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三学社的缘起，众说纷纭：有根据部分九三前辈回忆形成的文字资料，也有社内外其他同志基于搜集到的历史资料，进行考证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少数同志在表述时，认为成立过程“就是这样”。有感于此，笔者惴粟间也想就此作点思考，作抛砖引玉之举，相信随着大量史料被挖掘出来，九三学社的缘起最终会越来越接近真相。

我关于九三学社缘起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也称“自然科学座谈会”）与九三学社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1938年3月，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劝说下，郭沫若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的邀请，出任主管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之职。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兼管第三厅。12月，由于战事吃紧，第三厅迁重庆，实际领导权由中共掌握，并把它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机构，团结动员文艺界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开展抗战救亡运动，时称“名流内阁”。

第三厅迁重庆后，郭沫若即与钱俊瑞（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专事文化界统战工作）等人在重庆发起了“中国学术研究会”，下设社会科学组（成员后来全部赴延安）、自然科学组和哲学组，自然科学组（南方局称中共学术委员会文化组）组长为徐冰。

1939年初，由C.C派杜长明把持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重庆传播唯心论，影响了团结抗战的大局。为此，徐冰约请吴藻溪、熊雯岚到川东师范学堂孟宪章处，要求他们设法联合科技、文化界人士成立一个组织，写文章宣传唯物主义，抵制这股妖风。按徐冰的要求，也邀请张申府、潘菽、周建南分头联系，参与最初筹备。

3月下旬（油菜花开时节），由吴藻溪、张申府、熊雯岚、潘菽、周建南、葛名中（即葛春霖）发起，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正式成立，并接受自然科学组领导，活动地点设重庆打铜街，在曹家巷53号川康银行后院的巴克新工程师事务所。座谈会刚成立时，每周六晚上定期座谈，有时因情势需要，临时召集到大梁子青年大厦开会，夏天有时还举办茶座。成立一、两年参加的其他人员有孙克定、李伯刚、邹明初、漆文定、汪季琦、赵心、涂长望、梁希、干铎、金善宝、李士豪、谢立惠、李汉石、吴南轩、龙叔修、周伦岐、姜治光、解后民、潘新、鲁宝重、蔡善英等，总共20余人。但人员并不固定，有进有出，先后参加的有40多人。召集人先后有吴藻溪、熊雯岚、张申府、葛名中、孙克定等。座谈会的印刷品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免费印刷。

座谈会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发展辩证唯物论的科学研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援八路军抗日，研究如何拆散缴获的日寇武器，战时如何解决群众粮食和营养问题等。在座谈一、两次后，按潘梓年要求，开始编辑《新华日报》科学副刊——“自然科学”专栏，如1940年11月5日发表《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致朝鲜自然科学界的信》、11月7日发表《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致书苏联自然科学界》，1941年9月27日发表张申府、吴藻溪、葛名中文章《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致苏联科学家的信》，12月20日发表《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致英美科学家的电》等等。吴藻溪在座谈会基础上，公开署名发表文章《目前自然科学界的主要任务》、《自然科学者起来扑灭汪逆汉奸》、《新兴自然科学在中国》、《中国二十年前的航空建设运动》、《对科学界的热切号召》等。

《新华日报》非常重视副刊编辑。1939年夏，按徐冰要求，座谈会以招待记者为名，在牛角沱生生花园宴请报社潘梓年、吴克坚、杨放之、许涤新等人。潘梓年等强调，座谈会的文章不要写的太深，群众不易接受；科学要为人民群众服务，文章要通俗化、大众化。副刊编了3年多，到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副刊就停了。

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还成立了沙磁区（现沙坪坝）分会，人员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教师，主要有潘菽、梁希、金善宝、涂长望、谢立惠等。因为这些人住沙坪坝，到主城一次实属不易，就经常在中央大学主动开展活动，讨论时局。其活动消息见诸于吴藻溪《科学运动文稿》（农村科学出版社，1946年11月7日版，431页；吴藻溪著科学运动文稿征求预约，新华日报1946年7月9日第1版），题目为《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沙磁区分会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所通过的科学运动纲领》。

1939年初夏，在董必武和吴敏（杨放之）支持下，由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牵头，成立了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促进会（简称青科技）。1945年7月，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由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自然科学组积极筹备，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6年3月，成立了“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

