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先生像 罗雪村绘

年前一段时间，一直忙着撰写一篇约稿。接到傅璇琮先生离世的消息，我十分讶异，心里突然一震，感到无限惊愕。印象中的傅先生还是我当年在中华书局工作时的样子——待人谦和，脸上充满微笑。

在我的脑海里，永远有这样的一幅画面，大约是2003年初秋的一个傍晚，我从位于六里桥的中华书局下班，在返回翠微路宿舍的路上，刚出中华书局的大门没多远，看到傅先生和夫人手里提着菜和馒头，在夕阳里走来，傅先生穿着衬衣，外罩着一件夹克，精神矍铄。

那是一幅多么美的画面啊，一代学术名家，生活如此淡泊从容。我骑着自行车，下车，恭敬地喊着“傅先生”，和傅先生的夫人打招呼。傅先生笑着，挥挥手，我又上车，朝着翠微路的方向继续赶路。

在随后的几天里，陆续收到了朋友转发的学界同仁悼念傅先生的文章，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总结了傅先生的治学特点及其学术渊源，南开大学卢盛江教授缕述了结撰《文镜秘府论汇校汇注》的经过以及傅先生高屋建瓴的擘画，北京大学杜晓勤教授回顾了为新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隋及初唐文学这一部分的条目时，得到了傅先生的亲切指点。一时间，微信中推送的悼念文章及消息，罗时进教授的，戴伟华教授的，等等，像雪片一样飞来，而网上的消息也在扩散着，看着看着，我就会怆然泣下。虽然傅先生已及杖朝之年，但是，如果天假以年，他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啊。1月26日下午，在出差的火车上，我以沉痛的心情，匆拟了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致傅璇琮先生治丧委员会的唁文。

予生也晚，未能有与傅先生同在中华书局共事的机会。等我于1998年7月到中华书局报到的时候，当初的局领导班子刚调整不久，宋一夫先生任总经理。傅先生那时已经退休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也是刚退休不久。那时傅先生还是常常去自己的办公室，几乎和正常上下班一样。记得我初到中华书局时，因为工作原因，到过中华书局副总经理崔高维先生的办公室。崔先生对我说，傅先生非常勤奋，文革结束不久即出版了《唐代诗人丛考》等著作，傅先生的《江西诗派研究资料》等，在学界也享有盛誉，钱锺书先生也甚为看重，且在其著作中有称引，这在当代的学者中是非常罕见的，等等。当时我在期刊编辑室，负责编辑《文学遗产》《书品》等稿件的编发，按照编辑部主任顾青先生的要求，我对编发的每一篇稿件都写了审读意见。因为我是新来的编辑，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熊国桢先生，特意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面授稿子编发的原则，嘱我继续努力。其间谈到出版社的编辑“学者化”问题，熊先生说，“我们这里，真正的学术带头人，是傅先生”，讲到后四个字时，熊先生用重音进行了强调。我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期间，虽然已久闻傅先生的大名，也认真拜读过傅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等大作，但是对傅先生其人，因为无缘得见，所以也就只能是“声遥闻而相思”。初到中华书局之后，通过崔、熊二位先生的交口称赞，对傅先生的学术地位增加了更多的感性认识。

大约在1999年春季前后，中华书局的编辑部进行了调整，我从原来的期刊编辑部调整到了古籍学术一部工作，该部门主要负责古典文学类稿件的编辑工作。当时我与刘尚荣编审、孙通海编审共处一间办公室。按照当时编辑部主任徐俊先生的要求，我接手了卢盛江先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注》的书稿，并写了审读意见。因为这个原因，我与傅先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那时的傅先生照常往来于办公室与自己的住宅之间，依然忙碌着，经常会看到他从信箱中取出厚厚的一沓资料或信件，匆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因为工作关系，虽然偶尔也到过傅先生的办公室，但是更多的时候，一般只是在单位与傅先生碰面时打打招呼，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单独接触过。不过，来到中华书局以后，每次因为审阅稿件，需要到单位的图书室查阅资料时，我几乎都要在傅先生为图书室书写的一首唐诗《次北固山下》的前面，驻足流连一会儿。傅先生的书法是典型的文人字，隽秀而不失力度，劲挺中又有超拔之气，透着浓浓的书卷意味。该诗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两句，被时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河岳英灵集》）。当时我想，王湾的这首诗是唐诗中的名篇，傅先生是研究唐代文学的一代名家，诗作与书法相配，也算是最相宜的了！

