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董承显，字绍前，1904年元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飞山街一老宅院里。先祖父董伯平(字靖武)，早年留学日本，热心教育，是贵阳达德学堂创始人、校董之一;先祖母赵德莹，自幼读私垫，受聘达德学堂女学部教师(1905年)，是我省第一位女教师!
先父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5岁(1909年)即随先祖父母就读贵阳达德学堂初小，是达德学堂早期学生之一。12岁进入贵阳南明中学(贵阳一中前身)学习，16岁(1921年)考取北京清华学堂庚款留美预备班，是我省历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为数不多的学子之一!
先父考入清华后，通过八年的攻读，于192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同年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深造，主攻经济学。1932年毕业于该校研究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34年回国后，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贵阳复旦大学、大夏大学、重庆求精商专、重庆大学等高校任教授、研究员。解放后任四川财经学院(现四川财大)会计系工业会计教研室主任、教授。1958年支边回到贵州，先后在贵州财经学院、贵州省财经干校任教授，直至退休。
先父1956 年在成都四川财院加入九三学社，是九三早期社员之一。热爱九三组织、关心九三发展，晚年虽年事已高，只要健康状况允许，都按时参加组织生活!并积极参与贵州财院九三支社的筹建。曾任贵阳市政协第二至四届委员。
今年是先父诞辰110 周年，先父生前曾回忆投考清华学堂庚款留美预备班的文稿， 特整理此文稿以兹纪念!
一、少年立志
北京清华学堂始建于清末1911年，清政府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创建清华学堂，作为选派留学生留学的预备学堂。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改名清华学校。学生来源由当时各省考送，名额多少不一，是按照各省所担负庚子赔款的多少来决定。学校的性质是培养赴美留学的人才。1925年改名清华大学，原培养留学各班改为留美预备部。
我投考清华是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还在贵阳达德学校读小学时期，曾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亲聆黄齐生老师和王若飞同志的教诲。他们经常教育学生好好学习，要做二十世纪的主人翁，振兴中华，颉颃欧美，我当时深受启迪。
1917年，黄齐生老师护送王若飞、刘方岳、贺梓材等赴日本留学。1919年，黄老师又陪同王若飞、刘方岳等转往法国勤工俭学。黄齐生老师和王若飞同志都曾和我通信，殷勤地勉励我。
1919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后，6月初，贵阳学生联合会在贵阳中山公园举行集会，响应北京“五四”运动。我随南明中学队伍参加。会上，由两位贵州籍清华学生康德馨和聂鸿逵代表北京学联给大家演讲，宣传“五四”运动精神，倡导民主与科学，号召民众爱国，抵制日货等等。
1920年，一位清华毕业留美归国后到南明中学任教的乐伯衡老师教我们班的英语。乐老师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英语发音正确，会话流利，给我印象颇深，使我对清华从好感到仰慕，立志投考清华。
1921年6月初，北京清华学校通知贵州省考送学生二人赴校学习，我投考清华的机会终于到来!
二、金榜题名
1921年6月上旬，贵州省政府根据北京清华学校的通知，在公署前出布告，招考赴清华学生二名(该年应派名额一人，补缺一人，共二名)。当时，我看到省署招生布告后，非常高兴!若能考上清华，一来可以实现我科学救国的理想，二来也有光宗耀祖之意!
回到家，我的祖母和母亲都赞成我去报考，一些同学也鼓励我，于是我立即去省署报名，同时马上努力复习功课，准备应考!同年六月中旬，参加省署安排的考试。考试分三天举行：第一天考国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第二天考物理、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第三天口试英语会话。考场设在省署大厅，当时由省长任可澄亲自主考。6月下旬，省署公布考试结果。全省考生共计五十一名，我考中了正取第一名(正取共两名，第二名是谌志远(织金人士);备取一名是张敷荣(普安人士)。我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我高兴和自豪。我的父母亲设家宴答谢南明中学曾辛勤教导过我的恩师如：萧协臣、龚湛三、王孔之、刘爽秋、刘守一、张叔骏、张季芬、顾允恭、谢中孚、乐伯衡、陈亥生等等!
