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是九三学社社员，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古典文学和文献学家，古籍整理专家，曾为中华书局总编、中央文史馆馆员。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治学严谨、不慕名利、奖掖后进，是当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于1月23日故去，本刊发表此文，以为纪念。——编者按
2016年1月23日傍晚，正是北京市最严寒的一天，那天我正在参加北京市政协2016年的年会，突然收到在美国纽约访学的傅先生的开门弟子、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卢燕新发来的一条微信，说傅先生于下午突然去世，当时不胜惊骇。前几天，我还和教研室的谷曙光老师说好放假后去探望傅先生，不曾想先生遽尔离世，令人深感世事无常，悲惋莫名。
近几天，悲痛之余，不禁回想起与先生相处的时光。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后，硕士阶段师从蔡钟翔教授专攻中国古代文论，但是对于傅先生的唐代文学研究，早就仰慕已久。傅先生卓然大家，学术淹博，文史兼通，他的唐代文学研究，从科举制度入手，考论唐代文学，特别是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对于我的魏晋南北朝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多所启发，受益匪浅。
不过，我与先生的正式接触与交往，是他在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2005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后，傅先生作为最早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正式成为我们的教师系列，此前傅先生一直在中华书局任职，活跃于学术界，成为学界领军人物，但是正式进入高校任教，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却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教的岁月中。
2006年秋天，傅先生正式在中国人民大学招收了博士生，同时给学生讲课。当时我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院长，分管本科教学与研究生培养。傅先生第一次参加博士生复试时，我是复试小组组长（导师本人不能任组长），经过认真复试，傅先生首次招收了开门弟子卢燕新，他是西北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傅先生尽管此前没有带过研究生，但是作为博导，他为我们这些博导树立了榜样。傅先生对于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付出了无数的心血。他与卢燕新的师生之谊，令人感动。傅先生在文章中，多次提到他与卢燕新的师生之情，而卢燕新也多次对我提到傅先生对他的学术与人生的帮助，其情其景，非笔墨所能尽述。
在傅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卢燕新不负师恩，刻苦努力，自强不息。3年读博期间，他在《北京大学学报》、《文学遗产》等知名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他的博士论文《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经过傅先生的指导，在唐代总集与文学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评审与答辩时我也参加了，获得专家与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并被列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国学文库正式出版。更令人欣喜的是，经过各方的评审与推举，卢燕新的博士论文获得2011年度全国优秀百篇博士论文奖。虽然中国人民大学很早就有文学院，后来国学院也有古代文学学科，但正式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实现零的突破的，却是傅先生指导下的卢燕新的这篇博士论文，其间灌注了傅先生多少心血与努力！一年后，傅先生的另一名博士生鞠岩也获得了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的荣誉。可以说，傅先生对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文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傅先生的学问与为人泽溉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为我们国学院的学科建设起到了引领作用。我们每年古代文学博士生录取的复试，都由他来主持。我的博士生的博士论文答辩，也是由傅先生来主持。傅先生对于学生，诲人不倦，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譬如有位博士生的论文题目冠之以《汉末士人活动与文学批评》，傅先生指出还是用东汉晚期比“汉末”更为准确，他还专门带来了以前写过的一篇论东汉晚期建安文学的论文来详细说明道理，使大家很受教益。
傅先生对于我的学术研究也有着许多帮助。他在晚年时，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有着清醒的认识与深远的规划，国学院的另一特骋教授薛天纬先生曾称傅先生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总设计师。傅先生认为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创建了一种很好的研究模式，为此他编著了《唐才子传校笺》，这本书是唐代文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傅先生认为在这本书的基础之上，可以继续开拓历代才子传笺证的模式。在他的倡导与组织下，经过众多学者多年的努力，《宋才子传笺证》于2011年由辽海出版社出版了，并且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有一天，傅先生在国学院对我说，他打算编一套《先唐才子传笺证》，分为《两汉才子传笺证》、《魏晋才子传笺证》、《南北朝才子传笺证》三卷，南北朝卷让清华大学孙明君教授担纲，魏晋与两汉卷则让我来承担。说实话，我当时既在国学院担任繁重的本科教学与研究生培养的行政事务，又承担着许多科研项目，实在无力再延揽其他项目。出于对傅先生的尊重，我还是答应了下来。两汉卷联系了许多合作者，都无功而罢，只有魏晋才子传笺证，与学生们勉力而为，几年下来，基本完成了初稿，国学院也列入了出版资助的项目。
