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大厦正式成立，农村科学出版社、南泉实用学校校友会分别致电祝贺。这两个祝贺单位具有鲜明的政治背景，是由九三学社重要创始人吴藻溪及其同仁，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导支持下创办，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南泉实用学校（即实用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与农村合作函授学校、战时工商讲习班、重庆实用会计专修学校、实用工商专科学校、西南学院、陪都工商学院相互承继）发挥了为中共党的统一战线和政治、军事斗争培养人才、隐蔽人才、保护人才的重要作用，是重庆地区大中院校学生运动的先锋骨干。

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积极从事抗日宣传的吴藻溪与夫人王克诚为躲避日军和汉奸特务的追捕，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由平绥路绕道太原，转石家庄抵武汉，旋即回到湖北崇阳老家。

在崇阳，吴藻溪、王克诚积极开展抗战宣传教育活动，提出“拥护共产党的抗战纲领”、“拥护八路军抗战到底”、“拥护毛主席抗日主张”等鲜明主张，引起了县长朗维汉等国民党地方顽固分子的仇视，他们密谋暗杀吴藻溪。得知消息后，在群众掩护下，他连夜脱逃。1938年夏，他随同东北救亡总会等抗日救亡团体抵达重庆。在重庆机房街（现五一路东段），在大革命时期就与他相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董必武亲自与他见面，评价他“称的上是自己的同志”，并指示他到《新华日报》找吴克坚、潘梓年联系。

在南方局的指导支持下，吴藻溪与熊雯岚（后曾任四川省政府参事）合作，很快在重庆恢复了在北平创办的“世界科学社”，并复刊了《科学时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纲领、方针、政策，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此期间，他们学习了潘梓年交给的、由毛泽东撰写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深刻认识到，促进抗日就必须深入发动群众。此后，潘梓年又传达南方局指示：通过学习，立即行动。

如何行动？吴藻溪、熊雯岚与潘梓年反复研究，决定兴办农村合作函授学校，这样既看不出政治动机，又能面向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广泛联系发动民众参与抗战。

1939年2月，农村合作函授学校正式开学，校址设在重庆曹家巷57号（打铜街川康银行后院）巴克新工程师事务所内，由邹明初（国民党左派人士，时任重庆市第七区区长，后曾任市参议会参议员、三民同志联合会中委）任校长，吴藻溪任教务长，熊雯岚任事务长，王克诚任会计课专职教师，并负责教务处工作，收集整理、研究答复学员提出的问题。学校明确宗旨为“发展农村合作教育，协助农民合作事业”，任务是立足长期抗战，把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心工作，把农村经济建设看成是坚持抗战的需要，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教育，帮助学员坚定长期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南方局非常重视学校的发展，董必武代表南方局出钱资助，《新华日报》免费刊登招生广告、印刷讲义。吴克坚、潘梓年、吴敏（杨放之）、徐冰、许涤新等多次到学校研究指导工作。

学校着力介绍苏联农村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合作化的方针、政策，编印了《战时农村工作方案》及《合作经营原论》等7种教材，内容比较丰富。由于函授有方，学校社会影响逐步扩大，学员遍布大后方。学校每天都收到一百多封各地青年学生来信，要求解答各种问题，还有要求来校参加工作，甚至内蒙、广西和沦陷区的一些青年学生来信，要求邮寄函授讲义。学生最高时达到千人以上。学校在寄发学员的讲义教材中夹带中共的宣传资料，广播革命火种。

基于学校良好的发展势头，南方局指示，在农村合作函授学校的基础上，由《新华日报》支持，成立农村科学出版社，由熊雯岚任社长，吴藻溪任主编，漆文定任经理，王克诚任总务，邹明初、陈慧琼、赵超凡、罗树明、黄仁生、汤施、蒋宗仁等负责其他具体工作。此后，《新华日报》以“农村科学出版社”名义，公开出版发行宣传品、书籍进行销售，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学校与出版社活动取得的成果受到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重视。在曾家岩50号，他与吴藻溪、熊雯岚面谈，勉励他们：“这样联系群众的方式很好，就像这样继续广泛联系群众，扩大影响”。

