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辅成（1873—1948），字慧僧，浙江嘉兴人，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他一生始终以推动民主宪政之实现为已任，殚精竭虑，诚如先生遗嘱总结自己“忠心为国”，“始终以法自持”，其孜孜以求与许德珩、张西曼、税西恒、吴藻溪、潘菽等九三学社前辈先贤追求的民主科学精神相吻合，汇聚成九三学社优良传统的特质。

一

先生所持的民主宪政思想，发端于对国家与民族深重苦难的身受，对满清专制统治的反抗。

纵观先生所处的时代，国家衰败、列强欺凌、生灵涂炭。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被迫割地赔款。期间，先生适遭兄丧，家国之劫让其痛切肺腑，痛感彷徨无助。后有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痛陈改革救亡，言辞激愤，先生为之钦佩感怀。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舰队侵入旅顺湾，强占旅顺、大连，公理为强权所侵。1898年7月，由于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与迫害，强国图存的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慷慨就义。国家与民族之不幸、仁人志士之鲜血，让先生极度鄙视痛恨满清专制腐败，感君主立宪太过渺茫，实必自发图强，于是立志革命、鼓吹民权，经常啸聚地方有志少年，评弹国是。

1900年，浙人敖嘉熊等在杭州成立“浙会”，开展反清活动。先生与之相熟。1903年，他们在嘉兴发起竞争体育会，强调强国必先强身，私下议论光复。敖嘉熊成为先生民主革命的启蒙人。是年，先生27岁，心存救国拯民之念，广为搜罗主张革命之新论译著，致力钻研。其中有邹容所著《革命军》，提出了中华共和国25条政纲，系统阐释了孙中山“建立民国”的设想，先生颇有心得，并深以为然。这应该是先生首次全面接触民主思潮。此后，先生思想也从皇权改良走向民主革命，认为没有彻底的革命，中华民族就没有希望，但又感到漫目踌躇、无从入手。

当时，许多救国民族精英荟集日本，共商大计。1904年，为了充盈思想，寻求真理，先生慨然东渡，初入东京警察学校，后转入东京都法政大学。在日期间，他认真研究明治维新与日本之崛起因果，对日本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比较，认为中国必须走民主宪政道路才得自强。1905年7月，先生服膺中山先生之革命主义，在日本加入由孙中山、黄兴创立的同盟会，矢志推翻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宪政的民国。

12月，先生受命回国，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不久即返回嘉兴，积极筹划起事。他认为，要缔造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宪政的强国，扬眉世界，就要振兴地方、改革社会，从基础做起。有时他自编歌词，沿街敲锣呼唱禁烟鼎革，促同胞警醒。

1905年，满清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并于次年颁布九年预备立宪诏。各省奉诏模仿西方立宪制国家国会，筹设咨议局。为掩护革命，先生主动参与咨议局诸活动。1908年11月，他主持由商会、劝学所共同发起嘉兴秀水县咨议局筹备选举，并先后当选秀水、嘉兴咨议局议员，浙江省咨议局纠察员、候补常驻议员、审议长，满清资政院浙江籍议员，屡屡强调议员“宜为人民请命”，而不“为官员曲谅”。咨议局的活动让先生有了实践民主宪政的最初机会。

要实现民主宪政，首要必须建立“民有民享政权”，为此，他与秋瑾、徐锡麟等在西湖白云庵等地频繁接触，密商光复大计，发展同盟会、光复会会员，壮大革命力量。1907年，他们协议由徐在安庆发难，江浙两省同时响应起事。事泄，秋、徐从容赴死。1908年3月，敖嘉熊被清廷暗杀。面对形势险恶，先生不惧其难。当年12月，在上海筹议举事计划，由于党人刘光汉告密，满清上海道突出搜查会议点，先生易工人服装走脱。以后曾与陈其美、于右任、谭延闿、戴季陶、陈英士、张群等人在同盟会据点天宝客栈集会。至深夜，同盟会员籍商团团员持枪怀弹以卫。

为备武装起义骨干之亟需，1911年6月，杭垣国民尚武会在杭州成立，先生被推为副会长。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明确提出“以推翻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主张，契合了先生之思想。

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先生加入光复会。次月，杭城光复，浙江军政府成立，先生被推为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上任伊始，以实施民主宪政为先，先生电告各府军政分府迅派代表4人到省，组织临时议会。再除中国封建两千年之地方牧首兼理诉讼之弊，在县一级设审检所，以专门法律人士充职，令行政“不得干涉司法。”后改任民政司司长，强烈反对会党干预政体，强调“对于议会所表示之意思，自应绝对服从”，“共和国人民权利一律平等，对于行政官厅均有请愿、建议、诉愿之权。”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先生与沈钧儒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强调以共和体制为宗旨。8月，因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有违中央，被袁世凯撤职。国民党成立后，先生当选参议，任国民党浙江支部支部长。