傅先生非常关心此书的进展，经常打电话问起书稿的进展，我力所能及地与学生一起去做。众所周知，魏晋时期的文士传记史料简略，与唐宋才子的传记写法不同，要经过细致而审慎地考辨，加以编年与笺证，实属不易，大家经常陷入困境，好在坚持不懈，积小成大。2013年底，我将自己与博士生合写的《嵇康传笺证》与《郭璞传笺证》，再加上作为全书样稿的孙明君的《颜延之传笺证》，寄给《郑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希冀发表，以征求学界的意见。幸蒙学报主编乔学杰先生的支持，在郑州大学学报上发表，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上转载，也算交了一份答卷。我将刊物送给傅先生看，傅先生阅后很高兴，电话中鼓励有加。但《魏晋才子传笺证》越做到后来就越感吃力，不仅资料上难，在理论上也不易解释一些基本问题。我一直认为，唐才子与宋才子都是科举制度下的产物，而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门阀士族与皇权分庭抗礼的时代，名士与才子的身份地位、创作心理，是很不一样的。因此，套用唐宋才子传模式是否允当，窃以为可以再商榷和考量。比如曹操、曹丕算不算才子，不算的话，那么有名的文学家不列入说不过去；算的话，一旦列入，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还有许多写作中的疑问，本想抽时间好好向傅先生求教，因为傅先生对于不同的意见，总是善于倾听，并且耐心解答的。但是由于傅先生患病，未暇讨教，而今傅先生过世，错过了求教的机会，真是遗憾。如今，唯有抓紧时间完成这本《魏晋才子传笺证》，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傅先生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特别是对中青年学者大力提携与帮助，他在学界有口皆碑，嘉惠学林。在与他交往中，深感先生热爱生活，平易近人，如同他的文章一样，深入浅出，如沐春风。在他任国学院特聘教授的8年之中，我与先生交往既有业务上的，也有私谊层面的。迄今为止，有两件事一直使我终生难忘。一次是2010年10月中旬国学院国文教研室到大连开会，傅先生那时心情很好，身体也很健康，我们担心先生身体原因不便远行，但先生坚持要与大家一起参加会议，在会上，傅先生不仅对于国学院古代文学的学科发展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而且在游览时兴致极高，他不仅与大家参观游览，谈笑风生，他的宁波话虽然有的老师不完全能听懂，但他的兴致却深深感染了大家，使那次的会议与考察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事后，傅先生还多次提到那次难忘的考察。我编著的《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在辽海出版社出版前，一直仰望傅先生作序，但又怕劳烦先生，最后只好作罢。但傅先生对于此项目的意见与建议，一直记在心上。去年，此书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也是与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
《文心雕龙》中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我在与先生接触时，常常能感受到傅先生对生活与学问的热情。2012年的金秋十月，重庆国学院成立时，重庆市政府聘傅先生任重庆国学名誉院长，我也被聘为副院长。主持工作的重庆国学院院长刘明华教授让我陪同傅先生一起赴重庆，我与傅先生一起同赴重庆，在重庆国学院的成立大会上，傅先生发表了编写重庆文学编年的设想，认为重庆国学院可以将其作为一项重大的项目来从事。记得那时正赶上傅先生80寿辰。詹福瑞教授虽然没有与会，但专门嘱托他在重庆的学生主持了傅先生的80寿辰，那天与会的多是唐代文学界的知名学者，我也有幸与大家一起参加了傅先生的寿诞。傅先生十分高兴，发表了生日感言，大家纷纷为先生祝寿。回京时，刘明华又让我陪先生一起回京。记得飞机在下午4点前顺利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我与傅先生一起坐出租车回家，由于顺路，出租车快到达六里桥中华书局宿舍时，我想送先生回家，傅先生执意不肯，于是我下车让出租车送先生到家，我下来后，再换车回家。现在眼前还时时浮现出先生在车窗外挥手说再见的情形，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思之怃然。
还有一次，是2013年的暑假期间的八月中旬，我与傅先生，还有清华大学的刘石教授等到山东威海参加一本教材的编写。会议结束后，我与爱人一起送傅先生回家。那天飞机到北京后，正赶上北京倾盆大雨，出租车到六里桥一带时，雨势正大，于是傅先生指挥司机穿小路，来到中华书局的老宿舍楼前，下车后，平地积水盈尺，我爱人打着伞，我紧紧扶着先生，冒着大雨，趟过积水，生怕先生滑倒，一步一步地走到中华书局老旧的宿舍楼傅先生居住的门栋前，摁响了门铃，直到听到对讲中传出徐师母的声音，我才与先生道别，总算松了口气。傅先生虽然当时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任过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又曾是中华书局的总编，完全可以使用公车，但他很少用公车，在人民大学任教时，从来没有用过一次学校派的车。他每次来国学院参加答辩或者博士生复试等工作时，总是坐公交车到人大西门，然后步行到国学馆。我多次提出让学生去接，傅先生也总是婉言谢绝。我记得每次早上9点前，他总是穿着那件土黄色的夹克外套，手里拎着购物袋，微笑着慢慢走进国学馆，然后开始与我们一起工作。
现在，每当从大兴家中开车经过西三环六里桥，去往中国人民大学时，或者从学校返回大兴家中经过六里桥时，常常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斯人已逝，然精神永存。（作者系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袁济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