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于1998年至2006年为王选老师做秘书，8年时间，耳濡目染了大师的工作状态、行事风格和人格魅力，也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此时此刻，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王老师熟悉的身影。他看上去是位典型的大学教授，待人谦和敦厚，真诚坦率，没有名人架子和官气。安排我工作时和颜悦色，充分信任，从来不用命令式的语气。工作的前几年，我的孩子还小，到了下班时间，他如果工作还没结束，总是不忘叮嘱我早点下班。

王老师是学数学出身，计算时间的单位常精确到分钟，紧张的工作节奏使他总在赶时间，走起路来步履如飞，有时我得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说话语速很快，记忆力惊人，一件往事，能具体到年月日甚至某时。王老师的报告精彩纷呈，文章平实精炼，闪耀着独具魅力的科学思想、人文情怀与智慧。

2000年，王老师不幸身患肺癌，他泰然立下遗嘱，笑对病魔，顽强抗争，临终前，他用停止输血践行崇尚一生的“好人观”，奏响了一曲超越生命的华彩乐章……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虽逝，风范长存。从2006年到现在，11年间，在陈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在九三学社、北京大学、北大计算机所和方正集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领导下，我以宣传王选事迹为己任，和同事们一道做了不懈努力：建成王选纪念陈列室，作为九三学社和方正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迄今为止接待各界参观者数万人；开设主题报告“王选的世界”，已在大中小学、图书馆和政府企业宣讲100多场；撰写了《王选传》一书并两次再版，编纂了纪念文集、王选画传等，还举办了其它形式多样的宣传纪念活动，包括这次与央视合作拍摄纪录片。

通过上述活动的不断深入推进，我们接触和积累了大量感人事例和资料，对王选精神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

一是百折不挠的奉献精神。1958年，王老师的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家庭遭遇重大变故，20岁出头的王选坚持参加北大计算机的研制工作，每天工作至少14个小时，甚至连续40个小时不休息。疲劳加上饥饿，使他得了重病，被医生诊断为不治之症。他边与病魔抗争，边通过收听英语广播提高英语水平，并进行软、硬件结合的科学研究。动乱年代，他被扣上了“偷听敌台”的帽子打入另册，却用了几年时间设计了新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写了十几万字的设计方案和科研论文。1975年，他开始从事照排系统的研究，更是全身心投入其中，与陈堃銶老师和同事们顶住外界种种怀疑、系统难题频出、国外厂商大举来华等巨大压力，艰苦攻关，十八年不休息，研制成功汉字信息处理与激光照排技术，掀起了一场“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他身上有一种打不倒、摧不垮、百折不挠奉献科学的精神。

二是永不止步的创新精神。谈到创新，王老师曾说过一句精彩的话，“我以为除了太太不要变，别的都可以变”。在设计照排系统时，他采用颠覆性的创新方法和技术跨越，往往这一代还在研制和试用，他就开始设计速度更快、功能更强的下一代，接连设计了六代产品，最终赢得了市场。在应用照排系统告别铅与火的同时，他又在规划着告别纸与笔、告别传真机、告别分色机、告别胶片……这正是他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的体现。

三是细致踏实的工匠精神。在陈列室中，展示着王老师设计系统和修改字模信息的手稿，在他家里，还保留着2200多页这样的手稿，每页都比A4纸要大，工工整整，密密麻麻。他曾设计了几个专用芯片，都是一次成功，因为芯片不能重做，每天都要不断地检查，白天没有时间，就在晚上工作。有的设计方案是在出差的飞机上，甚至是在公交车上想出来的。

四是淡泊名利的大家精神。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研制系统最紧张的时刻，王老师谢绝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赴美邀请，婉拒了港商月薪6万港币的许诺。功成名就后，他把获得的奖金或捐献，或设立基金奖励青年人才，总共有上千万元。自己却倡导节约，处处俭朴，到外地出差，总是坐经济舱，住标准间。他的手稿大多写在废纸背面，密密麻麻，几乎不留空白，以至于复印时要缩小比例才印得下。他的领带很长时间只用一条，手表修了多次也不肯买块新的，眼镜更是戴了十多年，直到去世。

从王老师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顶天立地的开拓精神，甘为人梯的大师精神，挑战生命的超凡精神等等。

今后，我们要继续开动脑筋，加大宣传力度，让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像王老师期望的那样“超越王选”，将王选精神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为建设祖国的美好明天贡献力量。（此稿为王选生前秘书、王选纪念陈列室主任丛中笑在纪念王选同志诞辰8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