为了贯彻周恩来指示，1941年10月，吴藻溪与邹明初、熊雯岚、漆文定、王克诚、朱鸿贤、赵超凡等又创办了战时工商讲习班，邹明初任校长。学校教室设在重庆朝天门民众教育馆，学员基本上是店员和手工业者。教学一般选在夜间上课，借讲授会计、工商管理等课为名，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通过学校搜集市场经济信息、物价措施，提交南方局经济组负责人许涤新作经济分析。

农村合作函授学校和战时工商讲习班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警觉和国民党“CC”头目陈立夫（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关注。他们派特务对学校进行监视。国民党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寿勉成一度叫嚣把合作运动纳入国民党轨道，矛头直指函授学校。期间，还经历了1939年5月的“五三”、“五四”日机大轰炸，农村合作函授学校校址被炸毁，教学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但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坚强领导、指导和支持下，吴藻溪等人克服困难、顶住压力、坚持办学，且越办越好，在陪都的中心市区一直坚持到1943年。

二

巴克新建筑工程师事务所名义上是一个咨询设计公司，实际上是南方局的重要联络点。为不引起特务过多注意，保障事务所安全，吴藻溪等将农村合作函授学校一度迁移到江北县邓家花园、杨家院子，并更名为重庆实用会计专修学校。后来，吴藻溪全家搬到南泉，学校欲迁巴县老厂，陈立夫得知消息后，授意巴县地方封建势力许湘声百般刁难，迁校工作屡屡受挫。

在巴县南泉这个温泉风景林区，陈立夫、陈果夫（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先后开办了中央政治学校（源于1927年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1938年7月迁小温泉）研究部和地政学院（前身为政治学校地政研究班），1940年创办立了立人中学。南泉地方封建势力许湘声、刘尧夫、张正铭、谭备三等投靠“二陈”。南泉另一部分地方势力杜绍轩、黄琦等则依附梁寒操（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潘昌猷（重庆银行董事长）创办“8.13中学”。由于存在生源及其他利益关系，刘尧夫等恃仗“二陈”权势，屡次想插足控制该校，遭到拒绝，便百般为难破坏。

梁寒操属孙科一派，邹明初与梁、潘有交情。在得知实用会计专修学校正苦觅校址，梁、潘庚即表示欢迎专修学校迁南泉“8.13”中学，希冀据此联合抗拒“二陈”势力。此议与吴藻溪等一拍即合。

1943年，重庆实用会计专修学校正式迁校南泉正街文钦路1号原“8.13”中学，更名为实用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以后又改建为实用工商专科学校。邹明初任学校董事长，吴藻溪等任校董，孟宪章、王克诚等先后担任校长（为了应付国民党党政当局刁难，校长时有变动），赵琪任教务主任。

实用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简称实用学校）被“二陈”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遣派军统、中统特务分踞校门两侧和文钦路3号楼二、三层，昼夜监视学校师生们的活动，唆使南泉地痞流氓经常窜进学校内捣乱、骚扰，向教室、寝室投掷石块，在学校招生广告上涂写“娼妓”等词语进行侮辱，指使重庆市城区林森路（现解放东、西路）东华观警察第三分驻所警察殴打学校到城区张贴招生广告的校工欧振华。学校规定白天不得一人单独外出行动，女生晚上睡觉，每人备一根短木棒或铁棍放在枕边，以保证安全。一段时期，南泉附近的青年学生，尤其是女生不敢到实用学校学习。学校就派工作人员到附近南川、长寿、涪陵、垫江、綦江、江津、合川等地招生。

有一次，女教师白远富组织讨论《新华日报》社论《揭露批判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写在黑板上的提纲被特务闯入看见，横加指责，并召来其他特务和地痞在学校大吵大闹，辱骂女教师、女同学，肆意扩大事态。校工欧振华上前劝阻，竟被强拉到街上茶馆讲“理”。直到学校董事会常务董事杜绍轩闻讯赶来，以南泉袍哥大爷名义出面干涉、制止，事态始得表面平息。

