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长期担任九三学社复旦大学基层组织的领导。他是我们九三学社复旦大学基层组织的骄傲，也是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典范。

一

谭其骧1911年2月27日出生于辽宁沈阳，次年随父亲迁回浙江嘉兴原籍。他早年曾是一名充满爱国热情和期冀社会变革的红色青年。1926年就读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大学，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遂与组织失去联系。获释后考入暨南大学，从此，谭其骧潜心于学，“不问政治”（谭其骧：《为什么年逾七十还要入党》）。

尽管如此，谭其骧内心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也一直是一个爱国者。他之所以立志开创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就是怀着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怀。在政治上他也一直坚持自己的底线。例如，1944年在遵义，身为浙江大学教授的他家中相当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度日。当国民党以优厚酬金要他给“将官班”兼课时，提出要他加入国民党，但他就是不同意，最后国民党方面只得取消这一所谓“先决条件”（谭其骧长女谭德玮《爹爹百岁诞辰纪念》）。他还一直同情革命，在浙江大学担任教授时曾经掩护过中共地下党负责人。

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全国大陆获得解放，谭其骧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因此，解放初期，他“在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思想上是比较靠拢党的”（谭其骧：《为什么年逾七十还要入党》）。

二

九三学社是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切关怀下于抗战胜利后不久成立起来的一个“永久性政治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肯定了九三学社在反美反蒋的民主运动以及参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方面的作用和贡献，“希望九三学社继续存在”，并“巩固与发展”。谭其骧1950年从浙江大学转到复旦大学任教，不久即加入了九三学社，成为新中国九三学社发展的第一批社员，并于1952年秋被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第三届理事会增选为委员，同年12月参与了九三学社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基层组织——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的组建工作。

1954年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吴晗组织专家重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这项工作后来发展为新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决定从复旦大学借调谭其骧赴京主持此项工作。次年2月，谭其骧到京开始此项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按照九三学社组织的要求，参加了九三学社中科院支社文化小组的活动，并担任了九三学社北京分社科学文教工作委员会委员。在北京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参加九三学社的活动共计近20次（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

1956年，九三学社复旦大学第二届支社委员会成立，谭其骧被选为主任秘书。这年是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迅速发展的一年，一共发展了近70位社员，使当时的社员总数达到100多位，成为当时校内最大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1957年1月22日，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举行了全体社员大会，学习了中共中央有关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精神，另外经支社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成立支社秘书组，由主任秘书谭其骧领导。

1957年4月3日，复旦大学党委召开本校民主党派联席会议，学习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谭其骧发言强调“要有保证发扬民主的制度”。6月6日，历史系召开教师座谈会，谭其骧说，九三学社过去开会总留点时间让大家对学校提建议，有一次有人指出工作量制度行不通，但提了以后不久，就有领导说工作量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意思是反对工作量制度，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工作量与社会主义联系得这样密切，帽子这样大，人家就不好说话了。九三里面有的人肯说话，看到不对就说，这种人比唯唯诺诺的要强一些”。（《复旦》（校报）1957年6月18日《历史系举行教授讲师座谈会》）谭其骧本人就是敢于提出意见的，他曾向高教部和校行政提出了增加科学研究经费、设法支持鼓励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没过多久，“反右”运动开始了，复旦大学203名民主党派成员中有25人（占12.32%）被定为“右派分子”。但直到这年10月，谭其骧还是敢于对学校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甚至提出应该检讨：“从时间上看，政治活动的时间中，有没有浪费的地方？”（《复旦》（校报）1957年10月16日《党委会、民主党派、工会分别组织座谈会〓老教师对学风问题发表意见》）好在学校党委当时对谭其骧在政治上是信任、爱护和保护的。当年9月，复旦大学成立招收研究生委员会，共11名委员，谭其骧等6名九三学社社员名列其中。

