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九三座谈会是九三学社重要的历史节点，它是九三前辈先贤松散座谈第一次见诸报端的正式名称；同时，“九三座谈会”召开，明确成立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学术性党派组织——九三学社，并建立了名义上的领导集体，为最终成立组织、建立相对稳定、权威的领导集体奠定了必要的组织和政治基础。

一直以来，对九三学社前身的历史研究，重点着色于“民主科学座谈会”或“民主科学社”，而对“九三座谈会”很少提及，甚至在旧版和正在修订的《九三学社章程》中，缺省相关表述。九三座谈会是九三学社重要的历史节点，这一事实恰恰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究的。

其一，通过九三座谈会，九三前辈先贤松散性座谈第一次有了正式名称

九三前辈先贤是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精英和社会贤达。1944年下半年，日寇发起豫湘桂战役，兵锋一度直指贵州独山，陪都重庆震动。在国民党军队连遭败绩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对日妥协论调重弹，国民政府拟迁都西昌，先期工作陆续展开。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各大高校、工商企业等面临再度西迁。国家与民族、家庭与个人的命运何去何从，让九三前辈先贤忧心忡忡。为此，他们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座谈时局。

由于前辈们参与座谈的程度、时间、形式、目的等各有不同，就九三学社肇端的回忆也就存在差异。综合他们的回忆，大体来说，初始座谈成员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黄国璋、潘菽等人。据他们回忆：黄国璋作为许德珩夫人劳君展哥哥的朋友，在这一时期几次造访位于重庆主城的枣子岚垭雅园（实为“稚园”，为当时人所误读。为作者注，以下括号同）许家。潘菽与许德珩同属五四运动积极分子，同为当时32名被捕学生之一，出于这层关系，黄又约了潘菽，并与其他几位相同志趣者一起，漫谈国内、国际形势，探讨抗战局势，也为个人计，彼此有一些共识。以后，潘菽介绍与他经常在沙坪坝一起座谈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部分教授，如梁希、金善宝、涂长望、谢立惠等参加进来。

二是税西恒等大学教授。孙恭顺（税西恒的学生、原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委员）在《税西恒老师二三事》中回忆：（经税西恒留学德国同学、好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介绍）许（德珩、时任教育部督学）与税（西恒）（赴西南各高校）视察督学，在视察中，他们便结识了许多进步的大学教授和进步人士，日后便经常在西恒师家中座谈时局。经常聚集座谈的大学教授有许德珩劳君展夫妇、黄国璋夫妇、王克诚（吴藻溪）夫妇以及梁希、潘菽、褚辅成、涂长望、卢于道……等。

三是吴藻溪、褚辅成、王卓然、孟宪章等人。吴藻溪、雷启汉、漆文定等人回忆：吴藻溪与许德珩在北平认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期间，平津各高校教授19人联名宣言，要求团结御辱，他们同为签名人。抗战胜利前后，吴藻溪按照徐冰（中共南方局文化宣传委员会秘书兼文化组组长）要求，为团结国民参政会民主分子，“数度前往下罗家湾稚园即许德珩（国民参政员）及其妻室劳君展的住宅，与许德珩漫谈时局”，并“分别向徐冰和潘梓年先生（《新华日报》社社长）汇报了访晤许德珩的经过及所谈的内容……稍后，许德珩对吴藻溪说，他去找过徐冰和潘梓年先生，徐冰也来找过他，彼此谈得很好。”以后，几次联系，出于共同的政治意愿，褚辅成、王卓然、孟宪章等参加进来。

当然，也不排除通过其他途径参与到座谈中的成员。期间还有部分经济工商界人士，至1945年初，政府迁都事息，抗战形势稍有好转，他们退出了座谈。

座谈没有固定的地点，先是在许德珩家有几次，由于话题多与政治有关，为了安全和方便，座谈地点有时放到督邮街广东酒家、中苏文化协会或别的地方。后来，参加的人多了，座谈地点改在重庆自来水公司打枪坝职工宿舍。税西恒是自来水公司总工程师，有经济承受能力，公司还有专门的伙房。税西恒搬到两路口新村五号（兰园）后，座谈地点也随之转移于此。

由于成员来源不一，孙恭顺据税西恒回忆：当时的座谈会，既无名义也无召集人，不定期的聚集座谈属于自发的组织结合。也没有固定的座谈地点，导致座谈的形式比较松散，始终没有正式的名称。据潘菽回忆：接近抗战胜利的日子，这时有一部分同志感觉到这个会应该有一个名称。许（德珩）老曾提议可以名“民主与科学座谈会”。大家对此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个名称也没有向外公开用过。

孙恭顺据回忆：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生效的日期，当日上午一早，座谈会的人士就去康川兴业公司聚会欢庆，到会共十一人。中午，西恒师在重庆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餐厅设宴招待，席间大家提出我们这个座谈会总应该有个名字，于是相继提名。最后褚辅成说：今天是九月三日，是日本投降签字生效的日期，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是否取名九三座谈会，当时大家一致赞成。