1913年1月，先生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第一次进京，6月当选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7月，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解散国会。由于先生多次抵牾袁的独断专行，为其忌恨。8月，以反对政府为由，下令逮捕，后拘押安庆3年，刚释放他就誓言：“将来政府如有不法行为，辅成固不敢放弃其责任。”。他曾与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出席驻沪粤议员茶话会，总结认为，“民国三年之党争，绝非党争，乃国民与袁世凯之恶政争。”。

1916年8月，先生复任国会议员，第二次进京。当时许多议员争相入阁，也拟请先生出任交通部次长。但先生坦言：“国会制定宪法实为最高之造法机关，其尊荣殊过于行政升官。”其后，他参与发起宪政商榷会，明确以“促进宪法之速成为宗旨。”还多次出席各政团协商会，宪法审议会，涉及人权保障、省制等项，逐一进行讨论。

1917年6月，受张勋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9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号召护法。非常国会会议在广州召开，先生当选众议院副议长。在任期间，他先后主持宪法促成会、组织护法后援会，组织制宪，极力主张并奔走南北和议，希望籍此维护《临时约法》、推进民主宪政之实现。后因与孙中山推行总统选举政见不一，自行去职东返。“五四”运动爆发后，先生在上海非常焦虑，要求嘉奖学、商、工界之力争，与林森等人要求北廷释放学生，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此阶段，先生对独裁复辟、武力干政、军阀混战、国会解散、《天坛宪法草案》两度夭折，自己几赴黄泉，特别是南北内讧纷争，旧国会褚寓、政学系，照霞楼、五十号、石行会馆、新新俱乐部等派系林立，又屡遭兵侵，流离粤、港、沪、滇、渝，如是种种，实感心力交瘁。

他强调内争一日不息、宪法一日不定，则国本一日不固；和平“必衷于法律，期以永久”；盖民主国之精神，厥维法律之不存，国无所附。他还检讨自己：本席系国会议员，十年制宪不成，很觉惭愧。

三

在浙江，先生向浙督提出“不抵触国宪范围”，“自定省宪，实现地方自治”的建议，强调“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民族繁杂，各省民情习俗，各不相同，欲集一部全国性的宪法，困难很多，主张各省自订宪法，实行自治。中央政府仅管军事、外交，地方政治不应插手”。这就是所谓的从省、联省、再到全国制宪的“联省自治”政见。

1921年5月，鉴于民国无宪无法之故，纪纲废驰，变故迭作，浙江省“不受官厅拘束”，在全国率先成立宪期成会。先生主持期成会会议，在上海与章太炎等人拟就了促进浙江自治方案。发起成立并任省宪起草委员会主稿员、省宪协进会干事，参与起草审议省宪。《浙江省宪法草案》参照湖南省宪，就省务院组织、省长选举、三权分立、人权保障、军备、妇女平等诸问题作出了若干规定，与湖南不同的是明确有党籍者不得当选最高法院院长。

7月，浙江省宪法会议开幕，先生当选副会长。9月，浙江省宪法会议宣布“浙江省宪法告成”，先生当选为宪法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以后，先生不顾国内反对之声，发起成立省宪同志会。

5年后，以先生为主席，省自治法会议正式公布浙江省自治法。又组织联治促进会，强调：“非励行省宪，无以发奋图存；非联省自治，无以实行统一。”并就任全国地方自治协进会副会长。这既是先生执着之处，也是先生迂阔之嫌。如先生后来所言：无健全之政府，即使宪法制成，亦不过死条文而已。

1922年6月，黎元洪暂行大总统职权，下令恢复国会会议。8月，先生以“促成宪法之计”，第三次进京，在众议院副议长之职落选后，专意于宪法起草审议。一年后，因曹锟、冯玉祥武力干政，先生率部分议员追随黎元洪行赴天津，再迁上海，不久即作云散。

1925年1月，段祺瑞担任执政，先生第四次进京，邀请为善后会议会员，任军事、法制组会员。在善后会议上，他提出自己精心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极力倡导委员会制，建立联治制度，由于不合时宜被搁置。会议结束后，先生怏怏返回浙江。

四

北伐战争开始后，以先生为总干事，于1922年6月成立的“屏除党派之私”的全浙公会积极调停南北，并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以自保。他还与南北名流发出呼吁和平电，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痛斥“国民肇始，十有五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约法主权在民，而民无权，独军有权，官有权，由不如称为军国或官国之为愈矣。”