1958年以后，谭其骧“下决心改造自己，向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道路迈进”（谭其骧：《非灭资兴无不可，非政治挂帅不可》）。他对自己“重业务轻政治”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倾向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谭其骧：《找到病根后的跃进决心》）。他说，原来“认为自己是搞业务的，就可以专搞业务，至于政治应该由党员去搞。我认为自己基本上是拥护共产党的，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对政治地位没有欲望，没有野心，因而，政治不会发生问题。”但后来认识到，“任何人不管他主观上要不要搞政治，客观上不可能脱离政治”。（谭其骧：《非灭资兴无不可，非政治挂帅不可》）他也认识到，今后做研究工作“应该尽量利用、发挥集体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更多更快地做出成绩来，满足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也只有这样做自己才能当得起社会主义时代的专家的称号。”（谭其骧：《一言一动都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他对“红”与“专”的关系也进行了思考，认为“红即是红到专里去，学习专业更有助于红”。（《复旦》（校报）1958年3月31日《历史系教师也展开大辩论》）

1958年10月，为了加速《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学校选派了11名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和1名助教，与谭其骧等教师一起工作。谭其骧说：“开始时，让学生参加这一工作，能不能完成任务是怀疑的，现在看来，离开学生是完不成任务的。”在群众的热情、干劲的鼓舞下，他也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以更大的热情投入了绘图的工作(《复旦》（校报）1960年3月16日钟人作《群众路线的红旗是怎样飘起来的——历史地理研究室多快好省完成国家任务，培养干部的故事》）。

1960年5月，谭其骧被评为上海市高等学校先进工作者；6月，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在5月初的学校群英会上，谭其骧发言说：“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切身体会到，只有无产阶级最重视祖国的文化遗产。”“党在1958年加强了对编绘工作的领导，建立了研究室的党组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党的领导下，使专家和群众相结合……这样，整个编绘工作就生气蓬勃，出现突飞猛进的局面。”“事实充分证明：只有党的领导，科学研究工作才能够创造奇迹。这个事实也深刻地教育我，使我对党的领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党组织能够集中群众智慧，总结经验，领导群众改进工作方法，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必须听党的话，跟党走，才能够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作为一个专家，必须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青年一代，这是我们老一辈专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最近两年以来，我能够有所提高，比以前更能发挥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一点知识贡献给人民，这完全是由于党和群众的教育。”（《复旦》（校报）1960年5月10日《党教育了我  群众教育了我——谭其骧教授在群英会上的发言》）

1958年9月，九三学社复旦大学第三届支社成立，谭其骧当选为副主任委员。1961年7月，九三学社复旦大学第四届支社成立，谭其骧当选为主委。在此期间，在九三学社的组织生活中和校内其他场合，他与其他同志多次探讨有关如何更好地发挥老教师作用、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研究生、开展学术讨论等问题（《复旦》（校报）1959年1月21日《老教师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教师分别举行座谈》；《复旦》（校报）1959年4月25日《民主党派成员在公园里过组织生活》；《复旦》（校报）1959年11月5日谭其骧等：《关于进一步开展学术讨论的倡议》）。1963年1月28日，他出席了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讲话，鼓励知识分子同心同德过“五关”，即思想、政治、生活、家属、社会（葛剑雄：《禹贡传人——谭其骧传》）。1964年9月，谭其骧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三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九三学社被迫停止活动，谭其骧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先是遭受残酷迫害，后因《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毛泽东主席交办的工作，而成为“一批二用”的对象。此后，谭其骧忍辱负重，继续《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但这项工作受到了“文革”的很多干扰。这样，原本计划1967年可以完成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本八册出版工作，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才出齐。然而就在这年2月，因长期紧张工作所累，谭其骧突发脑血栓，不久又致半身不遂。