吴藻溪回忆：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国民政府宣布庆祝抗日战争胜利，重庆全城即日起放假三天。这天，座谈人士在中苏文化协会聚餐，商定成立了九三座谈会。

作为九三学社的雏形，“九三座谈会”由此成为九三前辈先贤进行座谈首次采用的正式名称，并在1946年1月9日见诸《新华日报》报端。从此，9月3日成为九三学社创建日，也是九三学社逢10重大纪念日。

其二、作为过渡，九三座谈会为九三学社的成立奠定了必要的组织和政治基础

九三座谈会的成立，契合了部分九三前辈先贤希望把座谈以组织形式固定下来的愿望，但依然没有指定具体召集人，也没有提出鲜明的政治主张，只能是一个有了名称的松散性座谈组织。

随着抗战胜利，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共两大主要政党政治与军事较量日渐显现，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战略选择。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和平作出了积极努力，特别由“重庆谈判”引发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彰显国共双方的政治态度和战略趋向的同时，让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民众看到了和平的希望。受此鼓舞，包括经济工商界、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希望政治协商、和平建国，并组织以身份认知的党团，争相为维护和平、反对内战发出声音，作出自己的政治贡献。

刚刚成立的九三座谈会显然不符合这一历史潮流。于是，九三前辈先贤们顺时而动，于1946年1月6日在中苏文化协会召开了“九三座谈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西曼、何鲁、刘及辰、潘菽、吴藻溪等20余人。1月9日，《新华日报》刊载了《学术界举行九三座谈会》消息。

作为会议成果之一，命名了九三学社。据吴藻溪等回忆，筹组成立学术性党派组织，大家意见一致，但对组织名称争议较大。许德珩、潘菽等人认为，“九三座谈会”弱化了党派性质，建议改为“民主科学社”，“民主”、“科学”是“五•四运动”的旗帜，应予发扬光大。褚辅成等人则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民主”、“科学”的提法政治性太强，不利于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进来，还是沿用“九三座谈会”为好。吴藻溪折衷提议，为了继承“五•四运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传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起见，这个学术性的党派应当定名为九三学社。经全体一致无异议通过。

作为会议成果之二，决定成立筹备会，推诸辅成、许德珩、张西曼等筹组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一次建立了名义上的领导集体。据漆文定回忆，作出这样的人选安排，是因为（当时重庆处于国民党专制高压之下，成立进步性党派组织风险较大。而）褚辅成是（国民党元老、）国民参政员、中国法学界老前辈，弟子门生满天下；许德珩是国民参政员、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张西曼是（蒙藏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苏文化协会会长（是常务理事，会长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国民党反动黑暗势力要对他们下毒手，就不能不考虑后果的严重性。

作为会议成果之三，表明九三学社以知识分子精英为主体，是学术性政党。会议明确参会者，是学术界（人士）举行九三座谈会。《新华日报》相关消息特别提到，“诸辅成声明是以前任上海法学院院长（刻意凸现知识分子身份）的身分出席，警告大家要小心提防某种分子假造民意，破坏民主宪政运动。”特别是冠以“学社”，更似一个学术性组织，旨在对知识分子产生吸引力，扩大组织。今天，九三学社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无疑奉此为窠臼。

作为会议成果之四，第一次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展示出九三学社的政治性、政党性。会议首先检讨了新疆问题，其次交换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一致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必须完全公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会议决定，声援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各代表完成他们所负的历史任务。它标志着九三学社正式树起了争和平、要民主，反内战、反独裁的大纛，并作为代表广大知识分子利益的党派，投入到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

九三学社筹备会成立以后，作为重要历史节点、为九三学社成立奠定组织和政治基础的“九三座谈会”正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至5月4日，九三学社作为一个学术性党派组织正式成立，选举16名理事、8名监事。5月12日，九三学社在兰园召开理监事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由税西恒主持。会议决定总社迁南京上海，在其他地方建立组织，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雪岩、潘菽、黄国璋、吴藻溪为常务理事，卢于道、詹熊来、粱希为常务监事，九三学社尝试建立起相对稳定、权威的领导集体。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38—1947）

[2]《中国党派》中联出版社，1948年

[3]《科学运动文稿》（农村科学出版社，1946年11月7日

[4]《九三学社简史》学苑出版社，2005年

[5]周韬：南京国民政府文化建设研究（1928—1949）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9。

[6]《九三学社概要》1949年6月17日

[7]《税西恒老师二三事》九三学社中央网站“社史研究”栏目

[8]许德珩、吴藻溪、潘菽、卢于道、雷启汉、漆文定、谢立惠等人回忆（杨开奎 郭  祥 此文获九三学社第六届理论研究与社史研究工作研讨会征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