因为编辑《文镜秘府论汇校汇注》的书稿关系，大约在1999年夏季的一天，傅先生、卢先生和我一道，到中华书局外面的餐馆里小坐。卢先生向傅先生汇报了书稿的进度情况，也夸奖了中华书局的编辑，还谬赞我可以与他对话。吃饭期间，我转述了傅先生文章中的一句话，大意是“要为编辑争气”，傅先生当时很高兴，说一定要踏实做学问，编辑也可以成为学者，房子、金钱都是过眼云烟。正是从这次简单的谈话里，我了解到了傅先生致身于学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后来因为编辑部门的调整，我到了另一个编辑部，《文镜秘府论汇校汇注》也就转由其他同志做责任编辑了。

有了六里桥的小聚以后，我与傅先生的接触稍多了些，去傅先生的办公室时，每次都看到他在伏案工作。我知道，他或者是在回复学界朋友的信件，或者是在为学界同仁作序，或者是在进行编辑出版工作的规划，等等。那时的傅先生，照常很忙，几乎未曾一日或闲。每次我去了，也都是匆匆退出，实在不忍打扰。但是有一次，我因为编辑《教育部推荐小学生古诗词背诵篇目精解》一书时，其中有王湾的《次北固山下》，此诗还涉及到《江南意》，我想向傅先生请教，刚开始我有些踌躇，怕打扰傅先生的工作。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已是下班以后的傍晚时分。但是我知道，傅先生经常还会在办公室。我想了想，还是拨了傅先生的办公电话，电话里传来了傅先生清晰的带有宁波口音的普通话，傅先生很高兴。我向他请教，对这个问题，他倾向于看作一首诗还是两首诗。傅先生说，是一首诗吧。后来，我又给蒋寅研究员打过电话请教，蒋寅先生与傅先生的答复是一致的。对于后学的请教，傅先生永远是那么平易近人。有一次与辞书编辑部主任张力伟编审聊天，听张力伟先生讲起，他与傅先生一起去杭州参加学术会议，其间有研究生向傅先生请教做学问、写论文的经验等，傅先生当时回答得很干脆，说他本人就是找来16开的稿纸，有什么想法或灵感，随时写在稿纸上。这就是傅先生，没有架子，不做高深之语，实实在在，只是以自己的切身之法，告后学以最真切的学问之道。

与傅先生交往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在2000年，我为《中国图书商报》写了一篇关于王运熙先生的书评，题为《智者的隽永思者的快乐——王运熙先生与古典文学研究》，恰好在同一版面上，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刘石先生也写了一篇关于傅先生的书评。在中华书局办公大楼的门口，傅先生老远就看到我，说你写的那篇文章不错，很好。我知道，我的那篇小文本不足道，我更深知，这是傅先生的督促之语。但是，听了傅先生的表扬，我心里还是有些说不出的高兴，同时也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还要好好写，以不辜负傅先生的希望。第二天，又碰到傅先生，他问我是否手上还有多余的同期报纸，我告诉傅先生，我一定会将我手上的样报送到他的办公室。等我如约送给傅先生时，傅先生不断称谢。我既感动，又惭愧，举手之劳，如此微末的事情，傅先生却竟然如此感谢！傅先生的身上，体现了老一代学者待人接物的风范。与傅先生同辈的学人中，我接触过的曹道衡先生、褚斌杰先生，莫不如此。几位先生已先后仙归道山，临风怀想，能不怆然！

2011年，我调到中国海洋大学任教的第7年，傅先生向学校大力推荐其门下的一位博士生。有一天我接到了傅先生的电话，介绍这位博士生到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任教。为此事，傅先生多次打过电话，每次我给傅先生明确的回复时，他还总是不太放心的样子。努力提携后学，其情殷殷，于斯可鉴。再后来，傅先生因为青岛出版社出版《冯其庸全集》的事情，专程来过青岛，参加定稿会。我因为在外地出差，错过了向傅先生当面请益的机会。

傅先生学问宏深，非我之浅学所能道，且自傅先生离世以来，已有多位学人写过文章。我仅以自己的亲历见闻，漫成戋文，立此存照，以敬悼先生。2016年1月23日15时14分，在北京冬季最寒冷的一天，傅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留给后人的学术成果和学术风范，将一直温暖着我们的心灵。而我与傅先生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也定格为我脑海中永恒的画面。所谓“真人无相”，难道不就是傅先生最好的写照吗？傅先生千古！（作者：冷卫国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曾任职于中华书局）

人物简介

傅璇琮，著名唐诗研究专家、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历任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2016年1月23日，在北京逝世。傅璇琮先生一生致力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著述精深宏富。（载于《中国政协》2016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