1978年12月30日，复旦大学党委举行大型座谈会宣布，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谭其骧是九三学社复旦支社主委，但他因病住院未能与会。在会上，代表支社发言的是副主委卢鹤绂教授。卢鹤绂在会上说：“谭其骧同志曾和我谈过，他说，我们不是学会，但是我们的活动应该结合科学技术实践来谈思想、谈政治和谈心得体会，使大家真正能有所得。”（卢鹤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1980年4月18日，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召开大会，谭其骧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说，通过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我已从信心不大足，转变为信心十足，完全解决我的思想问题了……党完全能领导我们实现四化，不愧为我们信赖的党，我们的领导党。现在，我信心十足，要做好党的助手，发挥我们的力量，努力工作，把国家建设好。同时，我感到责任重大。因为，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有知识的，特别是民主党派的成员是老知识分子，现在要进行科研工作，三、四十岁的教师接不上去，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在我们的身上。尽管我们年纪老了，但一定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被‘四人帮’毒害的整整一代人挽救过来，这个重任担当起来，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所以，我们的责任很重大的。因此，我们要同心同德，加倍努力，鼓足干劲，以微薄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把我们的岗位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委员改选情况汇报》复旦大学档案馆）这次大会选出了九三学社复旦大学第五届支社委员会，谭其骧继续当选为主委。在谭其骧领导下，九三学社复旦大学第五届支社恢复了社员发展工作，一共发展了10多名社员。

1980年4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解放以后，我国史学界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成绩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谭其骧同志和其他同志领导之下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同年11月，谭其骧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即中科院院士）。文科学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至今仍非常罕见。

1983年6月，谭其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晚年的谭其骧为什么要申请入党呢？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路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代替了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全党工作的重心，从指导思想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都取得了决定性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可见中国共产党确是一个具有无比伟大生命力的党，在前进的道路上虽然不免会犯错误，遭受挫折，但最后毕竟还是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党是能够领导人民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

“尤其使我欣慰的是，三中全会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影响到历史学界。过去学术与政治不分，历史与现实不分，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不惜歪曲篡改历史事实的风气，也基本上得到了纠正。百家争鸣的政策真正得到了贯彻，人人都可以各抒己见，用不着耽（担）心被戴上政治帽子了。”

“这方面我的体会比别人可能更深一些。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于当时强调编历史地图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无法实现我的按历史实际情况画的主张。有些少数民族独立自主的地区被画成了在中原王朝版图之内。好多幅‘某时期全图’，东南西北各边都是按不同时期的最大版图拼凑而成的。名为‘某时期全图’，却并不反映这个时期任何一年的实际疆域全貌。我不以这种做法为然是形于言表的，我也不想隐讳。这在‘文革’时代当然就构成了我的‘反动铁证’、‘弥天大罪’。图集出版以后，由于它的详细程度远远超过前此已出版过的任何历史地图，因而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图中违反历史真实的地方，或一时还没有为读者所发现，或发现了而处于那个时期不便公开揭发指责，但我内心则深深引以为愧。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把这些不正确的地方一一改正，这才对得住读者；但二十多年的经验，使我不敢想这个希望有可能实现。”

“想不到历史性的大转变不久竟然反映到这套图集身上。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要把这套原来限于内部发行的图集改为公开向海内外发行，召集原编绘和制图单位讨论如何进行。我当即指出图集存在着‘左’的一套错误是很严重的，明显违反历史真实的地方不少，不作必要的修改不宜公开发行。社科院领导肯定了我的意见，并且决定由我草拟修改方案。这已使我感觉到气氛确已和三中全会以前不同。在起草修改方案过程中，我排除了干扰，坚决主张要把一些没有历史事实作根据的画法一一改正过来。不过这个方案能否得到领导批准，说老实话，那时我还没有多大信心。出乎意料的是，方案不仅很快取得了社科院领导的同意，由社科院呈送中央书记处，好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作了具体批示，完全同意了我这个在过去必然会被认为大逆不道的修改方案。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这使我深深体会到三中全会的实事求是精神确已贯彻到学术研究领域里。这对一个历史工作者来说，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我在旧社会里两次搞图都归于失败的经历说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要完成这么繁重的工作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后，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倡导关怀下，才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起十多个单位，通力合作，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制成了八册一套的内部发行本《中国历史地图集》……这就用事实证明了在旧社会里办不到的事，在新社会里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大协作办到。”