南明中学同班学友黄名魁、文蔚赤、李仲燎、朱炽昌等十余人，都很羡慕我考取清华，宴请我于西郊紫林庵并摄影留念!紫林庵当时又称“楚衡别墅”，是会馆性质，其中楼台亭阁、林木荷池，颇饶园林之胜，为贵阳宴游之地。
三、艰苦征程
考取清华之后，如何赴京报到，是当时十分令人头痛的问题!因为当时贵州交通极为不便，既无汽车又无铁路，更不要说飞机了!本世纪二十年代的贵州，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交通闭塞，出门行路只有靠人力肩舆(轿子或滑竿)。行李多的则另雇挑夫。当时的道路虽是石板路，然而宽窄不一，平地不过五六尺宽;山地小路则细窄如羊肠。不论平地山地，由于年久失修，路面多不平整，又多眨眼石。天晴还好，如遇雨天，则更难行。肩舆挑夫苦力，一天最多走八十华里。此外，在险山恶水，人烟稀少之地，常有土匪，抢劫行人。
1921年7月中旬，我和谌志远、张敷荣一同赴京，同行的还有几位自费出省投考的学生，现在能忆起的去北京二人：华蕴渊和尹思齐;去上海的一人：谢明。有伴同行，一路上还不寂寞。交通工具只有轿子和滑竿。
我们在启程前，曾到省府拜谒省长任可澄，向他辞行。任省长勉励我们努力学习，为贵州争光!同时，为照顾我们，还让秘书写了公文，通知沿途各县照顾我们并派兵护送，公文由我们随身携带。
我们决定取道北路，是当时从贵州去四川的大路。我们坐轿的和抬轿、脚夫共十余人，倒还热闹。轿夫们虽是苦力，也有他们的乐趣!上路之时，边走边报号子。比如：遇到路上有小水凼，前边的骄夫便喊道：“天上明晃晃”，后面轿夫应对道“地下水塘塘”。遇到右边有妇女过路，前边的便喊道：“右手一枝花”，后面的便应声报以“那是你的妈”。又如经过窄狭小街，左边有低矮房檐时，前边便喊道：“左手屋檐照高”，后面应对道：“点把火来烧”等等。这些号子短小精悍，都有韵脚，词虽粗野，倒还幽默，逗人发笑，还能缓解旅途单调和疲惫!
轿夫们中途休息时，便拿出鸦片烟枪来过瘾(当时黔省未禁烟)。瘾过足了，抬起轿子来，其快如飞，有“爬山虎”之称!
起身那天，记得是农历六月十五日，那晚宿扎佐，月明如昼，望月思亲，暗自垂泪!过去未出过远门，当时真有“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之感!
第二天，天刚亮就起床，盥洗后早餐，然后上路往前走。如此经过息烽、黑神庙、乌江、刀靶水等地而达遵义。由贵阳到遵义走了五天!大家逐渐习惯了旅途生活。
我们由贵阳起身时，省府派兵护送到息烽。息烽县长见省府公文也派兵护送，因此我们经过土匪常出没的黑神庙时，未遇危险。到遵义后，县长同样派兵护送。所以当我们途经“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天险时，土匪闻风逃遁。据当地人说：“匪徒刚抢劫过行人”，险矣哉!过了娄山关到达桐梓县，同样派兵护送我们一行经松坎、赶水出省境，又经东溪、三江而达四川綦江。沿途平安，未遇土匪。
一入四川境，景象大不相同。山清水秀，树木繁茂，田无空田，土无空土，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由綦江经过一品场到达重庆南岸黄桷垭。从黄桷垭远眺，则大江在望，重庆在大江之北，美丽如画。我第一次看到长江，心情万分激动，立即乘船渡江到达重庆。我们由遵义到重庆又走了九天!
重庆城市热闹繁华，依山傍水，屋宇栉比，市内已有电灯，但市内交通工具仍是人力肩舆。在重庆休整两天，然后乘轮船往湖北宜昌。当时轮船主要是英国人经营的。轮船白天航行，夜晚停泊。那次我们乘坐的船，正在为四川军阀运兵出川，船上甚为拥挤嘈杂。我们这些学生只好睡在甲板上，天气炎热，蚊蝇乱飞。第一天船泊万县，以后经过夔州、巫山、巫峡、巴东、西陵峡而达宜昌。记得船过三峡时正好是白天，所以夔门瞿塘天险，悬崖绝壁，天光一线，江面狭窄，水流湍急，给我们极深刻的印象!船抵宜昌，江面平阔，“江出西陵，始得平地”信然!
我们在宜昌休息两天，又搭船去汉口。这次坐的是二等舱，较为宽敞。伙食也比较好，每餐都有鱼吃。由于水流平稳，轮船昼夜航行，经沙市抵达汉口。
汉口较之重庆宜昌更为繁华，市内交通有人力车、马车。其时天气暑热，人们夜晚都在街上乘凉睡觉，赤膊握扇，手不停挥。在汉口停留两天后，又乘京汉铁路北上，同我们一起去北京的还有华蕴渊和尹思齐。(谢明从汉口乘船去上海)上车的地方是汉口大智门，站门上有个十分耀眼的大时钟，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坐的是硬座三等车，在车上三天三夜，背上磨得很痛，抵京时已是疲惫不堪!北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雄伟巍峨的城楼和宽阔笔直的大街。
四、负笈清华
我们从贵阳起程是七月中旬，到达北京已是八月中旬了。由于清华尚未开学，我和张敷荣暂住东城东老胡同和春公寓;谌志远则到他的伯父谌湛溪家暂住。在和春公寓，我认识了贵州同乡刘敬常和蔡永康，刘是北大学生，蔡是清华学生，他给我们筒介了清华情况，并于8月下旬带我和谌志远、张敷荣到清华去报到。9月初参加复试，都被录取了，我们的追求终成现实。水木清华，树木繁茂，绿叶如茵，屋宇高大，设施先进，功能齐全，环境幽雅，是学子攻读的良好地方。我开始了负笈清华的新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