顶住重重阻力，实用学校在南泉站稳了脚跟，并不失时机向巴县、南泉反动势力发起反攻，通过《新华日报》揭露国民党地方反动政权的劣迹。例如《南泉土劣百计敛财，当地人民要求罢免》（新华日报1945年7月17日第三版）、《巴县土劣刘尧夫榨取人民钱财，该县人士正控告中》（新华日报1945年9月15日第三版）、《巴县政府强卖历书赚钱》（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8日第四版）等等，让国民党反动势力痛恨不已。由刘尧夫出头，向重庆地方法院指控“这个学校尽搞共产党的事”。学校董事会委托校董漆文定出庭对诉，并提出反控，立即得到社会进步力量的支持。重庆地方法院推事官雷启汉主张正义，判刘尧夫败诉。

一计不成，他们又支使巴县教育科科长张正铭先后两次调动军警查封实用学校。在吴藻溪、王克诚的带领下，全校师生员工把反动军警团团围住，高呼“不准摧残教育”、“不准阻止学校上课”等口号，撕下查封学校的“封条”，学校照常上课，以示反抗。邹明初及校董雷启汉等，又凭借国民党立法院、检查院、重庆地方法院和四川省参议会力量，向巴县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事件才暂告平息。

“二陈”恼羞成怒，派出军队包围学校，声称要抓中共地下党员赵琪。王克诚、朱鸿贤积极掩护赵琪迅速撤离了学校。因为没有证据，军队只得灰溜溜撤出。学校师生和社会进步力量还就此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

国民党特务对吴藻溪、王克诚等恨之入骨，曾多次企图在夜间逮捕王克诚。王克诚刚生下女儿吴平南不到一星期，为逃避特务的追踪，一到天黑就在师生掩护下，露宿附近山林，因而患得了哮喘病，终生不愈。特务寄信给王克诚，内画手枪，包裹子弹，有时竟在食物中投放毒药，妄图以此压服她。

尽管如此，实用学校始终得到中共南方局及时大力的支持。有一次，学校由吴藻溪出面，在重庆中正路（现新华路）百龄餐厅邀请英国进步学者李约瑟博士、班以安先生吃饭。董必武出席，郭沫若、张西曼等作陪。在席间，董必武公开指责“国民党讲什么民主？南温泉有个实用学校，国民党千方百计要查封，连个学校都不让办，还讲什么民主！”董必武的讲话，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新华日报》又公开发表文章《南泉实用学校遭军警捣乱》（1946年5月3日第三版），披露事实真相。国民党特务和南泉地方反动势力因此受到社会公众的严厉谴责。

三

1945年夏天，根据中共南方局“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在科技界要作好准备工作”的指示，吴藻溪等在1939年春天成立的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自1945年8月16日起，《新华日报》公开刊登世界科学社（后改名国际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主办实用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招生广告。1945年9月10月，《新华日报》除了刊登招生广告外，又发表《实用会计职校设免费生百名》醒目消息报导，吸引广大青年学生入校，更是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国家培养输送建设人才。一所形式普通、规模不大、经费有限的私立学校，能够公开设免费生百名，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

在这一形势下，学校董事会吴藻溪、邹明初、熊雯岚、漆文定、王克诚等在中共南方局的授意下，对农村合作函授学校、战时工商讲习班、重庆实用会计专修学校、实用会计专科职业补习学校开办为革命作出的贡献、取得的斗争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过去所办学校都是临时性的，面对全国新的争取民主高潮即将到来形势，重庆地区需要一所比较正规的高级院校，作为党开展人民解放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阵地，而实用学校已具备向大专院校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吴藻溪、熊雯岚为此专门向徐冰汇报，又向董必武请示。董必武力表支持，并代表南方局拿出300元银元，作为大专院校创办基金。他还指示：“不要让他们（国民党反动分子）找到了主根”。吴藻溪还建议校名定为西南学院，校址选在南温泉，邹明初、熊雯岚等表示同意。

