文章和亲近者的记忆。许多的事都已在时间的消磨中模糊了。但有一点明确的是，她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在人们称妇女为国民之母，仅仅定位在生产领域的年代，她关注妇女的整体健康，在中国开创了现代的妇科。她是一名杰出的医者，治病救人是她的天职；她更是一名开拓者，为建设中国自己的现代医学，奉献一生。

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主任医师李超荆1948年从福建医学院毕业，慕王淑贞之名到红房子医院，做了实习医生。从此她与王淑贞延续了四十年的同事缘、师生情。她记忆中的王淑贞“头发就是梳一个挂子，平平的。但是很干净，衣服端端正正的，脸上不化妆，但是看起来非常舒服”……“她爱国、爱民、爱人才，是有豪志又坚强的奠基人”。

王淑贞出身世代书香门第，祖父王颂蔚是前清进士，做过高官；父亲王季同是著名数学家，子女12人，有7人是中国一流科学家。而王淑贞早年考上清华“庚款”留美，成为“庚款”留学培养的第一位女医师。

1925年，王淑贞获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1926年，她经一位美国传教士的介绍，抱着“医学救国”的愿望来到西门妇孺医院担任医师。西门就是上海老城厢的老西门的外面。在有租界的年代里，这里是华界的贫民窟。当时西门妇孺医院只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的一个小小的门诊部，服务聚居在老西门一带的穷苦平民。到这里时王淑贞27岁。她在这个小小的门诊部创建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妇科——西门妇孺医院的妇科。此后直到她离世，她在这所医院里服务了整整60年。

至今，李超荆记忆中最深的是王淑贞无声的教导，“她都是自己查房。查房的时候，看我们非常细小的细节……我在检查的时候有一点不当心，放器械的时候碰到病人了，病人有点不舒服……她会说，病人就是我们的父母，你只有治愈、治好病人的责任，而没有伤害病人的动作。你这样做不对，你要跟病人道歉。”

她是中国妇产科领域的开拓者、前行者。每次看病、查房，下级医生从没见过王淑贞大声说话，但谁都能感受到她言谈举止间所透出的爱意，犹如无声的示范。李超荆说：“每次她会示范给你看，怎么样用这个器械，才使病人不受痛苦。我是感受很深的。”

袁耀萼与王淑贞在妇产科领域共事四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她作为王淑贞的助手，一起主编了中国妇产科领域的经典《妇产科理论和实践》。袁耀萼说：“她对于病人特别的关心、爱护，一切从病人出发，但是对下面的人呢，要求非常严格的。我们在她查房以前都非常紧张，她查房的时候，所有的医生都跟在一起。她就是以她的言行，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她对病人很和蔼，很关心，给病人检查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子，对于病史要了解到什么程度，她都做出了表率。”

作为一个科学大家，王淑贞对第一手资料和基本功训练的重视，今天的人可能无以想象。每一位住院新病人，她都亲自检查、询问病史。查房和病例讨论是她每天第一重要的事情。她告诫下级医生：“经验从实践中来，医生的经验就是从询问病史、详细检查、做出诊断和正确处理过程中积累起来。”

上世纪50年代，宫颈癌是中国妇女的头号杀手，在王淑贞的指导下，张惜阴开始做手术，并把妇科肿瘤作为自己一生研究的方向，如今她已成为著名妇科肿瘤专家。晚年，她为王淑贞写传记，这也是有关王淑贞的第一篇传记。“她觉得医生的职业是很好的，但是要做好两点：头一个就是要仔细，其次对病人的态度要好，这两个是基本的条件。她对我们的医德要求很严格。她从来不骂人，但是大家都怕她，因为她太仔细了，她要求和病人讲话的声音不能太响，因为病人们总是有点怕医生，你要再哇啦哇啦一响嘛，病人吓了以后话也讲不清楚了。”

王淑贞以一生的心血将一个原先只是小小的门诊部造就成上海人老幼皆知的红房子医院。所以有人说，如果没有王淑贞，上海就不会有红房子医院；如果没有王淑贞，中国的妇产科事业可能还要走更长的路。王淑贞用高尚的医德培育了一代代人，这一代代人的医术和医德，铸成一个中国的妇产科医疗、教育、科研中心。

王淑贞1899年生于北京，满月后即随父母南归居住苏州。这一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王淑贞在兄姊妹中行三，亲戚中均称她为“三姊”，但她的哥哥和姊姊均不幸早亡，因此在家庭中，事实上她担负着长女和大姊的责任。