1927年1月，国民党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在宁波成立，设政务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先生等11人为委员，正式接受国民政府暨蒋介石领导。原定主席张静江、代主席蔡元培均未到职，以先生为代主席。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政务委员会行使职权，先生兼民政科长，实际主持省政。在此期间，他与中共宣中华等2名共产党籍委员合作愉快。4月11日，蒋介石暴力解散省政府，屠杀宣中华等人，逮捕先生及委员沈均儒，也欲加害。由于蔡元培等人极力营救，方得幸免。

事后，先生于官场再无恋栈，一意以推动民主宪政之实现为已任，兼程并进，锐气不减。不久，他当选为国民会议代表，于5月出席了南京“国民会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先生积极参加救亡运动，于12月在上海参与发起由全国16省500多名爱国人士组成的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与黄炎培、沈钧儒、熊希龄等同仁致电国民党一中全会，要求明令允许人民自由组织团体或政党。组织人民代表机关，决议宪法会议选举法，组织宪法会议，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浙江国难救济会成立，他当选为常务理事。1932年3月，他与王造时等4人被推为国难会赴京请愿代表，面见汪精卫，执言“结束党治、实施民治”。他强调，国难当头，尤其要“禁止国民党各级党部压迫民众，并保障人民结社、集会及一切自由。万不宜复袭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籍此可见，作为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于民主宪政，先生只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而绝无一党之私、一人之利害。

1938年7月，先生被国民党中央遴选为国民参政会浙江省籍参政员，以后连任四届。在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他以自己在浙东组织民众开展保家卫国的经历和体会，认为保甲制度是束缚民众抗战的枷锁。在会上，他提出《从速实行下级自治，以发动民众当兵自愿案》。此案主张推行乡村民主，“乡村里的保甲长完全要民选，完成乡村自治制度”，有动摇国民党独裁统治基础之嫌，以致蒋介石亲自致函参政会议长汪精卫，要求发动“本党参政员在会予以驳斥，毋令通过”。尽管如此，先生仍不计得失成败，屡砺其志，呼吁以民主宪政之实施，谋国共合作、全民族团结抗战，并最终实现抗战胜利、国家进步和平之举。

五

1939年2月，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召开。社会各界希望通过会议，真正实行民权、民生主义，推进中国政治民主，使抗战建国由希望变成事实。顺应这一要求，先生与许德珩、沈钧儒等51名参政员在会上联名提出《提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该案提出中国政治应以民主法治为基础；要求政府行动法律化、政府设施制度化、政府体制民主化；淬砺民主法治之精神，确立民主法治之制度，以期训政早有实质的成就，而为宪政预立稳固的基础。提案直接触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继汪精卫任议长的蒋介石作开幕讲话，将会议重心圈定于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由于先生、包括部分国民党在内的各党派参政员的积极努力，重心转于民主政治问题。蒋介石不得不有所顾忌，将民主政治问题作为他闭幕词的唯一主题，但同时强调“政府是国家权力之寄托者”，人民的权利就是接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陈词滥调。以会议成功召开为起点，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开始酝酿。先生则以“老当益壮，起立（发言）次数最多”，被国民党军统列为“联治派”侦查重点。

在一届四次会议上，中共与其他中间党派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主而利抗战案》等涉及民主宪政问题7案。先生以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之立场，积极附合，提出“在选用才上，必须大公无私，不存党派成见”建议。围绕民主宪政，进步与顽固势力“唇枪舌剑，各显身手，好像刀光闪烁，电掣雷鸣”。大会最终通过《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根据大会决议，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指定褚辅成等19人组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

国民党形式上的退让，让各中间派别仿佛看到了开国大、制宪法、行宪政之实现可能。于是，各党派、社会贤达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10月1日，先生与沈钧儒、张澜等12参政员假重庆市银行公会，邀请社会贤达，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等一百多人，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并乐观地表示，“政府已有在短期内召开国民大会，及九个月内制定宪法之决定”。在第二次座谈会，先生以“宪政的意义”、“宪政和抗战建国”为主题，发表演说，让大家认识“即将到来”的民主宪政：“人民参政就是国家大事要由人民来决定——通过代表人民的议会。所谓议会政治就是宪政。”强调“只有人民参加了政治，人民的力量才能彻底动员，最后胜利才有把握。”先生还满怀信心地感言“实施宪政，根本上已无问题。”为此，他积极参与筹备成立宪政促进会，意在推动制定一部真正民主的宪法，实行宪政。黄炎培与先生应蒋介石之邀，面谈宪政问题，也认为“蒋公态度极恳切开朗。”

受此鼓舞，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召开座谈会，邀请先生演讲。其他青年团体，以及重庆27个妇女团体也先后进行座谈，讨论宪政与抗战、建国、青年、妇女等的相关关系。民主宪政运动进一步向全国各地发展，成都、桂林、延安等地，乃至沦陷区上海积极响应，纷纷发起成立宪政座谈会、宪政促进会等组织。