西南学院董事会正式成立后，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并商董必武、徐冰、潘梓年同意，决定聘请孔祥熙（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为名誉董事长，作为“挡箭牌”。1946年1月，在赵毅佛（邹明初朋友）的陪同下，吴藻溪、熊雯岚、邹明初到上清寺范庄去见孔祥熙。孔祥熙答复很干脆：“办学校是好事，我赞同你们。”他不仅答应做名誉董事长，关于校舍的问题，他对赵说：“你给他们下面讲，说我说的，把那些房子给你们。”这些房子就是位于南温泉镇白鹤林的彭氏民居。其他董事大都是当时各方面的名流和进步民主人士。

1946年秋，西南学院正式成立，由邹明初任院长，吴藻溪任教务长（吴去上海后，由民盟中常委马哲民任教务长），李文钊（三民同志联合会中委）任训导员，郭则沉（农工民主党中常委）任专科部主任，王克诚任校董会董事、老师兼女生部主任。学校教职员和学员中民主进步力量也占有绝对优势，如潘大逵（民盟中常委）出任教授，彭友今（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秘书长）受中共重庆办事处派遣也出任教授，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解放后曾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曾到学院讲授政治课。中共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在该院设立了地下机关。1946年9月，中共重庆市委派江竹筠（即《红岩》人物江姐）到西南学院建立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学生也大多订阅了《新华日报》。学院成为共产党人宣传革命的讲台、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隐蔽革命力量的据点。

英国的克利浦斯夫人和部分美国人士非常支持西南学院筹备工作，校董会决定由王克诚筹创了“罗斯福图书馆”，以作为团结美国人民的象征。学院开设政治、经济、法律、工商管理、会计、新闻、中文、建筑工程、地质矿物等课目，会计、统计、农村合作等专科，会计、统计等讲习班。

西南学校组建后不久，北京发生“沈崇事件”。1947年1月，全国掀起反美“抗暴”运动。新华日报派曾德林以《民主报》记者身份到学院访问发动，西南学院师生被调动起来，并积极参与到学运中。当时，西南学院学生运动在重庆各大中校中表现最为突出，作为学员的罗广斌后来撰写《红岩》一书，其中很大一部分取材于西南学院。

1946年10月，九三学社重庆分社成立，以西南学院为依托，也积极参加到民主运动中。1948年春，分社在重庆宾馆附近五洲药房集会，研究发动学生上街游行，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出席会议的有税西恒（重庆分社理事、重华学院院长）、何鲁（重庆分社理事、重庆大学教授）、左昂（重庆分社理事、医生）、王克诚（重庆分社理事）、蒋宗仁（西南学院教师、中共地下党，后曾任职川东行署粮食局）。会议决定：王克诚负责南泉大中院校，何鲁（九三学社重庆分社负责人）负责重庆大学及唐家沱载英中学一带学校，税西恒负责重华学院及南岸一带地区中学，蒋宗仁以巴县教育局视导员身份负责动员巴县中学、巴县女中、巴县高农、松花江及巴县南里一带中、小学师生的工作，左昂负责游行时医疗卫生。活动开展起来后，又以西南学院师生表现尤为突出。

蒋介石、朱家骅（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视西南学院如眼中钉。蒋介石几次密下“手令”，查封西南学院，不予登记立案。教育部、四川省政府教育厅、重庆行营、巴县政府及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等扬言西南学院非法设立，为民盟大本营，唆使地方黑恶势力密谋焚烧校舍，胁迫乡民不得租房或卖菜给学院。

面对复杂局面，王克诚与邹明初紧密合作，经常研究紧急情况，作出应变和反击对策，并随时与已赴上海的吴藻溪联系。吴藻溪向他们转达董必武指示，以中共处理“皖南事变”和“宣化店事件”的精神，坚守西南学院阵地，及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西南学院的一切非法勾当。