10岁，王淑贞进入振华女校读书。振华女校是江苏最早的女子学校，创始人就是王淑贞的祖母谢长达。祖母开明果敢，她倡导妇女放足，主张女子要为自身的自由奋斗，是那个年代女权运动的领袖人物。这所学校走出了杨绛、何泽慧等大批杰出人才。

因为祖母的影响，1918年，19岁的王淑贞通过考试，获得清华“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的机会。

王淑贞10岁时入振华女校读书，13岁因病而休学2年，由于自己受过病魔缠身之苦，同时又看到生母因产褥疾病而死亡，继母于第一次生育时又发生病危等等不幸遭遇，因此立下了学医的志愿。

赴美留学8年，王淑贞获得了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获得3枚金质奖章，这是美国本土的学生也很难得到。60年后她回忆道：“根据我当时的学习成绩，本来可以申请留校继续深造，但是由于我是中国女医生，而未被录取。”但在美国行医也不是她的想望。那儿终究不是自己的国家。王淑贞怀着医学救国的理想，立志做一个中国女医生。

离别8年后，王淑贞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美国教会医院——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任职，并兼任上海女子医学院教授。

西门妇孺医院临河傍水。河上船来船往，渔民子弟大多出生在船上。只有碰上难产、大出血等特殊情况，贫穷的渔民才会把产妇送进医院，可他们却承担不起医疗费用。

袁耀萼回忆说：“西门妇孺是个私立医院嘛，都是有钱的人来看病的。那个新河外边就是一个臭河浜，全是那种船民，穷得不得了。要生孩子他们就送到医院里去，全是这种人，根本就没有钱的，但她都是一样的对待。”

“她绝对不收病人什么礼物，而且自己的病人有时候没有钱看病。以前时候都是渔民比较多，看病的时候都没有钱，难产，来了就免费进来了。有时候她就给他一点钱吃饭。”李超荆说。

王淑贞不因病人的贫富贵贱而区别对待，从来都是根据病人病情的轻重缓急安排工作。不管白天黑夜，只要病人需要，她总是随叫随到。憨厚的渔民们为报答她，送来最新鲜的大鱼，王淑贞就将鱼送到医院食堂，给大家作午餐。

王淑贞的年代似乎远去了。当年由她亲自接生过的产妇也已少之又少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退休干部丁静影老人今年已94岁了。当年她的4个子女，3个是王淑贞接生的。丁静影回忆说：“我至今感激王医生，我很想念她，真的。因为想到这些孩子长大了，都长得好好的，他们都是她接生。我们相识大概也有十多年，她是非常好的医生……她都是安慰人的，‘还有几个小时，没有问题，你躺下来，我看看，没关系，坐一会儿，坐下来’。都是这样的，非常有耐心。”

李超荆说：“王淑贞觉得一个孩子到世界上，他母亲给他制造生命来到世间，那么来到世间以后，保护这个胎儿健康成长，就是我们医生的责任……有一次，半夜三更，有个病人要生了，打个电话去，她马上噔噔就跑来了……生好以后……她一定要抱着这个孩子给妈妈看一下，‘看一眼你的宝宝健康的’，妈妈笑了，她也笑了，她就是这样的医生。每接到一个新生命，她就觉得这个世界有生机了，有生命的接替了。”

迎接生命，呵护生命，直面生命的脆弱和顽强。对生命的尊重造就了令人尊敬的医生。

王淑贞的名声越来越高。讲起王淑贞，人家都知道，‘接生的王淑贞’是很好、很有名的医生。她成为上海最著名的妇产科医生。1932年，经上海女子医学院董事会推选，王淑贞成为学校首位中国人院长，但她依旧不改朴素与真诚。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如此评价：“王淑贞在妇产科领域学术地位是最高的。《中华医学杂志》在1949年以前是中国唯一一本医学的专业学术刊物，妇产科专栏的主编就是王淑贞。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她最早开拓了中国妇科的内分泌学研究，是中国最早的妇产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她把中国女医生、妇产科医生的眼界和学术领域扩大到不仅仅关注女性的生产、关心婴儿的早期维护，更要去关心女性健康问题。她开创了妇科这样一个新的学科。虽然，妇科在中国传统医学中也有，但是她是以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方式，去开拓了一个新的学科。她贡献最大的两个研究领域是女性内分泌和子宫肌瘤，在这两个领域当中，她都是开创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八一三”的炮火中，地处租界之外的西门妇孺医院及附属的上海女子医学院被毁，一切医疗与教学工作都被迫停止。