“五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教育了我：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大型艰巨、需要大协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学术工作是搞不成的……我要在今后不多的岁月里，把工作做得更有效，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为两个高度文明的建设尽可能作出贡献。怎样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加入中国共产党，让自己在党组织内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较快地提高共产主义觉悟，较好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工作做得更适应当前和今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谭其骧：《为什么年逾七十还要入党》）

这以后，谭其骧更加勤奋、拼命地工作。他总在家人入睡之后还在书斋中工作，常常要深夜一点才能入睡。“年三十这样、节假日这样，在医院里病床上不管时间、地点、场合，只要是能抓住的时间他都在思考问题，研究学问，安排学生的研究计划或给学生上课”。（谭德玮：《爹爹百岁诞辰纪念》）谭其骧的大女儿谭德玮回忆说：“记得1990年夏天，他又因小中风在华东医院住院，回来后，我劝过父亲，要他提前点睡，他却叹叹气、摇摇头，到1991年夏天，我回上海时，又劝他去住院，他却强调：‘我的时间不多了，要做的事情还不少，还得抓紧呢！’”

1988年12月，《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开本八册全部出齐。这套图集被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大的两项成果之一”（中国科学院网站“院士信息”之“谭其骧”词条），对维护我国领土完整、开展生态治理、防灾减灾和地区开发等工作具有重大意义。1989年3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庆祝大会。谭其骧在会上说：“《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要描述的疆域之辽阔、年代之悠久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历史地图所无法比拟的，但编绘的物质条件又相当简陋，远远不及发达国家的水平。全体编绘人员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学术研究，为了共同的事业，发扬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连续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大多数编绘人员放弃了节假日和业余时间，放弃了个人研究和兴趣爱好，根本没有想到会有署名和领取稿酬的可能，没有工资之外的任何津贴，还要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折磨和干扰。编绘人员中有人因遭受打击而身亡，有人因积劳成疾而早逝，也有人戴着帽子而坚持工作。今天，参加过编绘的人员大多已年过五十，他们为《中国历史地图集》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时光，尽管他们所获得的荣誉和报酬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很不相称的，但他们都以能参加这项工作而感到自豪。《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虽然已成为过去，但这种奉献精神是永存的。即使将来我国的物质条件大大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大大改善了，这种奉献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发扬的。”（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谭其骧没有提到自己，但在场的人都知道，他为图集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了解到《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出版的艰难历程，胡乔木在会上也有感而发。他说，科学和科学家完全有理由受到社会的尊重和重视。科学事业是在困难与寂寞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们对待科学和科学家，一要倡导、支持，二要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宽容的态度。胡乔木认为，领导者要真正采取宽容的态度，就必须脱离自己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固有观念，脱离自己的习惯和利害。为了让这种宽容真正实现，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是错误的，也要承认它有存在的权利。他强调指出：领导者不应让自己长期形成的习惯和利害影响自己对科学问题的判断，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学才能发展。（龚育之：《献疑和献曝》）

谭其骧连任第三、四、五届人大代表，非常关心国家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仅以五届全国人大四、五两次会议为例，他就独自提交了６个议案，联合提交多个议案。这些议案主要涉及教育、文化和政区改革等方面，其中反对轻率修改1978年宪法中有关宗教信仰条文，扩大高校自主权、增加教育和科研经费、提高研究生待遇、建立完善档案工作制度、为调整现行省级行政区划做好前期准备等建议，都很有针对性和前瞻性。谭先生还曾就发展壶口瀑布的旅游提出自己的意见。在人大会议讨论发言中，谭先生敢于直言，他批评夸大政绩，尖锐抨击一些社会乱象，大声疾呼“国家要富强，关键是敢于解决问题”。（邵鸿：《在“纪念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谭其骧深受复旦大学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的拥戴，虽然由于年老体衰，在1983年成立的第六届支社委员会上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但在1986年成立的第七届支社上又被推选为顾问。1983年，谭其骧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顾问；1988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参议委员会委员，直到1992年8月28日与世长辞。在谭其骧病危的时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曾给华东医院批示：“对于有特殊贡献的谭教授，应予特殊照顾，特事特办，以充分体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的同志可能担心攀比问题，但在学术上和贡献上又有哪位可与之攀比呢？”（谭德玮：《爹爹百岁诞辰纪念》）