但国民党阻挠民主、坚持一党专政的本质是不可能改变的。他们封锁报刊，不允许出现“宪政”字样，散布“抗战与民主，根本是两个不相容的东西。”在1940年4月召开的一届五次国民参政会上，作为蒋介石钦命的宪政期成会的唯一成果，由先生参与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及附带建议 “并送政府”，此后再无下文。

至此，中间势力苦心希望和努力的第一次宪政运动归于沉寂。几年后，邹韬奋评价：“现在拜读当时（《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恍若说梦话。”

六

由于国民党压制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引起国内进步势力、国际反法西斯盟邦的强烈不满。为抒缓民意、粉饰独裁统治，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所谓“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即立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施宪政”决议，并于11月成立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下的宪政实施协进会，指定先生为会员。

与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时隔近4年，面对国民党放出的烟雾，中间派人士再次感觉到希望。先生原本于民主宪政从不气馁，1944年1月，他与部分党派人士创办了《宪政》月刊。其他各党派团体也纷纷仿效，创办刊物，举行座谈会，宣传民主宪政，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民主宪政运动舆论声势。成都、昆明等地贤达人士也纷纷举行宪政座谈会，计商推进。第二次宪政运动勃勃兴起。

1944年9月，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召开。为使会议成功，先生联名黄炎培等预造声势，会前发表对时局主张，呼吁“使人民渴望之民主制度及早实现”。在会上，中共参政员林伯渠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这一主张为民主宪政增添了实质内容，得到先生等中间人士的强烈支持，推动了民主宪政运动的新发展。

9月，在重庆的各党派各阶层代表500余人隆重集会，一致要求响应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改组政府。10月，先生参与发起追悼杰出民主战士邹韬奋大会，与会各界人士800多人，一致遣责国民党法西斯专政，表示要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实现而奋斗到底。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鼓吹联合政府的政治动员大会。

民主党派、中间人士与中共的齐声唱合，让蒋介石深感“社会反共心理渐趋瓦解，政府也渐陷孤立地位”。为挽颓势，1945年5月，他在国民党六大上贸然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以便通过宪法，实施宪政。中共则鉴于国民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意图一手包办国民大会，决定抵制可能通过国民大会有关事项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

作为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先生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共团结合作，在政见上与中共有颇多相近之处，并始终以“友党”待中共。为促成中共出席参政会，1945年7月，先生与黄炎培等6名参政员赴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共商国事，达成“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致意见。7月7日，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如期召开。由于中共在会场外大力宣传，先生等人在会场内积极响应，会议决议没有明确国民大会的日期、代表、职权等，仅送交“政府斟酌情形决定”。国民党召集、进而操纵国民大会的步伐被迫放缓。

中共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也引起美国政府的极大兴趣。抗战胜利后，在他们的斡旋下，国共在重庆进行谈判，达成《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在全体民众的关注下，根据协定，1946年1月10日，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召开。

此前，先生作为召集人，与许德珩、张西曼、吴藻溪、潘菽等发起筹备成立九三学社。筹备会发表《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强调“这个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对会议进行声援。5月4日，九三学社正式成立，明确提出 “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争取人民之基本自由” 之主张。先生当选为理事、常务理事。此后，先生复员上海，于6月12日发起成立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任主任理事。

1946年11月，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召开没有各党派意见一致前提下的国民大会。作为特邀代表，先生原本抵制，但为谋求和平建国之可能性，抱持“愿为民主实现而拼老命到底”的誓言，出席大会。当看到情势无可逆转时，先生愤然提前离会返沪。以国民大会召开为标志，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起于蓬勃，最终归于失败。

先生心犹不甘。在他的倡导下，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11个在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对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并公布《宪法》表示坚决反对；1947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上海发表纪念周年宣言，无所畏惧地疾呼：“因为主张民主，所以我们反对独裁、反奴性、反帝国主义侵略。因为主张科学，所以我们反对盲从、反复古、反一切的封建作风。”

1948年3月29日，先生带着对有生之年未见中国民主宪政之实现的遗憾，带着对“国事蜩螳，兆民涂炭”时局的忧虑，凿凿呼号着“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诤言，离开人世。今天，我们强调弘扬九三学社民主与科学的优良传统，就不能不论及民主宪政运动，论及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先驱褚辅成。

参与文献：《新华日报》，1939——1945，中共中央南方局；《科学运动文稿》，吴藻溪著，1946年，农村出版社；《中国党派》，1948年，中联出版社；《重庆抗战丛书》：《国民参政会》，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1993年5月，重庆出版社；《褚辅成文存》，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11年1月，中国文史出版社；《褚辅成年谱长编》，王天松编著，2012年3月，中国文史出版社（郭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