和当时许多爱国人士一样，王淑贞带领医院员工投入前线医疗救护，组建了难民医院，收治从敌占区逃出来的孕产妇和新生儿。这时，王淑贞的丈夫倪葆春教授也带着上海的医护人员奔赴内地筹建医院，为抗战服务。这一去，夫妻分别竟整整八年。

王淑贞侄女、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护士王义芬说到那时的情景，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她一个人支撑，她要管医院，外国人也走了，都托付她；她要管财务，她自己还有门诊。她自学自行车，家里没人教，儿子那时候十几岁，推着妈妈天天晚上在马路上学骑车。解放前都是穿旗袍，还不是穿裤子，骑车很不方便，她后来学得挺好，自己骑着车就接生去了，她那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我觉得她毅力很强。”

上海沦为“孤岛”。西门妇孺医院将幸免于战火的医疗设备搬到徐家汇，建立了临时医院。但到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日本侵略者强令各大学必须在日伪政府注册登记，王淑贞被迫解散了上海女子医学院。

此时，医院的美籍医生护士均被送入集中营，医院具体工作由中国人负责，王淑贞负责起医疗业务和财务工作。但物价飞涨，医院的银行存款贬值，入不敷出。王淑贞提倡节俭、公开记账，为医院、为患者节省每一分钱，和全体职工同舟共济。王义芬说：“这些员工都要生活费的，薪水都没发给人家，王淑贞把自己家里看门诊的钱、积蓄都拿出来。”

91岁的赵珺琇1943年来到西门妇孺医院，从护士做到护士长。到1990年退休时，她和王淑贞共事近半个世纪。她说：“那个时候的钞票是不值钱的，一大捆一大捆钞票根本买不到什么东西，她一个人跑到南京路，拿钞票变成银元，我们大概每个礼拜能够拿到一个银元加一叠钞票。”

抗战胜利，西门妇孺医院迁回原址，但原址已满目疮痍。王淑贞远渡重洋，为修复医院筹集资金。两年后，新的医院在原址重建。重建的医院屋顶为红色，人们亲切地称为“红房子医院”。

时间已走过一个甲子。历史没有记住究竟有多少生命是从这里诞生的。

今天，生育已是平常事，人们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就服务的态度和医术的精湛而言，远远近近，几代人都记住了“红房子”。

就是这样，中国的妇产科事业于无形中悄然成长。

“当时许多亲友出于好心，劝我去香港或美国。我想到，自己是一名中国女医生，假若我要去美国，则当年何必由美国回国。八年抗战的孤岛生活我也坚持下来了。难道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不离开祖国，不管困难多大，我要坚持把医院办下去。”

——王淑贞

早年，王淑贞是庚款赴美学成的第一位中国女医生。后来她竟因这个“中国女医生”之名而遭遇歧视，不能留在美国继续深造。1949年，当王淑贞整整50岁的时候。她则是以“一名中国女医生”的名义留在了新中国。王淑贞依然用她内心深处的爱，呵护妇女和婴幼儿的生命。但公正客观地说，王淑贞的事业正是在新中国才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因为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把医药卫生事业的重点放在妇幼保健方面。如果说在旧社会她仅仅是依靠教会诊所的那点力量做一个行善者，那么在新中国，她则成了妇产科事业的建设者。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高晞说：“王淑贞这一辈的老知识分子认为，旧中国就是因为人民身体虚弱，医疗条件、医疗设备非常差，生活医学落后，所以影响了发展。因此他们的理想，就是改变中国医学落后、百姓得不到医疗治疗的环境，所以他们全身心地去投入医学领域中做创建性的工作。但是1949年以后，他们留下来，是因为他们觉得在这个土地上，包括在新的政府当中，他们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客观地说，中国的近现代妇女卫生事业是在19世纪中叶外国教会在上海创办妇孺医院而初步发展起来的。但过了一百年，直到1949年，中国的妇产科学的落后，仍然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像的。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很高，许多妇女病也不能得到有效防治。

1952年，王淑贞所在的西门医院和上海红十字医院、中山医院的妇产科合并，组成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王淑贞出任院长、教研室主任。

年过半百的她依然像一个住院医生，以医院为家。这时的她在更大的格局里思考妇幼的生命和健康问题。据当时的同事回忆，那时的王淑贞“真的是废寝忘食，她除了礼拜六回去，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医院里面。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她直接参加抢救。”