四

谭其骧是一个卓越的学者，在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部鸿篇巨制的过程中，他对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疆域作了科学的界定，并将沿革地理发展为历史地理学，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有独特见解，如对历史上黄河河道的变迁及多灾的原因、历史时期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变化、海河水系的形成和演变、上海地区成陆的过程等都有深入研究。他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也有一些开创性的成果。

谭其骧之所以能在学术上有这么大的成就，据他自己总结，有下面几条经验可供年轻学者参考（谭其骧：《谭其骧自传》）：一是“一旦认定了一个方向之后，就该锲而不舍，终身以之，切不可见异思迁，看到哪一门走运了，时行了，又去改行搞那一行”。二是要“勇于独立思考”，“不迷信”。“前人说的，权威定的，当然应该充分重视，但并非都是对的，更不是不能更动的。只有不迷信，才能发现问题，才能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三是师生合作，集体研究，培育英才。这方面他举了上世纪30年代与顾颉刚合作创立禹贡学会和创办《禹贡》半月刊的例子，也举了50年代以来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例子。四是要“肯下功夫”，练好基本功。

早在1947年初，谭其骧就曾写道：“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明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葛剑雄：《禹贡传人——谭其骧传》）在此后40多年间，尽管经历了一次次急风骤雨，以至“文革”十年浩劫，但他始终恪守学术求是求真的原则，一生都坚持“说真话，绝不说假话”(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

谭其骧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通过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指导研究生（我国首批2名文科博士就是他培养的）,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继谭其骧之后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的邹逸麟回忆说，当年二十出头的他“对于历史地理完全是个门外汉，名为助手，实际上做了近一年的‘学徒’。”他的同事们的经历莫不如此。“如今，编稿组的主要成员都成了研究所的宝贵中坚，整个队伍的专业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复旦》（校报）1990年10月24日《造就辉煌巨著的研究所——访历史地理研究所纪实》)谭其骧教书育人，不仅向学生传授学术知识，而且注重培养他们严谨治学、团结合作的精神。

曾有台湾学者指出：“谭其骧与顾颉刚在性格上可谓南辕北辙，顾颉刚喜爱团队工作，谭其骧喜爱个人研究，在《禹贡》半月刊时期，两人性格上的差异使他们各行其是。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一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而言，顾颉刚的主要成就在个人述作，谭其骧主要成就反在集体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不知是否上帝和他们两人开了一个大玩笑？”（吴鸣：《评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其实，这并非“上帝”开的“玩笑”，正是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谭其骧的思想不断进步，自觉地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摆在个人名利之前，所以，他能忍痛割爱少写个人专著而专注于集体的研究，并带动自己的学生和同事积极参与这种集体研究。尽管本文前面引述的谭其骧的一些言论难免会打下一些时代的烙印，但那的确反映了他不同时代真实的思想，展现了他不断进步的足迹。

作为九三学社社员的谭其骧，在政治上始终追求进步。长期以来，他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同心同德，在目标上同心同向，在行动上同心同行。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学习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发挥自己的历史地理学专长，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无私奉献。

认真研究谭其骧与中共长期“同心”、成功合作的个案可有多方面的启示。从民主党派成员的角度，必须要练就一身过硬的、他人难以替代的、能为人民所用的专长，更要乐意将这一专长自觉贡献给国家和人民；在对党和政府建言献策时，应该更多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能让党和政府感受到善意和赤诚；要加强学习，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从中共党组织领导人的角度，则对民主党派成员应该多包容、多宽容、多理解、多信任、多爱护、多保护，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专长。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夯实合作基础，使各民主党派永远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同心同德，在目标上同心同向，在行动上同心同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张晓鹏 作者为复旦大学企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通识教育研究工作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