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谨将个人当时的有关经历，以及数次会见孙中山先生的情景，回忆于下以资纪念。
一
我的故乡是江西九江府德化县(现为九江市)。清咸丰年间，我的一位曾叔祖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后来当了军帅，因而全家受到株连，不得不以“人丁散尽，家产尽绝”为名，迁到远离县城的僻静地方，隐居下来。到了我父亲时代，已是清朝季年，追查太平天国官员之事，渐渐松弛，他才参加府考，中了秀才，继而补为廪贡生。1905年停科举以后，他被推荐到浙江绍兴府当文案。1907年因徐锡麟、秋瑾一案，我父亲同情革命烈士，遂离职回到故乡。他后来在九江同文书院(又名南伟烈书院)任教，方志敏同志就是这个书院的学生。
我父亲从绍兴回来时，带回了一些革命书刊，如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邹容的《革命军》，以及章太炎的《qiú书》、严复译的《天演论》等等，这些对我的启发很大。
1904年，日俄战起。这两个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作战，清朝不惟不反抗，而且声明“保持局外中立”，实为最大的耻辱，为世界人民所非笑，我也感到耻辱。
十九岁那年(1909)，我考进了九江中学(其前身为濂溪书院)。学校里有两位曾经留学日本的教师，一为地理教师杨秉笙，一为图画教师王恒(是个举人，后来做了国会议员)。经他们的介绍，我加入了同盟会，并剪了辫子，立志改革。
辛亥年八月十九(即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之后，九月初三(阳历10月26日)九江相继光复。最初的都督是标统马毓宝，总参谋长是革命党人李烈钧，宪兵团司令是革命党人廖伯琅。九江一革命，我就以许础的名字投笔从戎，参加宪兵团。李烈钧不久推翻了马毓宝，继任九江都督。后来，李烈钧成立秘书处，廖伯琅就推荐我为秘书处的一名秘书。九月初十(阳历10月31日)南昌亦告光复。南昌首任都督为吴介璋，仅两个月就辞去了职务，继之者为彭程万，就职十多天当中“洪江会”闹得很厉害，彭不安于位也辞职不干了。后来，经江西省议会开会推选，并由孙中山先生任命，李烈钧遂由九江都督并升为江西都督。
次年，到了九江中学开学上课时，我又回到学校读书。1913年春，袁世凯刺杀了国民党理事、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国民党与袁世凯破裂。当年7月，李烈钧宣布独立文告于湖口，起兵讨袁世凯，“二次革命”战争爆发。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绝灭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心腹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写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使人深受感动。后来才知道这篇简短的檄文出自杨赓笙(字咽水，杨秉笙之兄)的手笔。我在各地纷纷讨袁的激励下，决计再次投笔从戎，于是第二次又来到李烈钧部，参加了他的湖口讨袁之役。
发动讨袁之后，不几天就发生了战争。袁世凯派李纯领兵至赣。李烈钧就命林虎旅长与之战于瑞昌、德安之间。开初，林虎部居于优势，袁军不敌。但是，后来由于袁军械精粮足，并且接连不断地增援，林虎部逐渐失利，两位团长相继阵亡，李部遂退到吴城，终于寡不敌众，吴城也陷落了。
湖口战役失败后，李烈钧出走，在黄兴的协助下到了日本。其他被捕和通缉者多人，被捕殉难者有徐秀钧等烈士。徐秀钧（号子鸿）是九江最早有革命思想的人。他1900年到日本，不久就到欧洲，常住英国。孙中山先生初到英国，蒙难出狱后即晤见徐秀钧。他是旧国会有名的议员，二次讨袁后，徐逃到天津租界，然后潜赴北京进行活动，不料走漏风声被袁世凯捉住。湖口战役失败，袁世凯派段芝贵继续攻打江西，并将徐秀钧押解回九江，我对徐秀钧久已钦佩，事件发生后，我为其各方奔走，设法营救，历来官怕洋人，因此我通过早期留美学生我的中学教师周太嬴、胡其炳(同文书院副院长)找到同文书院院长美国人库斯非出来搭救。他们听说库斯非非要出面营救，于是事先就把徐秀钧杀害了，并将其头颅挂在城墙上，数日家人不敢收尸。
这次战役失败后，军阀横行，无法立足，我于是离开九江，去到上海求学去了。
二
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是在1912年10月间，孙中山先生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1912年9月，袁世凯授以全国铁路督办名义，到南北各地进行视察。是年10月25日，应李烈钧之约，中山先生乘“联鲸”号军舰来江西视察，随行者有马君武等。中山先生到达九江后，当即换乘“西昌”号轮船晋省。李烈钧对中山先生来赣视察，事先作了一番周密的准备工作，欢迎仪式甚为隆重。
中山先生在南昌停留了四天，10月29日又回到九江，出席各界欢迎会。我以革命一分子身份参加。中山先生着重讲述筹划兴建铁路的问题。他表示立志在十年内修筑十万公里铁路，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当他演说时，有人问他这次回国带回来多少钱？他说，我回国之初，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时也曾说过，我不名一文，所带回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要以革命精神兴建铁路……。时间过去七十年了，中山先生的讲话和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年以后，那是1918年暑假，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为成立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我和另一位同学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南下活动。行前，蔡元培先生给我们写了介绍信，介绍我们到上海去看望吴稚晖(曾任北大学监，未到职)。8月间，经吴稚晖介绍，我们去莫利爱路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当时，中山先生因护法运动失败，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的职务，离开广州再到上海。中山先生在客厅里接见了我们。首先，我们对于北京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情况，以及组织救国会和为什么要成立国民杂志社的理由都一一作了介绍。中山先生对北京学生的爱国活动深表同情，对出版《国民》杂志加强宣传完全赞同，并讲了一些鼓励的话。记得在座的还有廖仲恺、朱执信、戴天仇(后改名戴季陶)等。客厅的一隅，坐着宋庆龄同志在打字。这是我第二次会见孙中山先生。
“五四”以后，北京学联会派我和黄日葵同志作为代表，又南下串连，扩大斗争，争取胜利。我们到天津、济南、武汉、南京等处联络，最后到达上海。