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主任医师李超荆说：“我们那个时候难产率比较高，摆在第一位的就是产道异常……有一对母子送来的时候已经很晚很晚，孩子已经不行了，大人也奄奄一息了……每当无法救治的时候，王淑贞很痛苦，暗叹眼泪地说：医生无能啊，医生无能。”

在产科领域，由于骨盆的狭窄，畸形往往造成难产，导致母子伤亡，而医学文献的参考数据多是外国人的。虽然自1918年起，就有了中国妇女骨盆测量的报道，但从来没有完整地得到公认的中国妇女骨盆的数值。李超荆说：“那个时候我们搬用的都是外国的数据，外国人的骨盆跟我们中国人的不一样，所以王淑贞组织了一个队伍，测量了2500位妇女。”

从1953年开始到1955年，历时两年，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妇女骨盆数据。后来王淑贞又组织进行了妇女内骨盆测量。“就是这样，中国南方妇女的骨盆数据都测量收集齐了，作为我们的标准一直用到现在”，李超荆说。中国新生儿的死亡率因此大为降低。仅仅十年后，新生儿的死亡比解放初期下降了5倍。而在1949年前中国城市婴儿死亡率大约是150‰，农村为200‰。

除了新生儿死亡率，宫颈癌也是新中国妇女病中的头号杀手。而且病患送到医院时，大多已是晚期，无法手术了。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王淑贞内心很痛苦。她经常说：“预防工作要紧啊。”她也率先提出，应该在街道里开展妇女普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妇科普查，就是这样开始了。

王淑贞和年轻的医生一起下街道，进工厂，一个地段一个地段地摸查、动员，走在防治的第一线。开展的时候并不容易，那时的妇女很保守，并不懂得普查的意义，等到大量的宣传以后，得到妇女们的支持，工作才日趋顺利。

就是这样，一个子宫颈癌的防治网，从王淑贞的妇产科医院铺设开来。

中国妇产科学界有“南王北林”之誉。就在王淑贞倡导开展对妇科疾病的普查普治的同时，林巧稚也在北方带着队伍做着同样的事情。那一代的妇产科开拓者都不约而同地做着妇产科最基础也是最需要的工作。

对于王淑贞这样受西洋教育的人来说，中医是陌生的领域。在开始的时候，她对祖国医学是有怀疑态度的。1958年“针灸运动”中，每个人都扎针，对自己身上扎针，她看了以后觉得不对头，一根针能够治疗所有的病？她说我死也不扎针。但她毕竟是大科学家，虽不信中医，但这并不妨碍她去了解它。她仍然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当王淑贞真的了解了中医时，她对祖国传统医学变得十分热忱。她鼓励李超荆说，你在学习中医，一定要好好学。中医是个宝，我们妇科有很多病没有办法解决，要靠你们挖掘中医这个宝库，解决这些妇科疾病。

好的医生对病人真诚，对科学赤诚。王淑贞认识了祖国医学宝库，便创造性地把中医的理论技术用于西医。同是学医的儿子从美国回来探亲。王淑贞没有张罗给儿子做好吃的，而是安排儿子到医院观摩针灸麻醉剖腹产。李超荆回忆当时的情景：“她特地安排了一个针灸麻醉剖腹产手术，王淑贞的儿子亲眼看到那个孩子生出来了，妈妈还是微笑着，非常高兴。他说这简直是奇迹，她的儿子非常奇怪，他说中医这么神奇啊，我一定要出去宣传我们祖国的医学。”

王淑贞当年是医学院的一级教授。但这个大教授的特点却是把基础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她说好医生最基本的条件一个是仔细，另一个是对病人的态度。做手术她认为不在于您做了多少，有多大难度，而在于你每做一次有没有收获。她反对乱用抗菌素，强调严格的消毒和隔离。她说“我做手术时，除非病人已有感染，否则很少为了预防感染而给予抗菌素”。她甚至对医生做手术时刀口的长度都会一丝不苟地计较。她在手术台上不会多讲，但最后缝针的时候，她会问主刀医生今天的刀口是不是太长了。她不骂人，但是观察得很仔细很仔细。

