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辅成
1946年2月15日，“兰溪县私立辅成中学”在县城西边的横山之麓诞生。这是兰溪历史上第一所同时设立高中、初中部的完全中学。这个学校的出现，和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褚辅成先生以及他的儿子——曾任九三学社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褚凤仪先生有着很深的渊源。如今，看着发黄的纸卷，追思前事，倍感前人的艰辛与不易。而这段历史，却鲜有人知。故而不惴浅陋，试着钩沉一番。
上海沦陷之后，上海法学院在公共租界坚持办学，由于褚辅成院长到内地奔走国是，从事抗日民主运动，院务由褚辅成的二子褚凤仪教授代理。为了使学校不致再遭战乱，保存民族科学文化实力，褚辅成先生多次指示作应变之策，敌骑一至，弦诵立停，准备内迁。院长褚辅成，教务长沈钧儒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兰溪交通便利，可守可退，较为理想；同时考虑到这一带尚无大学，许多有志于进高校深造的青年，也可就近上学。于是他们找到家在兰溪杨塘的校友，时任上海法学院讲师的俞瑞鹤商量，俞瑞鹤当即表示义不容辞，愿为母校的安全内迁而竭尽全力。1941年9月间，俞瑞鹤和会计主任、教授霍铭阶（褚辅成先生女婿）首先来到兰溪杨塘村。经过短时间的努力，成立了“上海法学院驻兰办事处”，积极筹备迁校和招生事宜。褚辅成在1942年3月18日致侣琴函中写到：“明馨小女一月廿七日子宁海函告法学院，校址已觅定兰溪西塘俞家祠堂。”（此兰溪西塘当为兰溪西乡杨塘之误。）接着总务主任、数学教授杨次廉等来兰，把俞家借用的部分房子加以修理，作为教室和宿舍的准备工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日军进入租界，上海法学院在公共租界内的校区已无法继续开课。“（代院长褚凤仪）通过教务处主任胡珍楷关系，在兰溪拍发电报向褚院长和教育部长请示学校内迁兰溪开学，褚院长复电赞成，教育部且允拨助迁移费五万元，于是学校决定迁兰。”（褚辅成专辑第125页）
上海法学院及附中的师生分批内移，于3月底筹备就绪。褚凤仪也在1942年4月11日到达兰溪。1942年4月15日，学院及其附中在当地招收的学生共200余人，在杨塘恢复上课。褚辅成先生曾于1942年4月14日致函侄婿侣琴（金国宝）讲到这一情况，：
前日接仪儿电告“佳日抵兰，新生二百，四月十五日上课。”查东南联大须至暑假后开学，法学院今已招生上课。事实上已经不能合并，已函复新之先生矣。
（按：1942年1月1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20多所专科以上学校合并建为东南联合大学，校址选择在浙江江山、闽北建阳，并拟暑假结束开学。然上海法学院在4月已经在兰溪杨塘上课，故而褚辅成先生说“事实上合并已不可能。”）
然而在1942年4月，日军发动了旨在打击浙江省国民党军队，摧毁主要航空基地，防止美国飞机利用轰炸日本本土的浙赣会战。金华、兰溪、衢州等地区遭到日军轰炸，5月 28日兰溪被日军攻占。学校师生在敌机轰炸下被迫西溯钱江，冒雨步行离开兰溪，一直走到浙江常山、开化一带才获得一息安顿。学校还要坚持下去，为此褚风仪代院长决定将学校迁往安徽南部的屯溪。他将此事向远在后方的褚辅成先生汇报。得到了褚辅成的大力支持。这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褚辅成致侄婿侣琴（金国宝）的信函里可以看出：
侣琴贤侄倩如晤：顷接仪儿（即褚凤仪）电告，已抵浙江严属遂安县，寓简易师校附属小学，请教部拨款救济。兹已电请陈立夫部长拨款，交新之先生（即钱永铭，民国财政次长、中央银行理事）设法汇去，附上致新之先生(望先启阅)一函，烦即持往面交，请其打电话催问陈部长，一面先垫五千元，速。辅附去支票五千元，共汇壹万元至屯溪浙江省银行，如在遂安设有办事处，托屯溪银行转汇，(党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杜棣华，机关设屯溪或可托其设法)交仪儿救急，辅之名章留存，小儿一飞（即褚凤华）处如须出具收据，望向其取用汇款与领款．均托贤侄倩与新之先生商办。并乞电告仪儿，以免悬盼。遂安电报如不通，由屯溪转。专此。顺颂暑祺。褚辅成启。七月十四日。（据褚辅成书信手稿，收录在《褚辅成文存》第550——551页）