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是不是九三学社的前身之一，目前两种说法完全对立。一说“是”，但事实上座谈会与九三学社没有承继关系，有很多成员是中共及其他社会贤达，并没有在后来成为九三学社社员，且九三学社成立后，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依旧存在，并发表对时局的建言。一说“不是”，认为将座谈会作为九三学社前身，是抬高了九三学社，或认为，座谈会与九三学社不相干，不应该在社史中出现。然而由上可以看出，吴藻溪、潘菽、涂长望、梁希、干铎、金善宝、李士豪、鲁宝重等，因座谈会相识相知，后来成为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他们以座谈会为依托，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其事迹应该在社史中得到反映。

今年8月20日，我参加社浙江省委社史研究工作座谈会。叶烈窑副主委与我单独交换意见，提出，九三学社与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因为部分人员的交叉，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我认为这个提法可以参考。

二、九三学社成立以前，一批社会贤达、科技工作者在一起座谈是有的，但前身之说存在疑问

“自然科学座谈会”有史料为证，比较容易厘清，而对于“民主科学社”或“民主科学座谈会”是否为九三学社前身，历来存在争议。为什么会有争议，我的理解是因为每一个人对一些具体事项、重大进程的参与度，参与时间、形式等存在差异，认识也必然不同，导致部分九三前辈的回忆各有不同。同时，由于部分回忆在撰写过程中，无法查证《新华日报》等报道，在时间、史实上也存在一些出入，也有因个人随性，回忆褒贬增减，以致让后来研究者扑朔迷离。

九三学社重要创始人许德珩等起草的《九三学社概要》是九三学社列入新政协界别的重要依据。《概要》描述：本社是对日抗战结束前一年，在重庆一部分民主的文化界、教育界、自由职业者由一种座谈式的集合，演进而成的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原名民主科学社，因与当时另一“民主与科学杂志社”混同，为纪念国际民主的伟大胜利日，始改为九三学社。

但这段文字无法回避四个关键事实：其一，《新华日报》报道，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会上通过4个文本，其中《九三学社缘起》强调，“对此伟大的民主胜利之九月三日，应谋发扬光大”，“民主的新中国之建设，经纬万端”，科学则“为急不可缓之举”。“本此要求，发起‘九三学社’”。对九三学社的缘起与命名原因，以及为什么坚持民主与科学作了准确注解，而丝毫没有提及有前身“民主科学社”；其二，参加成立大会的人员有50多人，其中大部分并非“民主科学社”或“民主科学座谈会”成员；其三，《概要》提到“民主科学社”，而并没有涉及“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二者是否合二为一或相承相继；其四，作为正式的、进步的“民主科学座谈会”或“民主科学社”，《新华日报》及有关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人士回忆并没有只言片语的报道、提及。

孙恭顺系税西恒的学生、原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委员。他在《税西恒老师二三事》中回忆：许与税视察督学，在视察中，他们便结识了许多进步的大学教授和进步人士，日后便经常在西恒师家中座谈时局。经常聚集座谈的大学教授有许德珩劳君展夫妇、黄国璋夫妇、王克诚夫妇以及梁希、潘菽（中央大学教务长）、褚辅成、涂长望、卢于道……等。座谈会地址是在重庆自来水公司打枪坝职工宿舍，后来西恒师搬迁至两路口新村五号，座谈会的地址也随之转移于此。当时的座谈会，既无名义也无召集人，不定期的聚集座谈属于自发的组织结合。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生效的日期，当日上午一早，座谈会的人士就去康川兴业公司聚会欢庆，到会共十一人。中午，西恒师在重庆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餐厅设宴招待，席间大家提出我们这个座谈会总应该有个名字，于是相继提名。最后褚辅成说：今天是九月三日，是日本投降签字生效的日期，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是否取名九三座谈会，当时大家一致赞成。

税西恒的这段回忆，排除参与角度不同因素，对许德珩、潘菽等人的回忆部分进行了印证，也较吻合吴藻溪、雷启汉、漆文定等人的回忆的一些片断。

按照吴藻溪、雷启汉、漆文定等人的回忆：吴藻溪与许德珩彼此相熟，是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期间，平津各大学教授19人联名宣言，要求团结御辱，他们都是签名人。抗战胜利前后，吴藻溪按照徐冰的要求，为团结国民参政会民主分子，“数度前往下罗家湾稚园即许德珩及其妻室劳君展的住宅，与许德珩漫谈时局”，并“分别向徐冰和潘梓年先生汇报了访晤许德珩的经过及所谈的内容……稍后，许德珩对吴藻溪说，他去找过徐冰和潘梓年先生，徐冰也来找过他，彼此谈得很好云。”