王淑贞认为：妇产科学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包括着许多有关学科的学问，涉及内分泌学、病理学、免疫学等等。但她认为在缺医少药的中国，妇产科要有自己的特色。为此，她提出科研必须对医疗、教学服务。她规定医生一定要阅读英文文献，扩大视野，拓展思路。她教导下级医生：阅读文献，开阔眼界，但不能照搬照抄，要有自己的观点，吸取外国人的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为广大病人服务。

她的理想是为中国的妇产科学培养出一支完整的梯队，发展出中国自己的妇产医学。

原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主任医师邵敬於回忆道：“她非常严格，对每个医生都比较严格，而且对于怎么用人有很清晰的思路。她会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明确地指出发展方向，包括临床的、基础的，还有实验室、研究室医生的培养。”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党总支书记王光正说：“王淑贞院长的思路，就是在医院各个科室，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培养骨干。除了医院培养人以外，还开了很多学习班，支持各个科室，按她的说法，是把培养的人才推到全国各地。”

在20世纪50、60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堪称我国妇产科学学术活动的中心。邵敬於说自己记忆中最清晰最深刻的老院长的话就是“知识不是个人的”。自1959年大学毕业，他前后在王淑贞身边受教十多年，深深感受到一位在中国妇产科领域开拓的长者对后来人的殷殷期望，和无私扶持。“她总是说要不断培养人出来……把自己的知识传到下面去，这是最宝贵的，因为知识不是个人的。而且她很重视外文的学习，她自己来抓。每个礼拜讲课，怎么利用英文这个工具，去了解国外的信息？那时候学习英文要顶住一些压力，因为不允许学外国人的，学美国人更不行了。但她坚持抓英文抓了好多年。”

那时，运动接连不断，与外界的学术交流也阻断了。没有教材，王淑贞就自己选文章，打字，油印，她都亲力亲为。邵敬於说：“我们十几个医生，她每个礼拜的晚上给我们讲课，教我们怎么读。我记忆很深的是，我们要交作业，翻译出来要给她看，她看完以后再给你讲。邵敬於，你错在什么地方？她记得很清楚，一一指出我们的错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翻译……她去开会的时候，也在布置我们的作业，下次应该看什么东西。我觉得她是真正把我们这些医生，像自己子女一样在教育。这种精神使得我们非常感动。所以我们真正觉得，知识是人类的，不是个人的。”

伴随着“大跃进”的还有知识界的“拔白旗”运动。一批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专家教授作为“资产阶级白旗”被批判。在妇产科，王淑贞首当其冲。李超荆说：“拔白旗的时候她被斗得很厉害，说她是学术权威、反动学术权威，说她说过‘中医不科学，我死不扎针’，就这么一句话，就上纲上线了。”邵敬於回忆当时的情景：“我觉得每次运动，对王淑贞院长都是一个打击。但是完了以后，她还是认认真真去做工作，做她院长的工作。”

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护士长、教研室秘书刘吟秋说：“那时，只要她一走进病房，大家心里觉得王院长来了，热情很高，赶快投入她的查房……病人知道她今天要来着，也会很高兴地等待着。”

经过解放后十年的建设，中国的妇产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60年，王淑贞主编的《妇产科学》出版了，这是中国第一本自己编写的高等医学院校教科书，而且沿用至今。王淑贞还担任了全国计划生育临床小组的负责人。开始尝试并推广各种避孕措施。

高晞说：“1957年的时候，她们就谈到对计划生育的意见，要主张用科学的方式来进行计划生育，而不是一次性的人工流产。王淑贞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关注女性身心健康的问题。如果用人工流产方式，这样不但生理上受到了伤害，其实心理上也受到了伤害。这是和她的医学原则相违背的。”当时国外已经通行避孕环，但中国还没能力制造，而且由于西方的封锁，什么资料信息都得不到。“王淑贞的儿子在国外，她就叫她的儿子想办法把这个避孕环寄回来，可以研究一下……她的孩子就托人给她带回来了，哎呀她高兴得不得了”，李超荆记忆犹新。“后来，她在她的妇产科医院最早开始实行宫内节育环。接下去，她召开学术讨论会，组织全国性的培训班，把最简易的宫内节育环推广到了全国。到1963年，她当选为了中国第一届计划卫生委员会主席。王淑贞可以说在科学上或者在医学上，是中国计划卫生委员会最早的医学科学的开拓者之一”，高晞如是评论。

