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主要的民主党派，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立。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反复的权衡比较和长期的思想博弈，甚至付出血的代价，从最初的相互排斥、对立到逐步了解、信任，由初步保守合作到全面团结合作，从同情、支持、靠拢共产党，到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郑重选择多党合作，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一

心系国家前途命运是民主党派选择跟共产党走的原生动力。

近代以来，面对民族兴衰、国家安危，许多仁人志士不懈探寻救亡图存之道，提出和实践各自政治主张，通过组建不同政党，效仿西方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迷失了正确方向。蒋介石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后，国民党成了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形成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局面。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把握了时代趋势、历史走向与人心所向，逐步成为20世纪20年代后与国民党相对立的政党。

民主党派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逐步孕育、产生，有的从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政党和团体中分化出来，有的从国民党进步力量中产生，也有的在抗战期间酝酿筹组，还有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成立。他们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党不同，不是议会中不同政治派别斗争的产物。

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及爱国民主人士。由于帝国主义根本不想扶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独掌纷乱复杂的政治舞台，国民党实行一党独裁，并对一切民主力量限制和压迫，民主党派缺乏革命主张与魄力，没有能力承担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民主党派虽不乏“社会精英”，但缺乏高效的组织，只能形成一些基本由代表性人物组成、力量分散、人员较少的党派，从成立伊始就以温和的改良派政党出现；由于民主党派不可能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但为实现自身目标，必然去追随一个彼此认同、有能力和魄力并能够支持、团结、带领自己的政党前进。

心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始终是民主党派不变的情怀和追求的目标，这就决定了与生俱来的进步性。正是这种进步性，民主党派怀救国救民之志，游历四方寻求治国的良方妙药，提出和实行“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等各种主张，并以进步的眼光逐步看到了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以进步的心态逐步领悟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才能真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这是民主党派注定 跟共产党走的基因。

二

团结抗战是民主党派选择跟共产党走的历史源头。

民主党派成员多是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以其特有的社会面貌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分量不小；在国民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文化教育界、政治经济界、科学界以及爱国青年学生、华侨中有地位，影响不小；创办了许多报刊引导社会舆论影响政治走向，在政治上十分活跃且步调基本一致，力量不小。民主党派十分清楚，国共两党的关系决定着中国政治的走向。国共两党也十分明白，民主党派支持谁，谁就居于政治上的优势。

民主党派成立初期的政治纲领主要是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这同共产党以反帝、反封建为斗争纲领基本一致；民主党派为了救国救民，必须寻求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侵略行径和国乱家愁的惨状，爱国主义具有的巨大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把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外战战兢兢，对内刚决残酷。共产党率先提出红军愿意同全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民主党派同感共产党民族精神和民主意识的觉醒，热烈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对蒋介石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发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民主党派对国共两党做出公正评判：“只有最坚决抗日的，才能做中国的天然领袖。”

在民族危亡关头，团结抗战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实行合作的实质性共识。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纠正了“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主张，确立了争取、团结民主党派的方针。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正确估计当时政治形势，理论论证了“各党派合作抗日的相关问题”，明确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精辟分析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的“两重性”兼具，指出革命不仅需要主力军，还需要同盟军。从1936年2月到8月，中共中央先后呼吁立即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以及各党各派提出六项共同行动纲领，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主动改变国难当头两个政权的对立；毛泽东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亲自致函各党派、民主人士、学术师友、社会贤达共70多人；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共产党还建立“三三制”政权，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方力量共同抗日。

民主党派深感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不计十年前国民党“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的前嫌和仇恨，以极大的政治胸怀和社会责任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党的让步，应以行动积极配合；民主党派要生存和发展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只能同共产党结伴同行。“皖南事变”爆发,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大为失望，蒋介石没有料到会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遣责、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更没料到民主党派会完全同情并站在共产党一边。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民主党派从全面抗战之初对国民党寄予厚望，到把实现民族解放的希望重新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彼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并形成了遇事相互协商的传统，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

三

走“第三条道路”最终失败是民主党派选择跟共产党走的重大转折。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斗。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在蹒跚寻路中，有些人仍然存在着某种幻想，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1945年的旧政协会议制定的和平建国方案较充分地体现了他们的政治主张。但用和平改良的办法让独裁国民党政府“刷新政治”，在劫难逃。旧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制造了重庆“较场口事件”，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等。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1947年7月蒋介石又发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部署对民主党派的更大迫害。民盟被迫宣布解散，民建、农工党等民主党派只能转入地下。

血与火的斗争洗礼使民主党派的领袖们深刻反省：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在人民与反人民、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任何对美国及蒋介石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无益于自己与人民。民主党派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最终历史性地选择与共产党合作，从旧民主主义的泥泞小路跨进新民主主义的光明大道。

四

争取民主自由是民主党派选择跟共产党走的价值追求。

民主党派的命名本身就体现了“民主”思想。民主党派核心的政治诉求是民主，推动民主、争取和平是民主党派重要的政治实践。国民党为了坚持其独裁统治，摧残国统区民主力量、消灭异己,而且动辄以“异端邪说”为由迫害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对擅自组建的政党千方百计予以瓦解。

共产党以开阔的政治视野和宽广的政治胸怀，将民主党派作为同盟者，真心帮助民主党派走出困境，推动帮助或直接指导民主党派建立组织，在政治原则基本达成一致的前提下，通过访谈、聚会、座谈、祝寿,以宣言和声明等互相声援，在各种重要会议上互相配合以及在经济方面互相支援。在旧政协会议中，共产党与民盟留下了“主动让名额”和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的“君子协定”两段佳话；从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举行的各种形式的聚会有120次之多。在这种合作互动中，共产党彰显了领导力，赢得了真诚的朋友和不诲的诤言；民主党派显示了自身价值，获得了前行的动力和奋斗的方向。

1936年，宋庆龄、沈钧儒、陶行知等发起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9年，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的周恩来，经常接触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1941年，以一部分共产党员、国民党民主派和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级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组成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成立，锋芒直指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1年3月，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以部分国民参政员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由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的成员及其他人士联合组织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成立。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此外，在重庆成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九三学社也是在共产党南方局的帮助和支持下得以成立的。

民主党派普遍萌生了对国民党的失望，与共产党找到了追寻民主的共同交汇点，一道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为争取民主自由斗争。从1946年到1947年5月，民主党派支持和参加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成为这个时期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重要力量。民主党派拒绝参加伪国大，拒绝投入国民党怀抱，稳稳地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

1948年5月5日，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纷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之后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以《共同纲领》为政治基础，一致宣布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民主党派一次脱胎换骨的飞跃。

五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民主党派的发展。

民主党派的发展历史，从一个重要方面展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从四分五裂、积贫羸弱走向独立统一、繁荣富强的壮美画卷。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自然而然。正如周恩来所说:“单是有了历史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党的政策，党领导得正确，才能使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

什么是领导？毛泽东诠释“领导是带路的意思。”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民建领导人孙起孟1986年11月针对国内外有些人的各种错误看法，特别强调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把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混为一谈。”

实践已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民主党派的发展，就没有多党合作的良好格局。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的超大规模的国家，要求政党制度必须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共产党是社会整合的中坚力量，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扩大了社会整合的边界与张 力。

中国的政局要稳定，多党合作这个政治格局必须稳定；中国的社会要和谐，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必须和谐。实现我国政党关系长期和谐，根本在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者：陈延武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