此后，许德珩找吴藻溪商议发起一个政治团体。“吴藻溪去找了徐冰和潘梓年先生，抽象漫谈了发起政治性学术团体的问题。”之后，吴藻溪到稚园去访晤许德珩，商谈怎样发起上述团体，决定以税西恒、梁希、潘菽、李世豪、许德珩、詹熊来、褚辅成、孟宪章、孙荪荃、张西曼、张雪岩、谢立惠、卢于道及吴藻溪等为发起人，并由许德珩、吴藻溪再分途邀约一些适当的人士参加。数日后，彼此再在稚园晤谈，许德珩提出张迦陵、王卓然等，吴藻溪提出邓初民、马哲民、朱鸿贤、漆文定、王克诚、邹明初、雷启汉等。

1945年9月3日，国民政府宣布庆祝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和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重庆全城即日起放假3天。这天，座谈人士在中苏文化协会聚餐，商定成立了九三座谈会。1946年1月8日，诸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西曼、何鲁、刘及辰、潘菽、吴藻溪等20余人召开九三座谈会，决定筹组成立学术性党派组织。吴藻溪提议，为了继承“五·四运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传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见，这个学术性的民主党派应当定名为九三学社。经全体一致无异议通过。

关于“吴藻溪提议”，吴藻溪回忆中将时间放到了5月4日成立大会当日，显然与《新华日报》报道不相符合。

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最难解决的是会场问题。当时国民党特务不好过分压制民主人士开会，而专门给借房屋给民主人士开会的人找麻烦，所以会场很难找到。吴藻溪因为是重庆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便借到了该会的大礼堂开成立大会。缘起、宣言及政治主张等，全部由吴藻溪起草；开会通知也由吴藻溪寄发或其他发起人口头转告。

为开好大会，吴藻溪到南温泉实用会计高级补习学校，与教职员王克诚、漆文定、蒋宗仁、朱鸿贤、朱作琦、白远富、黄仁生、邹明初和学生段厚柏、彭兰芳、莫继庄、杨永碧、刘文富等商谈了一下，决定上列教职员都参加发起和筹备工作，并由这个学校的教职员联谊会和学生自治会致函大会，表示支持。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于1946年5月4日下午3-7时在重庆基督教青年会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闭幕时，由主席团宣布：授权许德珩、吴藻溪，（一）以本社名义向政协三方面表示支持其所达成的各项协议，并正式提出本社政治主张；（二）代表本社慰问在较场口事件中受伤的民主人士；（三）代表本社向中外各报、各通讯社发布本社成立新闻。

综上所述，笔者更倾向于肯定有座谈，座谈也有一定的目的性，既座谈时局，也讨论成立学术性党派组织——九三学社。座谈属于不定期自发组织，也有一定的聚餐性质。抗战胜利前后，国统区物资匮乏，前线将士抵渝，很多时候给予的奖励就是宴请。而税西恒曾任重庆自来水公司总工程师、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任、蜀都中学校长等职，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住宅兰园比邻宋庆龄居所，比较宽敞，有专门的厨师，大家既座谈，也改善一下生活，也在情理之中。

参考文献：

[1]《关于“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中南海会议记要》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研究室1984年12月15日

[2] 《一个有理想的人》张友渔、杨献珍、吴克坚、杨放之、葛春霖等，《人民政协报》1986年11月21日

[3]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38—1947）

[4]《中国党派》中联出版社，1948年

[5]《科学运动文稿》（农村科学出版社，1946年11月7日

[6]《九三学社简史》学苑出版社，2005年

[7]周韬：南京国民政府文化建设研究（1928—1949）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9。

[8]《九三学社概要》1949年6月17日

[9]《税西恒老师二三事》九三学社中央网站“社史研究”栏目

[10]许德珩、吴藻溪、潘菽、卢于道、雷启汉、漆文定、谢立惠等人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