但是，文革开始了。王淑贞经历了人生最深的磨难。

肉体上的迫害加上人身的侮辱加诸在王淑贞的身上。李超荆回忆那时的残忍，无法释怀地说：“他们给她挂马桶，马桶里头放着粪便，用开水冲了一下，就挂在她的脖子上，让大便的味道熏她……”王淑贞的侄女王义芬回忆：“当时有人闻了，觉得份量不够，去家里找来一个变压器，起码有一二斤重，也扔在里头，让她挂着，就这样让她受罪。等到后来放她出来，她都驼背了，本来挺直挺直一个人，没办法了，直不起来了。”

她最亲近的助手袁耀萼当时也被关进了牛棚。一墙之隔却咫尺天涯，只能在被押送批斗的路上见一面。袁耀萼回忆说：“我们都关在牛棚里，不晓得她如何受苦，她关一个房间，我关一个房间……都有人押着，碰见了使个暗号，点点头，弄弄眼睛。”

那个时候的王淑贞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但是这样的折磨，她一点眼泪都没有流，她一声也不吭。拿手术刀的手拿起了马桶刷，指导中国妇产科最先进的头脑开始面对最简单的体力劳动。她无怨，依旧很认真。

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赵珺琇说：“后来等到解放以后，分配到供应室工作，王院长要戴手套，手套不是一次性的，要重新洗、消毒以后再用，她都洗得干干净净。厕所间要她管，她照样管厕所，把厕所管得很好。”

远在天津的弟弟自杀了，但王淑贞依旧坚强。许多年之后，侄女问她怎么熬过来的：“我说娘娘，你那时候有想法吗？她说没有，吃苦管吃苦，我忍耐得了，随便他们怎么样作弄我，我都要坚持活下去，我就要看看我到底是个坏人还是好人，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所以我不能死”，王义芬回忆的这段对话令人扼腕。

王淑贞已年近古稀。她被下放到保健科，又一次“到工厂，下里弄”。但她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工厂里的工人夹道欢迎她，工人们说“王院长到我们这里来，红房子的院长到我们这里来普查了！”在群众中，她的声誉是很高的。

“文革”过后，王淑贞已是年近八旬。她办了很多的学习班，仿佛有一种迫切，她要把知识传下去，她更要把医德传下去。

邵敬於说：很多的重大的问题，包括上海妇产科的一些重大的疾病，或者重大的试验，或者学术上的互相交流，她做了好多的工作。她坐在上面，她讲话的时候，下面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讲话。那时候学术风气也非常好，

王淑贞80岁了。她计划着一项大工程，她要编写一本中国妇产科的大书，把自己60年的实践与理论写出来，让所有的后来者在她们的基础上继续。她组织起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妇产科专家。袁耀萼说：“天津的是俞霭峰、北京的林巧稚、上海就是王淑贞……那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所有的稿子她分给这些专家，各地的专家，分给他们以后，再拿回来，每一个字每一个章节，她都要自己看过，她都要审对过。”刘吟秋说：“她背有点驼了，岁数大了，稿子一排排放好。每天从早上吃好早饭开始，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稿子，她是一张一张看下来，一个标点符号或者一个错别字，她都非常认真地修改。”

每天早上，吃过早饭，王淑贞就站在了书桌前，这一站就是一天，就是整整三年。

刘吟秋说：她中午不肯睡觉，早上一吃完早饭，就一直在那里看。她爱人也一直叫她，淑贞，你去睡一会儿，去坐一会儿，她说我要赶快看，我怕自己突然间生病。她背上的脊椎经常痛，大概也因为长时间弯腰的关系，她后来住进医院。到底已经80多岁了，她担心不赶快做好，哪一天突然间病倒，就做不成了。

1983年，凝聚了许多人心血的《妇产科理论和实践》一书出版，这一年，王淑贞84岁。有人说她是用晚年的光照亮着中国妇产科前行的路。

但这位“中国女医生”老了，她走不动了，她的一生负重太多，她显然已背负不动了，她渐渐忘记了过去的人和事。1991年，王淑贞去世。但她最后还是没有忘记中国妇产科事业。她在去世前两年，自己尚且清醒的时候立下遗嘱，将自己住的小洋楼拍卖，所得钱款设立奖学金，帮助年轻的妇产科医生出国深造。

“她们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第一代的中国医生，他们这一代不仅仅是做一个好医生就够了，在他们心目当中有一种关怀精神，非常强烈的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包括对国家医疗事业的关怀。所以他们会付出自己全部的身心，他们是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学术研究，去建设中国的现代医学”，高晞如是说。（徐冠群 本文据上海纪实频道《大师——王淑贞》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