而当时沦陷区爱国学生为摆脱敌人奴役，纷纷奔赴内地求学，学校生额骤增。当法学院与附中决定迁到安徽的屯溪去，附中的一部分浙江籍学生，家长不放心自己的孩子离家远去，也供不起学费、盘缠和生活费，因此就没有去屯溪。为避免这些学生中途辍学，俞瑞鹤秉承褚辅成院长的意愿，放弃屯溪的讲师工作，毅然回乡奔走，终在1943年8月，于寿昌县（今建德）更楼附近的干溪方村，建成“私立上海法学院附属中学浙江分校”（下称附中浙校），由褚辅成兼任校长，俞瑞鹤任主任，负责全面校务工作。1944年2月又迁兰寿边界的达摩岭规模比较大的云霞寺。1945年8月，附中浙校再迁诸葛镇，借丞相祠堂为校舍进行教学，学生达到300余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褚凤仪即决定将在屯溪的法学院迁回上海。首批师生由褚凤仪率领于9月上旬回到上海，并立即向政府交涉要求将曾为日本海军机关占用已被军方接管的校园返还给上海法学院，到10月中旬学院已在原校址重新开学。
褚辅成也于5月30日离开四川返回上海，重新担任上海法学院院长。当时，“私立上海法学院附属中学浙江分校”的善后问题就成了褚辅成先生异常关心的事情，于是电邀俞瑞鹤到上海磋商。
劫后的上海，百废待兴。俞瑞鹤看到正在修缮的法学院校舍，心中百感交集，国土重光的喜悦在心头激荡，再次来到法学院，再次见到敬爱的褚院长让他激动莫名。走在法学院的校园里，那一张张年轻而富有朝气的笑脸，让他不由得想起临行前兰溪乡间的那些期待的目光，想起那些担心学校迁去上海而又面临失学困境的学子。
面见褚辅成院长的时候，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自从抗战以来，敌踪所至，学校多半停顿，士子半多失学。就算是当地有一两所中等学校，又因为经费的原因，名额所限，很多青年仍旧面临失学的困境。而兰溪人口繁盛，中心小学有三十余所，每期毕业的学生有千余人，而只有县立初中，私立担三初中招收200余人外，失学的人还有很多。再加上邻县过来投考的学生，又占去一部分名额，本县学生得以升学的更是寥寥。再说初中毕业生，每年毕业的人数不下200人，除少数升入金华、衢州、严州等省校高中部外，邻县龙游、汤溪、寿昌、浦江等地又都没有高中设立，想要求学，势必要负笈远道，担负加重，因而失学的人就更多了……”讲到激动处，俞瑞鹤洪亮的声音都有点哽咽。
听着俞瑞鹤的讲述，褚辅成陷入了沉思，脑海里又出现了抗战时在后方见到的失学士子那种迷惘的眼神……现在国土重光，刚刚经历战乱的国家需要在废墟上重建，重建就需要人才，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如果附中浙校迁来上海，造成那么多青年失学，岂不是我们的过错了？况且俞瑞鹤又是如此地热心。抗战是的附中浙校的成绩有目共睹，堪托大任！
经过大家的讨论，最终决定将学校改为独立的完全中学，定名“辅成中学”，并将“附中浙校”所有校具图书全部移赠。一来解决兰溪当地学子的求学机会，二来也作为对上海法学院一度迁校兰溪的纪念。
俞瑞鹤回兰溪之后，马上着手成立了11人组成的董事会，制定章程，由姜卿云(上海法学院毕业)任董事长，时任法学院代理院长（褚辅成次子）的褚凤仪，江苏省监察使吴绍澍(上海法学院毕业)，浙江省党部监察委员四区专员李楚狂(上海法学院毕业)、浙江省民政厅长阮毅成（曾任上海法学院教授）、参议员陆初觉(上海法学院毕业)，兰溪参议会议长吴志道、俞瑞鹤等10位社会知名人士为校董。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捐募了学田四百十一亩，山地二百二十四亩；在兰溪西横山山麓建成大小楼房十五间，平屋二十四间；董事长姜卿云将办在横山的一家酒精厂房8座44间房亦悉数捐出充作校舍，图书、仪器、药品也都已到位。1946年2月15日，“兰溪县私立辅成中学”校钤正式启用，学校从诸葛迁到横山开学。计划招录高中部春一新生50名，初中部春一新生100名。自此，兰溪历史上第一所同时设立高中、初中部的完全中学在横山之麓诞生。1947年8月，由于学生人数激增，在城东租借严氏宗祠，单独设立高中部，当时有三个班130名高中生。解放后，辅成中学于1949年8月并入担三中学。
我的脑海仿佛出现了一幅画面：辅仁中学的所有师生都站在司令台前，台上，俞瑞鹤先生正在演说，他神采飞扬，意气风发，声音异常兴奋，“我们的学校能够开学，得力于诸位校董的多少努力；我们的学校以辅成命名，寄托了上海法学院褚辅成老院长多少殷切的期望！唯望我辅成学子认真学习，立志成才，不负院长之望，不负校董之托，不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台下台上都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兰溪县私立辅成中学和民国时期创办的兰溪县私立担三中学、兰溪县立简易师范、兰溪县立初级中学四所学校都是现在兰溪市第一中学的前身。到今天，兰溪一中从简师算起已有八十周年的办学历史，私立辅成中学的诞生也已经有七十周年了，岁月流转，白云苍狗，虽然各个学校已经合并成一个学校，然办学校的精神不变，为学子的公心永存。如若褚辅成先生父子二人泉下有知，一定也会为现在兰溪一中感到欣慰吧。（朱之辉 浙江省兰溪市聚仁教育集团聚仁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