他们多次掩护已暴露身份的革命师生及时撤离，如介绍李昌谷（曾供职重庆机关党委）到东北法商学院工作，魏学甫（曾任四川省教育厅处长）、吴润琪去巴县仰山小学教书，掩护文石奇回老家，送廖宗光（吴藻溪表侄，在武隆牺牲，追授为烈士）等10多人去涪陵隐藏身份，杨建成（曾任四川省政府参事）到万县。还有一部分到华蓥山、石桂、丰都、彭水、武隆等地转入农村参加武装斗争的。王克诚还亲自掩护过邓照明（由延安派遣重庆负责川东地下党工作，曾供职北京科学院）、饶国模（八路军办事处房东、人称刘太太）、黄石声（又名仁声，曾任湖北省崇阳县儿童抗敌服务团团长，解放后供职长寿县教育局）、邓祯芸（女生管理员，1930年参加革命）安全撤离。

1948年，国民政府重庆当局强令西南学院改为陪都工商学院。起初，邹明初仍保留院长名义，不久被逼走，革命师生随即大批撤离。学院图书仪器被毁、行政权被窃取，院长罗才荣是重庆市三青团干事长，是镇压学运的刽子手；教务长张晓飞是特务；训导长和新闻系主任谭松涛反动透顶；特务学生童明义被安排作了训导员，专门监视进步学生；一些不学无术的党棍充当教师。学院特务（包括外围分子)有30多人，反革命气焰甚为嚣张。学生无书可读、四处闲逛。王克诚独立支撑局面，忍辱负重，斗争更为艰苦。

1949年初，中共重庆市市委派黄石声到南泉，与王克诚取得联系，在学院团结发动进步、民主力量，发展新青社员，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并成功组织学生参加了重庆“四·二一”学生运动。

1949年6月1日，重庆各大中院校约定开展游行示威活动，反对内战。当日凌晨，当局派重兵包围学院，抓捕进步师生30多名，为被捕人数最多的学校，还有10余人列在黑名单，因当夜未在校住宿，幸免被捕。

蒋宗仁名列黑名单，当时在两路口进行示威活动前准备工作。王克诚机警通知他不要到校，请他将情况电报告知在上海的吴藻溪和校董会。收到电报，吴藻溪马上组织召开了董事会紧急会议，向蒋介石、肖毅肃（时任军委重庆行营参谋长、重庆警备司令）等提出抗议，以西南学院董事会、国际科学社名义在《大公报》等发表文章，揭露谴责国民政府摧残教育、科学、蹂躏文化、侵犯人权的法西斯罪行；同时通过在伦敦的董事曹日昌等，争取到李约瑟博士、班以安先生的声援，在泰晤士报谴责蒋介石。他还请示董必武，指示由原院长邹明初、教授陈豹隐等在国民党参政会、重庆市参议会上控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商请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张澜、章伯钧、郭则沉、甘祠森和国民党上层人物李宗仁、居正、张笃伦（时任重庆市市长）等出面救援。其后，马哲民由他的学生张笃伦保释，部分学生由邹明初、王克诚保释，还余李文钊等20多人。在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吴藻溪通过赵峰樵找到李宗仁，由他电示重庆当局全部予以释放。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由邹明初、王克诚负责，朱洪贤、蒋宗仁与川东行署教育厅厅长姚大非的代表联络，反映和研究西南学院的有关工作，将国民党反动派谴派到学院搞破坏，企图焚烧校舍、暗杀邹明初院长和马哲民教务长，行凶未遂的曾扩晴、罗才荣、谭松涛、李少鹏、童明义等特务分子的反动罪行公诸于众，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惩处。

由于西南学院的学生历来倾向革命，值得信任，1950年4月，中共西南局将他们中的大部分调往各工作岗位。彼时，由于第二野战军伤病员无地就医，经董事苗迪青、楚图南与邹明初、王克诚等研究，并报吴藻溪知晓，决定将校址借给川东行署卫生厅，建立医院、卫校和荣军学校。西南学院宣告暂时停办。（郭  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