这时上海已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我们在上海积极筹备成立全国学联。鉴于中山先生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例如我们于“五四”被捕的消息传开后，首先通电呼吁“学生无罪”的就是中山先生；他并写信给天津学生联合会，赞扬青年学生的正义行动；还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学界代表，积极营救被捕学生等等，所以事先经廖仲恺先生联系，我和其他几位学联代表去会见中山先生，请他在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上讲演。中山先生在他的寓所里接见了我们，对我们抚慰有加，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界的斗争。我们把请他讲演的事说了，他当即答应下来。
全国学联成立之次日，中山先生应约到环球中国学生会讲演。在讲演中，他指出现在的中国正处在最危险的地位。北洋军阀毁弃约法与国令，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的21条款及其他密约，在此情况下，救国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维持本人在南京临时政府3个月的时间里，为民国所经营的诸制度；如不可能，只有重新革命，以尽去这些篡窃的人，荡涤一切旧官僚腐败的系统，而此条约也就当然否认了。记得他在讲演时，特别对党员温世霖、谢持等人的官僚作风、腐败习气和涣散状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对于五四运动则倍加赞扬，他说：试观这次学生运动，在很短的期间，收此绝伦的效果，由此可知结合起来的力量就会强大。中山先生的讲演，对学生运动是个很大的鼓舞。
全国学联成立以后，亦即1919年8月的一天，我和参加全国学联工作的几位同学，经与廖仲恺先生约好再一次去会见中山先生。不想途中一阵暴雨，及至到了中山先生寓所时，我们的衣服已被淋得尽透。我们向看门人说明来意，看门人说：“今天总统不会客”。我说：“我们要见的是革命的孙中山先生，不是见总统，而且是事先约好的，为什么不见？”廖仲恺先生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急忙走出来对看门人说：“他们几位是事先约好的，这是我的疏忽，没有早通知你。”接着就把我们让到客厅里坐下，并去通知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出来见面之后，廖仲恺先生见我们因被阻门外面有不愉之色，连忙说：“你们几位不是有问题要谈吗？我们现在就开始谈吧！”中山先生接着说：“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分别讲了个人的见解。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问中山先生有何方针和计划，等等。
中山先生的回答是：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现在，我想给你们500支枪，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如何？
我们就中山先生所谈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谈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当中有人说：“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应该告辞了吧！”一直坐在旁边的廖仲恺先生接上去说：“多坐一会，正谈到紧要的关头！”于是中山先生从容而缓慢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中山先生谈话的大意是：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轻视学生开会、示威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并且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个人很注意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意见和主张。
当我们告辞时，中山先生高兴地说：“我很喜欢这次痛快的谈话”。归途中，大家边走边谈，觉得这位具有倔强性格的革命家颇能倾听我们的意见。同时也感到，经过护法运动的失败，中山先生已经意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所以他提出要给我们500支枪，是绝非偶然的。
五四运动对中山先生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他在给海外国民党人的一封信里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就受到绝大的影响。反动政府虽然顽固恶劣，也不敢正面硬碰。”表明中山先生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所感受。
他对于我们创办的《国民》杂志和北大的《新潮》、《每周评论》甚为赞赏，所以指派廖仲恺、朱执信先生等，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附刊《星期评论》两种刊物，作为宣传民主革命理论的阵地，以“激揭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以后，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较前更有提高。他在同年10月的几次讲演中，批判和抛弃了曾经有过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等想法，明确提出今后“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革命就是“掘地底陈土”，彻底地打倒封建官僚、武人和政客的政治。中山先生继续前进了。
这次会见之后，我于1920年初即赴法勤工俭学，1926年底始行回国。这时中山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我一回国就在广州中山大学和他创办的黄埔军校任教，至今犹感荣幸。
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中山先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遗言仍然鼓舞着我们。中山先生晚年，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提出了革命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当前，为了实现和平统一，中国共产党希望台湾当局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遵从孙中山先生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教，以民族大义为重，走爱国统一道路，早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为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而奋斗。（原载于《人民日报》1981年10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